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也罢，天真也罢，大跃进构成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最具典型意义的探索，同时也是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存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股热潮。毛泽东创造的一个巨大神话，是20世纪最难忘怀的事件之一。毛泽东宣布：现在是一天等于几十年，你们正在奔向你们企望已久的共产主义理想国。

　　30年后，作为理想国的建筑者和见证人之一，胡乔木在向外国人演讲时，将这段历史归结为对空想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

　　理想也罢，天真也罢，大跃进构成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探索，同时也是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存在。

　　回顾历史，当然不是重温过去岁月的那份“火热”。

　　1958年早春来临时，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一切。

　　元旦刚过，北京下了几场大雪。不过天气倒未如往年那样寒冷。

　　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是候补书记，也被通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彭真拿出一张纸条，让与会的几位传阅。胡乔木一看，知道是毛亲笔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到八)。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出席会议的吴冷西感到很吃惊，以他的身份(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排在第一位，当然是很奇怪的事。不过，他想大概这次会议与报纸通讯有关。胡乔木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前段时间，毛泽东对几大新闻单位的工作批评意见很多，有时甚至说了很重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情况才有所变化。但是，以他的经验，事情大概就这样简单。他一边听着会议传达，一边想着近来新闻宣传中发生的几件重要的事。

　　去年11月，出席莫斯科会议期间，按毛的指示，胡乔木写的社论里有这样的文字：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毛泽东亲自在社论中加写了一段主旨鲜明的话：

　　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是不容易的。我国有六亿几千万人，特别是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以成万计，他们虽然一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岗位，各有不同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件新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当然不容易。但是并不等于不能够，这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是都在一个统一意志和统一计划之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吗?由分歧到统一，是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辩论，最重要的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来达到的。反复研究和反复实践，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多快好省”一词，是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序言中提出的建设方针。“跃进”一词，是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首先提出的。这篇社论批评了所谓右倾保守毛病，说这些人“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毛泽东十分欣赏“大跃进”这个词，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所谓反冒进，主要是指1956年下半年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主持纠正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增加过多等问题采取的一系列措施。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在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冒进的错误和后果，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作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并依此制定了1957年经济计划。

　　对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是同意的。他在会上说，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今年冒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搞少一些也就没有什么。

　　明眼人知道，毛泽东的同意和接受相当勉强。在反右期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对所谓的反冒进提出批评。说反冒进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纲要四十条，一个是“促进会”。他申明，这三个东西必须恢复。只是当时批评似是笼而统之，也就没有形成多大压力。

　　这次南宁会议，毛泽东必须制造出压力来。

　　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地点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周恩来在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批评冒进的讲话等。

　　毛泽东特别批评了那篇社论，说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会议期间他亲手批注社论。批注的内容很尖锐，其中包括“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也用上了，明确地指出，社论中所说的一些人“由于没有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等等，就是针对他来的，批道：“尖锐地针对我”；社论中谈到“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毛批道：“批了右没有？”。

　　不过，毛在会上批得更尖锐。他逐段逐段地批评这篇社论，说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就是针对我。毛还说，社论引用了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断章取义，因为一引全文就否定作者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右倾保守的。社论却引了我说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这是引我的话反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