阿沛・阿旺晋美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1年。当时我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和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一起，正在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适逢“五一”，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啊！你们从远道来，一定很辛苦了！”我门也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看着千千万万游行群众欢呼雀跃，真诚热爱毛主席，看着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如此兄弟般地对待少数民族，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我感到，那个民族压迫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到了。

　　西藏从元代起就正式成为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和发展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责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近代，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在清政府时期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汉藏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使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情况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在排除了重重阻碍以后，我们在1951年4月下旬来到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双方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于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十七条协议”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一项光辉成就。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正式接见我们，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一切工作的宗旨，就是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谋利益。

　　当晚，为欢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宴会开始前，毛主席又同我谈话。主席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我说：“你看，国民党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划到了工布江达一带，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我们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昌都地区过去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毛主席的这个决定，是根据西藏的实际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工作，并在许多方针政策性的大问题上，给予了英明的指导。协议刚签订，主席就指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同志：“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

　　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和我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当时，斗争出现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局面。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当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身份随同前往，负责同中央联系，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本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百般阻挠；而当时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业已撤消。毛主席根据这些情况，分别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他们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三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着西藏革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5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即将离京前，毛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也在场。毛主席又一次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接着主席又说，今后西藏要重视发展经济文化，你们这次不能空着手回去。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大批衣机具。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派了以陈毅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这在藏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关怀，进一步密切了两藏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主席、党中央及时作出了1962年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策。毛主席说：“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尽管我们在西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西藏反动派看到广大农奴群众日益觉醒，改革迟早终会发生，居然孤注一掷，在1959年3月策动了叛乱。4月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并教导我们，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主席还就今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并一再强调，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叛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1959年国庆节，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主席又专门找我们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并说，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协议执行。按照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精神，中央制定了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许多具体政策。在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中，也产生了某些“左”的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平叛和改革是顺利和成功的。除对叛乱的农奴主实行没收政策以外，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其他上层人士，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这也是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成功的创举。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罪恶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理和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创造性地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幸福，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史册上。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藏也未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影响下，在西藏多年坚持，行之有效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我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也难以工作了。1966年9月29日，周总理亲自派飞机把我接回北京。“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得知我已回北京，当即就要见我。由于没有想到主席要在天安门上见我，所以当时我身边没有带翻译，我那时还不大能听懂汉语，所以未能和主席更多地交谈。1970年“五・一”，又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受我国政府邀请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登上天安门，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这时毛主席看见了我，就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么盛大的场合，我身旁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和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成了老朋友，他每一次到北京，我一般都能见到他。见面时，我们还经常谈起毛主席介绍我们认识时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在这一二年间，主席显得苍老了许多，表情也十分沉重。他握着我的手，十分关怀地问我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我一一作了回答，并目送着主席离去。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永诀。

　　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真诚地关怀各民族人民，真诚地帮助西藏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带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未来。他为各族人民的解放、

　　幸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值得永远怀念的。从我个人来说，能在西藏和平解放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出力尽责，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钦命大臣，走到了人民革命一边，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和毛主席所代表着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感召，和毛主席多年的教导分不开的。自1980年以来，中央召开了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确定了一系列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使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西藏人民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幸福的笑容。从他们的言谈中，时时表露出对党在西藏的新政策的满意和感激之情，我愿把这些幸福的微笑和由衷的感激，编织成一条洁白的哈达，敬献给九天之上的毛主席！

　　雷洁琼

　　那是在1948年冬天，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渴望北平早日解放。11月中旬的一天，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出现在公路两旁的据点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颐和园、香山都解放了，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纷纷走出校园去迎接和慰问解放军战士。当时，中共中央派张光年、张宗麟等同志来学校宣传党的政策，并作解放北平城里的准备。燕京和清华师生还邀请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来作形势报告，两校师生员工心情振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想作垂死挣扎，派飞机来轰炸，在燕京大学操场上投下几个炸弹，这更引起两校师生的愤怒和痛恨。

　　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的马叙伦同志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并由我陪同去。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华北解放区。这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1949年1月中旬，我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张东荪。我们都是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苏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行4人由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援前线，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向我们讲了许多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说说笑笑，忘却了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当地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出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乘着吉普车经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幕色苍茫中到达平山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同志从1948年5月到1949年3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略，胜利地领导全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洁。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来同志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才50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时，周邓两位同志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好些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同志的预言应验了。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同志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同志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他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泽东同志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二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自己谈话不多，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当我们告诉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华、燕京两校的教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时拒绝离开，在解放前夕，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毛泽东同志对这些情况听得认真，并且十分高兴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志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

　　内地和边疆地区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术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义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我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欢聚一堂，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务。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第一次妇代大会的会议。我们又同当地农民一起次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人兴高采烈。我们决定1月30日赶回北平，参加2月2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典礼。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上一起，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朱学范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形象以及他对我的深情厚爱，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永远铭记在心。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愿将多年珍藏在心里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和敬仰的毛泽东主席的不尽的思念。

　　在重庆的接见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1945年9月10日在重庆。

　　8年抗战，终于赢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我国百年来在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的胜利，这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英勇奋斗的结果。

　　8月的重庆山城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浸沉在喜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如何发展，国家前途命运如何，内战危机能否消除，和平建设能否实现，这些问题为人们十分关怀。8月28日，中共中

　　央主席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从延安乘飞机

　　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会

　　谈。这个消息顿时使山城人心沸腾起来，对毛泽东主席为谋求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不畏艰危的大智大勇的行为，产生了无限钦仰之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对他们进行了团结工作。9月10日，我和易礼容受到约请，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我久已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他身穿一身整洁的蓝布中山装，身材健硕魁伟，态度谦逊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度。

　　当时，国共两党谈判正在进行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的商谈。毛泽东为什么在百忙中还要接见我和易礼容？因为当时迫切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10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的问题。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我详细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要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我同意他的意见。9月9日，周恩来给我送来了亲笔信，重申以董必武、邓发、章汉夫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意见。当天，我去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要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否则，中国劳动协会也不去参加，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工会已不分社会制度和党派联合在一起，劳协如果单独去会不受欢迎。那时候，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有压力。英国工会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一再催问：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什么时候动身？顾维钩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打电报，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

　　对解放区的封锁。所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安排了这次接见。他听到我坚持并争取到邓发参加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的消息时，频频点头，用郑重的语气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他还向我们阐明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的解决。他的谈话增强了我为全国工人争取和平民主，把工人运动与整个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决心和信心。

　　我会见毛泽东主席的第二天，就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巴黎。接着，邓发从延安来到重庆，取到出国护照，也乘飞机来到巴黎，同我一起出席了世界工会大会。

　　在哈尔滨收到的电报1947年12月，同我一起在欧洲开展国际活动的刘宁一（接替邓发的职务，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世界工联候补执行委员、理事）在伦敦对我说：“党中央已经同意你取道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我陪你一同去。”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解放区这个新天地，早就吸引着我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去竭尽绵薄。

　　我是在1948年2月28日到达哈尔滨的。29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激情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衷心表示竭诚拥护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族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我非常荣幸地在3月4日接到了他们的复电：

　　朱学范先生：

　　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致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

　　三月四日

　　这份电报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到了解放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同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这使我走上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当时，我对访问我的《东北日报》记者说过：“以我近三年四度赴欧，又从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亲身经历，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必胜，世界民主国家反对美帝统一战线必胜，实毋容置疑。这种胜利只有在先进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我刚到解放区，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激励我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走自己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我们这批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从沈阳来到北平。一个令人欢跃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于3月25日从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来到北平。我怀着崇敬和万分喜悦的心情同毛泽东主席重新会面，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到他的教导。仅举一例：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人运动的讲话，是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这篇讲话还未曾收入《毛泽东选集》。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弥足珍贵。毛主席讲话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这次会议在这个形势下开是很需要的、必要的。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的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参加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在大会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方针的时候，我是举手赞成的。但是，对这个工运方针的深刻意义不完全认识。毛主席的这番话，对它作了透彻的解说。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作必须走自己的道路。40多年来，特别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我高兴地看到，全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工人阶级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力军

　　在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教诲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56年我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与我的谈话。当时，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全国总工会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决定在全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从此，全国广大职工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地打破技术经济定额，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以全面地、均衡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目标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兴起，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生产者。为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表彰先进人物，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4月30日至5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此之前4月20日至26日，邮电部和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2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我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到会议在五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玛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讲了一段话。他说：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

　　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我把毛泽东主席的教诲铭记在心上。5月10日，我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闭幕词，其中就提出：只靠一个人达到先进的水平，终究是有限的。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使所有劳动者共同达到高度的先进水平。因此，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作者的合作，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合作，先进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学习，都是十分必要的。这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证明，工人阶级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且是改革开放最坚决的实践者和主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技术应用于生产，仍然必须由掌握相当技能的工人和直接参加生产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实现，所以，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工人阶级的肩上。

　　在这纪念敬爱的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重温他老人家的教诲，他的声音，又荡漾在我的耳边；他的崇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将永远成为鼓励和引导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屈武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从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日益壮大，解放区日益扩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比抗战初期大大提高。国统区内民主力量也大大增强。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统治集团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为广大人民所不满。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实现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当时的大形势。

　　蒋介石如马上发动内战还有顾忌，因为当时国内国际舆论都反对中国内战。蒋的军队尚偏处在西北、西南，在政治宣传上和军事布置上，都未取得优势。中国共产党对其内战阴谋一再发出警告，国民党百孔千疮，内外矛盾重重，使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欺骗人民，争取时间作军事部署，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大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到重庆。这不仅轰动了山城，也是举世震惊的大事。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得到举世称颂。柳亚子赋诗称颂毛主席重庆之行是“弥天大勇”。

　　毛主席在重庆43天，真是日理万机，周旋不断。除了直接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外，为了使各方面了解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和意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支持，毛主席广泛地接触了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和各党派的各方面代表人物，以及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和国际友人、各国记者。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关系国家前途，举世仰望。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8月31日下午3时，毛主席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负责人。先是由王炳南通知我们，要我们近日不要离开重庆，周恩来同志已请示毛主席，将在近日接见我们。我们都非常兴奋，等待这个时刻到来。当日上午我们得到了通知。下午3时前我们相继到达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先在客厅等候，由王若飞、王炳南、徐冰陪同接见，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被邀的有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和我8人。毛主席随即来到客厅，笑容满面，挥手致意，连说：欢迎！欢迎！”王炳南把我们给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以手示意说：“请坐！请坐！”

　　毛主席坐下以后，我们就围着毛主席成圆形坐下。我和王昆仓同志坐在主席左边，周总理坐在毛主席右边。坐定后，毛主席讲话，他说：“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反映的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

　　周总理要昆仑先发言。他大意说，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毛主席环视大家说：“谢谢你们。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8个同志相继发言，主要是反映蒋介石政权假和谈、真备战的一些情况。

　　王昆仑谈了他出席当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王昆仑是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六大代表。蒋介石在这次会上对一部分中委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从这次代表会上蒋政权的一些言论措施，足见企图消灭共产党的野心。这是蒋介石的基本策略，和谈姿态，不过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企图集中军力进攻解放区。

　　不记得当时是哪位同志告诉毛主席，在国民党六代会上，由于王昆仑同志在会上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有人反映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发其怒，10日下午亲到大会大骂王昆仑说：“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指其夫人曹孟君）。全场大哗，反而引起大家对王昆仑讲话的注意。王昆仑从容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蒋介石的表演，说明他坚决反共的内心世界。事后，蒋知失态，曾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请同志们不要在意，并派黄少谷向王昆仑解释误会。这是一次难以粉饰的暴露。于右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讲这场斗争的，许多同志作了补充。毛主席莞尔而言曰：“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王昆仑补充说：“这次我虽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个人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目前这样做，为了掩盖他的内战阴谋，欺骗全国人民，以应付中共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的倡议。如您不来，他就将破坏和平之责推到中共身上。他蒋介石没有想到您敢于冒险犯难大义凛然地来到重庆。打破了他的阴谋，已经取得一次胜利。您到重庆，使举世皆知中共谋求和平诚意，气势就压倒了反动派。毛主席今天和我们谈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见毛主席态度随和，无拘无束地谈着。有同志说：“蒋介石心狠手辣，还要请主席注意安全。”

　　侯外庐说：“这次和谈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恐怕好事难成。”

　　毛主席右手把下巴一抹，笑道：“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苛能求全，不惜委曲。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通过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以和谈为幌子实际仍旧是

　　搞独裁内战。这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尽力阻止内战。内战不仅会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而且又危及世界和平。”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振兴之路，就是和为贵，其他打算都是错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时，作了长谈。二位老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教育意义了。我谢谢大家关心。不过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说到此，毛主席掏出怀表看了看，几位同志都同时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5点30分，毛主席望了一下王若飞同志说：“看来，我同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们有缘份。我们谈得很投机嘛！”

　　王若飞同志征询了毛主席意见后宣布，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那是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毛主席举杯向大家敬酒。吃不久毛主席因有别的事情要应付，说声“失陪”后先行退席。饭后，由王炳南告诉王昆仑、许宝驹和我留下，说毛主席还要和我们谈话。

　　到晚8点，毛主席处理好了别的事情，我们3人被召到另一间房里，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在座。毛主席说：“对不起，劳你们等久了，请坐。”接着说：“我很想再听听你们的谈话。你们可畅所欲言。讲讲国民党元老的看法及其他方面的反映。”

　　在王昆仑和许宝驹向毛主席讲了各方反映之后，我说：“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各方面反映都非常强烈，称赞主席的大智大勇，很得人心。国际反映也很强烈。昨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对我说：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是中国和平的曙光，将会轰动世界。在对日作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分歧，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和创造新的民主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增长。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有关中国前途。如果和平谈判成功，对于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将起推进作用。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也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他们也希望和谈成功。”

　　毛主席说：“屈武同志是于右任先生女婿，又是蒋经国好友，请谈谈他们的看法。”

　　我说：“主席这次谈判，出于国民党元老的意料之外，很多人都以为主席不会亲来，而是派人来谈。于右任先生对我说，蒋介石很可能是单相思，毛主席未必亲临重庆。主席抵达重庆后，于先生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也说，毛泽东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右任对张治中说，你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和邵力子等人也都表示，毛先生能来，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至于蒋经国他说：‘谈得好是好事。’但他这句话含义是怕难得谈好，这中间就有文章。总之举国上下，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极望和平。但一些掌实权的人，他们怕中共得势于他们不利，妄图消灭共产党，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扩大他们的权势，使中国仍像抗战前一样，由他们统制。蒋介石是这些人的总代表。他们认为可以消灭共产党，

　　因为他们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共方针受到美国的支持；已取得全国胜利果实和美国军援。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一股反动势力是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想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他们不愿听。他们想的是内战独裁。”

　　毛主席说：“他们想在内战中捞得好处，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还手之力，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要是那样好摆布，他也不会请我来谈判了。敢入虎穴，就不是畏虎之人。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战后人民的普遍愿望。即便前进道路会迂迎曲折，斗争会十分复杂，有时要委曲求全，但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

　　王昆仑同志说：“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他们没想过，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作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所以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有限度的。”

　　我们3人又谈了国民党内部矛盾方面和国民党口蜜腹剑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作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得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量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毛主席也谈了于右任先生的诗词书法，他大意说，于先生书法、诗词功底都很深，他为新华日报题写刊头，听说写了十几张，可见他认真的态度。我告诉他，于右任先生几乎天天写字。他说，“可惜我没他那么多时间。”当毛主席再看表后说：“快天亮了，谢谢你们！”我们才告别毛主席。这次会见，虽是在秋天的山城，让我们都如坐春风。我们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回到延安后，在对干部讲话时提到重庆之行说，“小民革”的朋友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周总理对“小民革”同志讲话时，也特别提到毛主席对“小民革”同志的赞许。可惜当时不能记录，时日久远，记忆不周，如有乖误，由笔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