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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初期,胡乔木来到了中共的领袖、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胡乔木以“渊博的常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言辞”获得了“才学超群的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的称誉,他身后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文章,这些构成了中共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胡乔木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喜剧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关于作者:尚定,1964年1月出生于安徽庐江。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1991年获博士学位。1986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另著有《走向盛唐》、《胡乔木与毛泽东二十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译著《出使莫斯科》等多种。现在中央机关工作。

  胡乔木目睹了毛泽东一刻不停的忙碌,感受着20世纪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同时也开始体味并分担着这位历经磨难的伟人在严峻岁月里的焦灼和思虑。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清晨,刚刚开完政治局会议的王若飞,顶着西北风,从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匆匆赶到大砭沟中央宣传部驻地,来到胡乔木家中。王若飞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将胡乔木拉到一边。他郑重地通知胡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

  王若飞是中央秘书长,他的通知自然是中央的决定。这太突然了,胡乔木一愣。

  “九一八”以后,胡乔木投身抗战的洪流。他走出水木清华园,放弃了对他来说顺理成章的书斋生涯,来到大后方,踏上了许多学者十分陌生的道路。在短短的几年间,他做过教员,办过报纸、刊物,当过编辑。

  1932年,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1936年,胡乔木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胡乔木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是中共在上海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之一。

  做秘书工作,对胡乔木来说,是一个新行当。而毛泽东要调他做秘书,更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胡乔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第一次面对面地和他心仪已久的伟人谈话。谈话出人意料的短暂,原因很简单,毛泽东太忙了。

  胡乔木很快地熟悉了毛泽东那里的工作。一天,当胡乔木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毛泽东正在看一份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校对是老本行,他想从帮毛泽东校对文章开始他的工作。

  “主席,我来干这个事吧。”胡乔木走到毛泽东的身边,轻声地说。

  “校对这件事可不容易,古人所谓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对出来。你这才算找对任务了。”毛泽东向胡乔木招了招手,指了指剩下的那堆校样。此后,胡乔木日常工作是替毛泽东校对文章、掌管文书。

  毛泽东鼓励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社论。而在报社看来,胡乔木的那支“笔杆子”,早已将他带入延安的“才子”行列。

  6月8日,人们在《解放日报》读到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

  两天后,《解放日报》再次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七天后,又是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国民党缺少什么》。

  延安机关的人们,开始认识新到中央的胡乔木。

  陕北的春夏交替出奇地快,人们几乎没有感受到春天,时节已悄然进入盛夏。为了便于工作,胡乔木的办公地址由杨家沟迁到了枣园。他开始合着毛泽东特有的节奏,步入中国革命的交响曲殿堂:胡乔木目睹了毛泽东一刻不停的忙碌,感受着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人物的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同时也开始体味并分担着这位历经磨难的伟人在严峻岁月里的焦灼和思虑。

  上半年,战火在欧、亚、非大陆燃烧。耐人寻味的是,战争打到这时,世界两支最重要的力量―――美国和苏联却没有被卷入这场大战,拉开坐山观虎斗的架势。但是,随着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其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这种局面被彻底改变。

  在中共看来,苏、德战争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战争来得如此之快,却又是出人意料的。在此之前,毛泽东最担心的是英美与日本可能达成妥协,牺牲中国,反对苏联,使慕尼黑阴谋在东方重演。另外,由于德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着国民党的抗战态度,皖南事变就有在英美与德意日两大军事集团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蒋介石有恃无恐的因素。因此,中共对德国动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胡乔木回忆说,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非常紧张,经常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当时有个苏联人在延安,他的任务就是催促八路军打到东北去,急得不得了。苏联很难了解中国。对中国党的政策、方针,他们不理解,只说中共不支持他们。

  毛泽东深知,中共必须对这场战争的进程作出预测,并将其宣传出去,以表明中共对于时局的看法,藉以最大限度地稳定人心,敦促局势向有利的方向转化。

  28日下午,毛泽东叫来胡乔木,要他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是《苏必胜、德必败》。毛要胡抓住四点来写: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苏联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战,士气民气正旺盛;第二,德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已扩至极限,而且其战略战术长短优劣经过两年的战争已多大白于天下,容易引起被侵略者的注意与防御,苏联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第三,德国法西斯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被攻击之中,随着战线拉长战区扩大,供给和联络就有可能被切断,这些困难都是苏联所没有的;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他还说,苏联的胜利并非唾手可得,重大的牺牲与一时一地的挫折也还不可避免;但全人类和全中国的战斗信念是:中必胜,日必败;苏必胜,德必败。

  毛泽东要胡乔木立即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他等着看。一个小时后,胡乔木将稿子送至毛泽东的手边,毛稍作了修改。

  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

  时局的发展,没有出乎毛泽东的预料。

  毛泽东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以及对于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其意义显然不仅仅对于欧洲战场的判断,对于国内战局也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胡乔木的笔,顺着毛泽东理清的思路,通过《解放日报》向全体抗战军民及时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对时局的预测以及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坚定人民对抗战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

  胡乔木的笔,还开始用来记述延安人的生活,记述这片红色特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多年来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艰辛,也分享我们现在看到民主胜利的喜悦”!

  胡乔木说,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写的绝大部分评论,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由于早期的社论手稿已无法查到,现在已很难看出毛作过哪些修改。但是,从这些社论善于敏锐地把握形势,透彻地分析形势,讲究遣词造句等特征上,不难瞥见,胡乔木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思维和文风的影响。

  1941年,紧张而又难忘。在胡乔木的年谱上,最重要的行迹莫过于他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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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

  胡乔木后来才知道,当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后接下的那份《六大以来》文件校样时,就已经进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他校对的那份材料,很快成为这场思想交锋最直接的武器和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文献。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场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自己也经受了有生以来最震撼心灵的考验。

  这一切,曾引起晚年胡乔木无尽的回忆。

  开展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这场运动似乎应当开展得更早一些,但一直到了这一时期历史才提供了机遇。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江西苏区的后期,李立三、王明等几乎将中共事业推向失败边缘。毛泽东被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是,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就是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个看来似是而非的妥协,在当时条件下竟是唯一选择。一是因为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军事问题,没有时间讨论政治问题;二是在党内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三是各军团都在长征中,无法集合起来讨论。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其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说“喜从天降”,以示欢迎。

  共产国际的背景,使王明不可一世。他一回来就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的名言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此后,王明又到国统区宣扬他的右倾观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理会他那一套。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意见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一切问题,要王明不要另搞一套。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提法,指出要团结就得有斗争,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王明那一套行不通。

  胡乔木当时在安吴青训班,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他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斗争只是告一段落,远没有停止。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在再版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此后,王明又在不同场合散布自己的理论,同时诋毁毛泽东的著作,俨然以判断是非的共产国际代表自居。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

  1941年春,毛泽东决定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

  需要提出的还有一点,早在1940年的下半年,为原定于次年春天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中央决定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这份文献材料,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领导同志分头进行。后又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直接负责和监督。毛指示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具体负责。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便慢慢地移交给了他。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此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要让大家看清楚,一段时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胡乔木此前对于党史接触并不是很多的。接手这项工作后,他很快就习惯浩如烟海的党史文献,这奠定了胡乔木将要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的基础。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这些文献再现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两条路线斗争。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历史文献凡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万字。

  毛泽东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篇章,共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历史过程,为全面整风打下了基础。

  编纂党史文献,使胡乔木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对中共历史有较为透彻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毛泽东秘书这一特殊身份,使胡乔木得以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场整风。也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使胡乔木在整风中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党宣传中央关于整风的方针政策,传达毛泽东的思想。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提出党八股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然,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是根本一条。为了及时地向全党传达这一信息,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社论称,将科学变成教条,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邦邦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这种教条主义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种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这样的教条主义口头上拥护科学,实质上也是毁灭了它,其结果是使科学化成了虚无。

  胡乔木指出,第一种教条主义造成的结果可能更危险些,但是因其危险性显著,在遵义会议以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基本上被清除;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因其披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而显得更具有“理论权威性”,其品质是“暧昧”,所以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斗争更长期、更复杂。

  不久,胡乔木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社论说,“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将研究文件与检查工作结合起来。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胡乔木已初步形成了追求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独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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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1943年,中共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是由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带来的。

  1941年9月会议以后,张闻天深感已无法负总责,主动要求赴农村去作调查研究,从此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1941年已由毛泽东派往管《解放日报》;王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在重庆,很难参与中央的全盘工作。

  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毛主持,在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

  实际上由王稼祥负责,具体工作由胡乔木承担。胡乔木还继续担任毛的秘书和总学委的秘书,更深地参与了整风运动。

  8月,毛泽东开始主持编辑《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毛将这一工作放在总学委,由于参加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编辑,胡乔木自然是最重要的人选。

  胡乔木接受任务后,主要负责与毛联系。文件目录由毛选定,胡负责送给参加选编的领导传阅。

  《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文献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工作进展得很快,毛泽东仅用了几天就选定了篇目。胡乔木送给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传阅。

  《两条路线》编辑工作很快就结束了,后装订成上、下两册,共印了2千套,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延安的高级干部和各根据地主要领导几乎人手一套。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仿照1941年9月会议,召开了扩大会议,继续批判王明路线,统一干部思想。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胡乔木自始至终列席了会议。

  通过两年整风,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次会议,主要是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检查,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总结性批判。博古、周恩来、洛甫等都作了检查发言,分析和评价了中共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多是一针见血的。

  12月1日,王明要妻子孟庆澍代笔,由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其中起草历史决议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共开了11个月,是中共党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

  胡乔木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了六届七中全会。同时,受毛泽东的委托,参加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应当说,这是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以后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它为胡乔木的思想产生再一次的飞跃,奠定胡乔木在中共理论领域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晚年的胡乔木,曾不止一次地如数家珍地回忆这一重要的经历,谈起来是那样的细致,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弼时立即投入了工作,很快写出了第一个稿子,题为《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稿子是以毛泽东在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草案》为蓝本写的。

  在任弼时稿子基础上,胡乔木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比较起来,胡的稿子篇幅已大大压缩,突出地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这个稿子又经过任弼时的多次修改,但是,中央仍然不是很满意,责成张闻天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

  张闻天参与党内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历史,思维清晰而具深厚的理论功底。经他修改后,稿子的质量大大提高。

  任、张、胡共同参与起草的稿子,被作为初稿提交中央。中央组织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高级干部参加了讨论。

  胡乔木作着详细的记录,并根据讨论意见,随时修改决议稿子。

  第六次修改,胡乔木受毛的委托,汇总了毛和其他领导的意见。由于毛要得紧,修改只用了一天。胡乔木展开了毛泽东在第五次修改中加写的那段话,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提法已呼之欲出了。

  随后,根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胡乔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了第七次修改。在这次修改中,毛泽东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产生,加写了一段名言:“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

  经过7次修改,决议草案基本定稿。

  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审议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三次稿。

  胡乔木仍然做记录,但作为决议稿的参加者,胡乔木自然记录得格外认真。

  经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它是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的,是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形式肯定下来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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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延安整风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页。然而,这一页实在不能以普通的一页视之。经历过或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会忘记毛泽东在那次座谈会发表的著名讲话。

  晚年胡乔木曾满怀深情地说,50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但形成了系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而且也形成了系统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该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而这正是中共从当时实际出发提出的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准则,构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逻辑起点。

  全党整风开始后不久,文艺界整风就被提上日程。

  3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会上,贺龙、王震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胡乔木感觉贺的话语过重,便转过头,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领导文艺整风的方式是独特的。整风开始之前,他给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作家写信,找他们谈话,请他们收集文艺界对整风的反应。据知情人回忆,先后被毛泽东约去谈话的作家和诗人,就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

  座谈会开始前,毛泽东以他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名义,向参加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和一些部门领导发出请柬。请柬注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

  座谈会采用分散和结合的方式进行,大会共举行3次。

  5月2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举行。

  毛泽东的开场白照例是特有地风趣的。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接着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作为“引言”,在文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会者围绕着毛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甚至出现尖锐的争论。“红色的国土”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争论。

  胡乔木认真做着记录,并不时参加发言。

  毛泽东也认真地做着记录,很少发言,但是他的态度是明朗的,认为是对的就赞成,不对的就反对,并加以说服。

  在一次会议上,萧军曾谈到,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不同意萧军的意见,就站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赞赏胡乔木的做法,开完会以后,他特地请胡乔木去他家吃饭,说是为了祝贺开展了斗争。

  16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

  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首先发言,他呼吁延安文艺干部到前线去,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柯仲平介绍了民众剧团的《小放牛》在农村演出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群众很欢迎,老百姓慰劳品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

  毛泽东很赞同两位作家的意见,连连点头称是。

  23日,座谈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欧阳山、周扬、何其芳与萧军又争论了起来,胡乔木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在谈到鲁迅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时,胡认为是“转变”,而萧坚持认为只能是“发展”,不能说成是转变。他的理由是“‘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

  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谁也没有说服谁,倒是朱德一通朴实厚重的话,才使争论暂告一段落。他说,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会有“投降”。我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嘛!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

  朱德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连续听取会议发言后,毛泽东决定作一次长篇发言。发言安排在23日晚上。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太多,会址只得临时改在会议室外的一块空地上。

  毛泽东穿着他那身灰白色衬衫,作了座谈会开始以来准备最充分的发言。他一手拿着简要的讲话提纲,做着手势,用他那浓重的湘音,侃侃而谈。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将近一个月大家讨论的、甚至发生激烈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究竟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泽东的讲话,将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丁玲在座谈会期间曾受过严厉的批评,但在整风后却说过一段深情的话:“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这种感觉决不是丁玲一个人所具有的。

  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整理他的讲话。胡乔木根据记录作了整理,毛泽东看了以后很满意,又在整理稿上作了不少修改。讲话的发表,选在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7周年的纪念日。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胡乔木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并作过不少发言;毛泽东发表讲话,胡乔木整理讲话。这一切,对此后中国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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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与毛泽东在重庆共同度过了45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这就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庆谈判。

  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0多年,但他们合影照片却很少。胡乔木一直珍藏着一幅文献资料中不难找见的照片,即1945年8月他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照片。

  人们看到,照片上的7人都是肩负重要使命的人物,他们由左向右依次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以及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警卫员陈龙。

  人们发现,照片上人物表情从容、轻松,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画面背后,隐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胡乔木与毛泽东在重庆共同度过了1945年8月28日到10月11日45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这就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抗日战争,中共始终持有必胜信念,但战局进展得如此之快,选择1945年8月作为结束时间,这多少有点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沉浸在久经磨难、重获解放的喜悦气氛中。

  时局的变化,带来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

  日本宣布投降的同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商国是。两天后,毛泽东复电称,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朱德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同蒋会面。

  8月20日,蒋介石来电,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两天后,毛泽东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8月23日,蒋介石来电,第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次日,毛泽东复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蒋介石很可能在抗战结束后立即发动内战,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8月23日,中央在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了。

  胡乔木和石磊做记录。

  关于中共谈判的条件,毛泽东拿出周恩来起草的《目前的紧急要求》,要大家议一议。这些要求最初是12条,毛增加了2条,变成了14条;后经博古提议,合并为6条。主要内容是: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区域;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宪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但对于毛是否应该去重庆,意见不同。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盘子。毛主席是否亲自出去,看我谈判的情况而定,因为总是要谈得拢才能出去。对蒋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

  朱德和彭德怀总的意见是支持毛主席去重庆。

  朱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的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说,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下来了。会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毛主席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以保证毛、周离开期间中央书记处保持五人开会。

  8月25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继23日之后,再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当天即予回电:鄙人承蒙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大使来延面,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赴陪都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随行人员有胡乔木、陈龙等。

  飞机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随后向南飞去。

  飞机在中国的西部飞行,从西北飞向西南,飞过渭河、黄河。

  胡乔木探过身去,问道:“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泽东沉吟片刻,从容地说:“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胡乔木揣摩,这“不了之局”大概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转身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

  “不害怕!”

  “对!这次去重庆,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谈判成功,那咱们就从从容容地回来;另一种可能是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但也用不着怕!要是坐牢的话,我们就在牢中看书学习。”

  毛泽东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胡乔木想起前天夜里枣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也是这种沉着和坚定的语气。毛泽东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宣布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胡乔木仍然负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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