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
胡乔木后来才知道，当他来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后接下的那份《六大以来》文件校样时，就已经进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他校对的那份材料，很快成为这场思想交锋最直接的武器和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文献。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这场交锋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自己也经受了有生以来最震撼心灵的考验。
这一切，曾引起晚年胡乔木无尽的回忆。
开展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思虑已久的。这场运动似乎应当开展得更早一些，但一直到了这一时期历史才提供了机遇。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在江西苏区的后期，李立三、王明等几乎将中共事业推向失败边缘。毛泽东被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是，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就是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个看来似是而非的妥协，在当时条件下竟是唯一选择。一是因为当时主要是要解决军事问题，没有时间讨论政治问题；二是在党内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来讨论；三是各军团都在长征中，无法集合起来讨论。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其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说“喜从天降”，以示欢迎。
共产国际的背景，使王明不可一世。他一回来就大肆宣扬，抗战主要是靠国民党领导，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他的名言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此后，王明又到国统区宣扬他的右倾观点，甚至连国民党也不理会他那一套。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意见时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一切问题，要王明不要另搞一套。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否定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提法，指出要团结就得有斗争，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就没有统一战线，王明那一套行不通。
胡乔木当时在安吴青训班，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向他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斗争只是告一段落，远没有停止。
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在再版序言中称，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此后，王明又在不同场合散布自己的理论，同时诋毁毛泽东的著作，俨然以判断是非的共产国际代表自居。
毛泽东决定予以反击，首先是向全党揭露王明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
1941年春，毛泽东决定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
需要提出的还有一点，早在1940年的下半年，为原定于次年春天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中央决定收集和编辑《六大以来》这份文献材料，由陈云、王明、王稼祥、洛甫、邓发等领导同志分头进行。后又决定改由中央秘书处承担，毛泽东直接负责和监督。毛指示由中央秘书处处长王首道具体负责。胡乔木来到毛泽东身边后，便慢慢地移交给了他。
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将此作为清理王明错误路线的历史渊源的重要工作来进行，他要求加紧编辑《六大以来》，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
毛泽东要让大家看清楚，一段时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干了些什么!
胡乔木此前对于党史接触并不是很多的。接手这项工作后，他很快就习惯浩如烟海的党史文献，这奠定了胡乔木将要从事的最重要的一项事业的基础。胡乔木似乎重新感受到曾发生于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历史斗争，并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对于这些斗争性质判断的正确与政治敏锐：这些文献再现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共党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两条路线斗争。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中共历史文献凡519篇，包括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约280万字。
毛泽东有意识地挑选一些篇章，共86篇，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形成及其被纠正的历史过程，为全面整风打下了基础。
编纂党史文献，使胡乔木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对中共历史有较为透彻了解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毛泽东秘书这一特殊身份，使胡乔木得以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场整风。也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使胡乔木在整风中的主要任务是：向全党宣传中央关于整风的方针政策，传达毛泽东的思想。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提出党八股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然，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是根本一条。为了及时地向全党传达这一信息，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
社论称，将科学变成教条，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邦邦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这种教条主义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种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这样的教条主义口头上拥护科学，实质上也是毁灭了它，其结果是使科学化成了虚无。
胡乔木指出，第一种教条主义造成的结果可能更危险些，但是因其危险性显著，在遵义会议以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基本上被清除；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因其披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而显得更具有“理论权威性”，其品质是“暧昧”，所以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斗争更长期、更复杂。
不久，胡乔木发表了另一篇重要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社论说，“整顿三风，就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活生生的统一。”在具体做法上，就是将研究文件与检查工作结合起来。从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胡乔木已初步形成了追求逻辑严密、说理清晰的独特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