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
50年代初，一天深夜接到通知要我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我去的特别早，会场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我说，主席您早。他笑笑说，我的公事刚办完，等和你们一起开完会，我再去休息。你是北京农大校长，我劝你们农业大学应该搬到郊外去，应把校址设在农村，或靠近农村，这样便于和农民接近。我说，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址是有历史根源的，清末就叫农科大学，但离城太近，附近搞不到大的农场，对教学和科研不利，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做，把农大迁移到郊外去。（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农业大学从公主坟迁到海淀区马连洼，周围都是农村。）毛主席还对我说，我不劝你真像农民那样参加劳动，但作为农大校长，拿个锄头耙耙地，做个榜样很有必要，这可以起带头作用。我听了很受教育。
1952年9月，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工商界人士情绪低落。毛主席劝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发表一次讲话，鼓舞工商界人士振作起来，搞好生产。黄任老决定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讲话，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然后将讲话稿印发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当9月4日将讲稿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黄炎倍的讲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1）他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2）他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毛主席修改后还写了封信给黄任老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讲话稿发给全国各地后，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情况很好，因此，工商界中流行一句话：“难忘的一九五三年。”（请参阅《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页、443页、444页。）
1956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同年11月间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民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中间，大家开展讨论，对有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会后，黄任老写了封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1956年12月4日回信。赞扬这次会“开得很好”，并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
是好消息。”这封信第一次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社会总充满着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毛主席还填写了《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词，书赠黄任老，以答谢他历次赠诗的雅意。（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5页。）
黄任老告诉我，他有时收到国内著名画家的作品，请他转呈毛主席。每次黄任老都转送上去。事过不久，毛主席交给黄任老几百元钱，请他代为转送给几位画家，以表示对他们赠画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