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章 成功地实现赎买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版，第215、216、212页。）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

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

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

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

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

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①（①指按照"四马分肥"的分

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提到

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五百亿②（②这里指当

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

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办纱厂资本

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五百亿可办一万纱锭，可赚五十亿，(资本家)只能

分得十二亿五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

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

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五百亿资金可以办一个二万五千锭

的厂，应赚一百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

定于市场。今年四百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

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

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提高质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

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

无穷。

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

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

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

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三

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

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

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

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讲话，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次大会开得比较及时，收到显著的成效。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很高。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会议期间，李维汉向毛泽东讲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有关部门在工商界中同，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①（①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50-752页。）

一九五四年，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总产值中，公私合营的产值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为了发展公私合营企业，中财委第六办公厅在一九五三年底拟订了《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并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至十六日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草案。雇用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在当时被称作大工厂。

《意见》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他说："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淹不死人'。"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12月9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比较完整而明确的办法。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是从批发商开始的。私营批发商，特别是大的批发商，有很大投机性，往往同国家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保持市场稳定，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了排除代替的方针，从而使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

这样，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应新情况的改造私商的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陈云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

指示根据市场关系的变化，确定改造私营商业的方针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49页。）

指示发出后，推动了整个私营工商业改造稳步而又协调一致地进行。

一九五四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总的说是稳中求进，但公私合营的步子却迈得很大，大大超过了年初预定的发展指标。

这一年，采取所谓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过去几年全部合营企业产值的总和，私营工业产值的比重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吃"苹果"的方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大的"苹果"吃掉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私营工业企业，生产遇到严重困难。加上国营部门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往往只照顾国营和合营企业，没有照顾那些中小私人企业，更使这些企业生产难以为继。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工人失业。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地方工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发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发展计划，但是面对各地暴露出来的这些严重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对此提出批评："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

会议中间，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由陈毅主持，邀请刚参加过全国政协会议的六十三位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陈云到会讲话，提出对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公私合营的和私营的工业生产要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他说：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企业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67、268页。）

一九五五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方针。毛泽东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指出：在工业中，原料和订单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要调整公私关系。②（②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9日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记录。）

由于及时调整公私关系，私营工业再次渡过困难，稳住了人心，公私合营又得到稳步发展。

然而，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特别是十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以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影响下，私营工商业改造再也不可能照以前的步伐稳中求进了。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报告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他说："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7页）

七届六中全会最后解决了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以后，毛泽东立即着手解决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这时从客观条件来说，适当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已有可能。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公私合营企业的产值总和，已占到合营企业和非合营企业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六)，其余一半的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取得了结合私营企业的改组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已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在北京，也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私营商业在批发行业中的转业改组已基本完成，在零售行业中只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一。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割断了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对于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私营工商业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加快私营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更多的人则对前途没有信心，在惶惶不安中抱着得过且过的念头，无心继续生产。

在这重要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

当时，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在北京开会，各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云集北京。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两次约集一些代表人物座谈。

第一次座谈会是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约出席。

毛泽东先讲话。他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8-491页。）

毛泽东讲完了，接着请大家提意见。下面是他们之间对话的主要内容。

章乃器：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黄长水插话：还有下一代。)。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

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

黄长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五千多人，每周三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一万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①（①毛泽东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记录，1955年10月27日。）

一听到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毛泽东当即表态：整个提法还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私营工商业改造，还留下一些尾巴。随后，与大家共进晚餐。

晚餐后继续座谈，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上来，他说："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l页。）

隔了两天，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开会的前一天，毛泽东通知彭真、邓小平："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②（②毛泽东给彭真、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0月28日。）结果，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会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地点改在中南海怀仁堂。

座谈会首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他说："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人们都还记得，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①（①毛泽东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06页。）。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又讲这个问题。这就是舆论宣传工作。毛泽东最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也最善于运用这个工作，特别是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他在两次座谈上讲话，就是作舆论宣传工作，就是在为新制度的产生"大喊大叫"，并且希望通过与会者向更多的人广为宣传。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提出的赎买政策。

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①（①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3页)；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29-531页)；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05、506页)。）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把一九四九年定为赎买时间的起点，这同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一理论观点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①（①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9、500页。）

最后，毛泽东讲了讲领导方法问题。他要求领导者努力适合客观发展规律，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进步更快一些，缺点和错误更少一些。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和几位副主任委员先后发言。

陈叔通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都感觉兴奋、愉快和感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人民的政府，哪一件事不是先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去做的，而不是突然的。经过这几年的教育和具体事实证明，大家都看见了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思想也就有了转变。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工商界应当体会到这个新形势，在工作中也要提高一步，向前一步，以适应这个新形势。

李烛尘副主任委员说：前次我们讨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向主席汇报，有些工商业同志常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将到来一个高潮。"这不仅是一个面对新形势发展情况的预见性的推测，它将是一个必然性的现象。民建会同志们商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全国各地的工商业者会员，先行一步，以积极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行动，迎接这样一个高潮的到来。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工商界执委全体起立，欢呼。)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我们应该作好准备，迎接这个高潮。

荣毅仁副主任委员说：我是一个资本家。我家从一九。五年办工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申新棉纺厂的历史也有四十多年。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由于国际间的不景气，以及接连的国内战争的影响，企业非常困难。日本人企图通过英国银行来霸占企业，宋子文也企图并吞，但在工人和同人的支持下渡过了困难。在解放前夕，我们受到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压迫，加上主持者采取投机的办法，内部矛盾，形成外强中干。要不是解放，申新的情况如何，很难预料。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七百六十六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三十三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七千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制恋恋不舍呢?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共产主义。

黄长水副主任委员说：从几年来私营工商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私营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困难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愈深入、愈具体、愈前进，我们的工作随之愈复杂、愈细致、愈艰巨。但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有毛主席、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使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去逐步克服困难，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胡子昂副主任委员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工商业者愿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接受改造。如四川的批发商，有的已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有的已成为国营公司的代批店，还有很多人结束了企业，参加了国营公司工作。他们都是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拥护政府的这些新的安排。今天同工商界讲社会主义，讲共产主义，已经不是过去那样陌生。我们应该团结全国各地工商联的委员们，团结民建会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团结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团结在党的周围，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①（①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记录，1955年10月29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再一次讲话。根据会上发言的情况，他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即强调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准备、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刮风，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说：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1-503页。）

座谈会开得融洽，热烈。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讲话，高屋建瓴，又贴近实际，生动活泼，对工商界的朋友们起了重要而切实钧教育作用。反过来说，工商界这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发言和表态，又为毛泽东进一步推动工商业改造提供了重要依据。工商界的上层代表人物，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达到基本上一致，这是很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治基础。毛泽东的讲话，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毛泽东几次讲话的推动和鼓舞下，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时，一致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充分肯定工商界取得的进步。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11月17日。）

十一月初，毛泽东前往杭州。在那里，一面讨论制定《农业十七条》；一面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准备提交定于这个月中下旬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决议作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十九人。十二日，毛泽东又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决议起草得很顺利，前后不到半个月。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并在信中说："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5年11月7日。）

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九个省的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问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回到北京。

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二十四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和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首先提出，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都有这种情况。他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①（①指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其中说："这种工商业现在已经有一只脚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而另一只脚也已经非跟着进来不可。谁要是看不到事实的这个主要方面，他的观点就不会是正确的。"这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决议》回顾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史，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这个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毛泽东两次座谈会讲话的进一步概括和阐发。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就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精神概括出来，并经毛泽东修改而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转变性质。《决议》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加写和改写了一段话："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强调用教育的方法改造资本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对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部署，作出重要调整，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争取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这就是说，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对这部分，毛泽东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重点是批评当时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偏向。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8一161页。）

在毛泽东主持下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总结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鲜经验，及时地对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提出方针和政策指导，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保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比较健康地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搞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这是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首先提出来的。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些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速和猛烈。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事后，他说过："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①（①指李烛尘。）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②（②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月十五日下午，北京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接着，二十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共中央只得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先收编，再改组"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工作。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曾设想，在一九五七年争取百分之九十的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九六二年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全国范围内，这么快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搞得很被动。后来，毛泽东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①（①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5页。）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原私营工商业者采取发放固定股息的办法，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当时宣布，这种办法七年不变。到一九六三年，又决定延长三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发。中共中央关于分两步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至此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三十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实行以后，原先的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企业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除了领取定息，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原先由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二是生产地位的变化。资本家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而是以公职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三是通过定息制度，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原资本家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多少，同企业的盈利情况完全脱钩。总之，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过程，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发展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而发展成为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中国经济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国家资本主义是在不断解决生产中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而向前发展的。从加工订货等到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是如此，从个别企业合营到全行业合营也是如此。正如陈云所说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11月16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6页。）

一场以改造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如此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和平和稳定中实现了。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②（②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182页。）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结合起来。既让他们明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消灭剥削，又让他们在逐步过渡中能够比较自然地接受改造。在经济上给以出路，在政治上给以地位，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赎买政策，严格地讲，还只是一种设想。列宁曾想在俄国把它付诸实践，但是没有获得实现的条件。这一政策在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成功地顺利地实现了。

同其他许多重大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是从实践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新的贡献。

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由于急于求成，在高潮到来的时候，既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又缺乏工作上的准备，搞得过于粗糙。二是，在实行合营中，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三是，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四是，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五是，合营以后，对一部分工商业者使用和处理不当，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上述问题，有一些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毛泽东也看到了，他当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①（①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陈云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他指出："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轻率地并厂并店，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②（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不久，他又提出：在公私合营以后，出现了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③（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94-296、298、299）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引者注)的经济基础。"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2页。）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⑤（⑤同上书第7册，第310页。）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久，也曾有所察觉和思考。他说：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

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

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

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

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

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

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

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

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

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

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

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

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

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

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

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

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

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

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

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

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

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

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

态度也改变了。"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70、171页。）

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变革。

中国成功而又顺利地用和平的方法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得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说来比较弱小，未曾得到过充分的、长足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逐步被纳入国家经济管理的轨道，在原料供应、市场销售等方面依赖于国营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总的说来处于中立者或者参加者的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中国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功，还决定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上两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成功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和国内的其他因素。

一九五五年底，毛泽东在解决了加速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以后，又着手推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曾把广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比作两个大海①（①见《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3页。），他认为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要比改造私营工商业困难得多。当农业改造和工商业改造相继出现高潮并在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又把关注点转到手工业方面，提出加速进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①（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页。）

手工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发达，以后时盛时衰。近代以来，又和民族工商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绝大多数手工业一直保持手工劳作、分散经营的状态，在生产力结构和组织形式上，都同现代社会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引导个体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这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三年底，全国共组织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四千八百零六个，社员二十九万八千余人。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算，在当时，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每人平均年征税总值四百九十万元(旧人民币)，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每人年平均生产总值为一百七十万元。②（②《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初步显示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在手工业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合作形式。据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程子华回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的经验，只承认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承认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程子华向中央作了汇报，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央讨论，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我们改造手工业的三种形式，即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发展。③（③《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39、340、364页。）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快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但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急速到来的情况下，这样的速度却显得滞后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着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提出要更迅速地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会后，迅速掀起手工业改造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六月，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手工业改造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盲目集中，一律合作，造成许多新的不便。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质量下降，有的甚至面临失传的危险。

毛泽东听到这些反映后，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①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12页。）

毛泽东关于手工业改造的目标是：在生产上，从手工劳动发展成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劳动；在所有制上，从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最后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个目标，后来基本上实现了。五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后来基本上成为地方国营企业，有不少发展成为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企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两翼的三大改造，高潮迭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当时，他向一位外国人说："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①（①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

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

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

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

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

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

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

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

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

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

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

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

的。"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6月版，第1、2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结论。

54章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下）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⑧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③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⑧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①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⑤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⑨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⑩

①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6年9月6日。

③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④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⑤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89、90、92、95、96页。

⑩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①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⑤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讲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就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⑦

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⑧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同七大的时候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不能不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⑨

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开展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集中地批评了这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党整风的初衷。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称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⑩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⑤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⑥毛泽东起草的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⑦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⑧以上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3-26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4、215页。

⑩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②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③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④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⑤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⑦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作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⑧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⑨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⑩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页，第350-351页。

②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③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④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⑥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⑦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⑧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2日。

⑨毛泽东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页。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①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②

九月二十六日，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你们觉得这个会怎样？"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毛泽东问客人："你在中国还要呆一阵？"

杜克洛："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④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请帮助。"⑤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③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④1956年中国向瑞典金钢石钻探机公司订购了385台钻探设备，价值261万美元。这是当时中国同西方国家进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交易，曾经轰动一时。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450页。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

53章 《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⑨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⑩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⑤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⑥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⑦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8日。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⑩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②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米丘林学派在苏联被尊为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那位科学家受了苏联的影响，回国后就贬斥摩尔根学派，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对遗传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但他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⑩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③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页。

⑤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⑥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⑦《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⑨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⑩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并参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7页。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冒出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①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②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③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④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⑤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⑦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⑧，很不赞成。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⑩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④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⑤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9年6月版，第42页。

⑨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⑩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②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⑤

纵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⑥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⑧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⑨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③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⑨同上书，第233页。

⑩同上书，第234页。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②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③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5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55章 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①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②

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一九五一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场局部性战争会不会因为美国插手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通过两年多的观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第二，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对美国来说，朝鲜停战，大势所趋，不和不利。③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仍然认为："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巩固的基础。"④事态的发展，证实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对朝鲜停战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九月二日，他在一封电报里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⑤九月十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又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⑥

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谋求通过和平协商，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恢复了和平局面，但是重新导致紧张局势的因素依然存在。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并没有从朝鲜撤军的迹象。双方围绕战俘遣返的实施问题，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然而，无论如何，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把握时机，进一步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展开了一场争取召开政治会议的外交攻势。

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应当由双方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别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中国对召开政治会议的意见。电报写道："我方对于政治会议的方针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进一步争取和平解决远东其他问题，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还提出，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不采取双边谈判的形式；参加国包括苏、中、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以及四个中立国波兰、印度、瑞典、缅甸；会议议程应当按照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规定，先解决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再讨论其他问题；表决方式采取协商决定，即停战双方一致同意的方式；会议地点，建议在新德里举行。⑦这个意见，得到苏联和朝鲜的同意。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上述意见通知印度和瑞典驻华大使："如果印度政府及瑞典政府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印度和瑞典在联合国的代表与有关方面进行接触，以便使之成为在联合国中的共同提案"。同日，毛泽东把这一情况通报给金日成，并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创造一个以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的开始。"⑧

就在这一天，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政治会议成员的提案。讨论中，美国在政治会议的组成和形式等问题上，同不少国家发生意见分歧。美国不赞成开圆桌会议，主张停战双方单独谈判，即参加国只限于朝、中和美、韩。它担心中立国的参加会对美国不利。

为了支持苏联提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八月二十四日由周恩来发表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声明，并建议朝鲜在二十五日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⑨

但是，八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的履行"的决议案，否决了召开包括中立国在内的圆桌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周恩来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迅速召开有交战双方的全体国家及有关中立国家参加的圆桌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的立场。

九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了一个多月以来围绕召开政治会议展开的外交斗争，估计如果继续坚持中朝方面的原定方案很难有什么结果，便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新步骤》仍坚持政治会议应当有其他中立国参加，但为了推动政治会议的召开，同意美国方面的建议，由朝中两国政府指派代表与美国代表就政治会议问题举行初步会谈。"初步会谈的主要问题应为政治会议的成员问题，其次则为政治会议的地点与时间问题"。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4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④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2年8月4日。

⑤毛泽东、周恩来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3年9月2日。

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9月12日。

⑦这个电报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并以他的名义发出的。

⑧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18日。

⑨毛泽东致金日成电，手稿，1953年8月22日。

⑩周恩来主持拟定的《关于政治会议成员问题的新步骤》，1953年9月。

在征得朝鲜和苏联同意后，十月十日和十九日，周恩来先后发表关于政治会议的声明和通知，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政治会议不应该是板门店谈判形式的重复，应该有中立国家参加。通知对美国经过瑞典驻华大使馆转交的多次函件作了答复，表示朝中方面"同意共同派遣代表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板门店与美国代表会晤，进行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①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朝中方面代表奇石福、黄华和美方代表迪安在板门店开始关于政治会议问题的会谈。由于美方故意制造障碍，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中立国参加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陷入僵局。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会谈形势，决定由朝中方面提出关于政治会议的全面建议，以打消美方故意拖延会谈进程的借口。这项全面建议在十一月三十日发表，内容包括政治会议的成员和地点、时间、程序、行政、经费等各个方面。但是美方还是不断挑起争论，并在十二月十二日无理中断了会谈。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美方将两万多名朝中战俘强行押往南朝鲜浦项、群山和台湾基隆，强迫他们分别编入南朝鲜军队或送交台湾国民党当局，严重破坏了朝鲜停战协定关于遣返战俘的规定。在这种气氛下，重新恢复关于政治会议的会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停战协定明文规定的高一级政治会议，终于未能召开。

通过这场斗争，国际社会了解到中国政府对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真诚愿望。在召开政治会议的问题上，中国赢得主动，而美国陷入被动。

在板门店和平协商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大门被美国方面强行关闭以后，经过苏联等国的努力，决定召开日内瓦国际会议，谋求缓和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局势的大门又开启了。

早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十月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八日，法、英、美、苏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法、英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希望在五大国外长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对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大国抱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对美国来说，列为会议两大主题的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在它以冷战为核心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也是它的亚洲政策的两大战略支点。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过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他说："我们还能够在失掉朝鲜之后，经得起随之而来的后果影响。但是如果丢掉了印度支那，南亚就会跟着丢掉，而我们就极难不受其后果影响了。"②艾森豪威尔深受这番话的影响。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他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论点，认为如果印度支那失手，接下去就会失去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动摇由日本、台湾、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链"，进而波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③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不但不想在朝鲜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而且一再呼吁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和它采取联合行动，以军事对抗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向东南亚的"扩张"。然而，美国自身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允许它在其他战略方向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产生了欧洲战略重点同亚洲遏制政策的矛盾；另一个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同英、法等盟国的战略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感到力不从心，处处受到掣肘，不敢把事情做绝。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略上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它在亚洲的最大愿望，是保持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对朝鲜战争一直持消极态度，也不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进一步扩大。它担心，一旦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会引起同中国的战争，最终危及它在香港等地区的利益。四月二十五日，在日内瓦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英国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不准备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对法国在日内瓦为达成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英国将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这个决定就使我们寻求任何满意的同盟干涉方式的努力暂时终止了。"④

法国对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已宣告成立。到一九五四年，法国进行印支战争历时已近八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军队六易主帅，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法国政府深感即使继续付出巨大代价，仍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在柏林会议上，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否则法国政府将会因为印支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并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样，美国只好勉强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

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⑤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时提醒越方，不要因为准备和谈而放松军事斗争。"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⑥

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越南人民军解放了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歼灭法国远征军精锐部队和南越保大政府军队一万六千多人，这是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法国引起极大震动。六月十二日，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国内反战运动掀起高潮。奠边府战役，还进一步扩大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在奠边府法国守军告急的时刻，美国迟迟不履行军事干预的承诺。奠边府战役以后，法国表示无力单独进行这场战争。美国又乘机提出七点要求⑦，实际上是要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以便自己乘机取而代之，遭到法国的拒绝。

这样，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中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印度支那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使这个地区在战后第一次出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转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特别是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极为重视，并寄予厚望。

中国政府接到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邀请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他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

《初步意见》对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以及在朝鲜、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对策都作了明确而周密的规定。

《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利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论的道路。"

关于中国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初步意见》提出：要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这三大口号，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坚决支持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面建议，并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

《初步意见》确定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两大问题时最低限度的斗争目标是：在朝鲜问题上，如果朝鲜政府的全面建议不能被对方接受，"我们应在承认维持南北朝鲜现状、分期撤退外国军队和恢复南北朝鲜交通贸易等问题上谋求解决办法，以建立初步的和平局面"。在实现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要力争在十六度线附近划定南北双方停战线。

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初步意见》还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我们除朝鲜和越南问题外，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⑧

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初步意见》的第二天，三月三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时，他一面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一面继续处理高饶事件。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仍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五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日内瓦会议的问题。

四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最后一次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瑞士出席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由世界各主要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临行的前一天，对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定态度："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

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会议一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这一全面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美国根本无意解决朝鲜问题，更不愿看到南北朝鲜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由全民选举实现和平统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就告诉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朝鲜问题会议可以开，但什么协议也达不成。"英、法等国则对解决朝鲜问题持消极态度，而急于使会议转向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尽管朝中方面一再作出让步，在美国的阻挠下，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直到六月十五日结束时，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虽然结果不如人意，但是国际舆论看清了中国政府在实现朝鲜和平问题上的真诚愿望和主张，也看出了朝鲜半岛走向缓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六月二十三日在英国国会演说中表示："朝鲜问题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再打起来的可能性是很小了。"这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看法。

日内瓦会议从五月八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五月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⑨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⑩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2月版，第161页。

②Notes,HelenaMeeting,October12,1952,PreinauguralPapers．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80页。

③[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80、181页。

④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390页。

⑤拉尼埃，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⑥毛泽东致胡志明电，手稿，1953年11月23日。

⑦1954年5月13日和15日，美、法举行秘密会谈。美国表示必要时可以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有七点要求，包括"法国政府必须重申印支三国独立的完全性质，它应明确说明这种独立包括从法兰西联邦分去"。见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7、78页。

⑧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手稿，1954年2、3月间。

⑨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电的修改稿，手稿，1954年5月12日。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过程中，美国想方设法阻挠和平的实现。但由于与会各方，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都迫切希望达成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实际上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它的企图没有得逞。这再一次表明，通过和平协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六月十九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在休会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访问关心会议进程的印度、缅甸等国，同这些国家的首脑进行会谈；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七月六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开会议，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

从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行，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言论行动，观察和分析东南亚以至整个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

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他在讲话里充分肯定这一点，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在国际斗争中如何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孤立少数的问题。他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他又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毛泽东还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在全篇讲话的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奉行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谋求睦邻友好、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指导方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和今后方针，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取得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七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

毛泽东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

"一、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二、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三、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五、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六、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七、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八、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九、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十、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②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十一、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③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同时也考虑到英、法等西方大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因此，将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暂时搁置一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七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这两次讲话，表明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有了基本原则和大政方针，而且有了具体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成功外交实践。这些实践，使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际局势和国际矛盾所作的判断和分析，得到进一步验证和补充。

七月九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七月十二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七月十九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七月二十一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在与会国中，只有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示不满，但只能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美国拒绝在会议的最后宣言上签字，充分反映出它已何等孤立。它在特别声明中表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但又声称：美国"对于任何违反上述协定重新进行侵略的行为将极为关切，并认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④这是美国为它日后扩大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埋下伏笔。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六月十七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一九五0年三月二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一九五四年八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

英国工党，创建于一九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毛泽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并对和平共处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又说："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四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毛泽东还向客人表示希望他们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⑤

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⑥

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最富有戏剧性。美国先是阻挠召开有中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开始后，又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但在会上，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转达口信，表示愿意就美国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进行接触。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示要同新中国接触。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在请示中央同意后，立刻作出积极的回应。从六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五次接触。从九月二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仅此一点，它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就超过会谈本身。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能够出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又一次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这件事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政府在同西方国家逐步改善关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争取在新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⑦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⑧

这次谈判，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中国毗邻的多数亚洲国家，先后摆脱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是这些国家的共同要求。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近代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中国争取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深厚基础。彼此间也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最主要的是边界领土、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在以往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有近代以来外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同时，有些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宣传和西方舆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存有误解，对新中国心怀疑虑和畏惧。能否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同这些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关键。

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十月十九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⑩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2-335页。

②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

③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54年7月8日。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11分册，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第116页。

⑤毛泽东等同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

⑥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3日。

⑦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49年1月。

⑧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3年12月31日。

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6月28日。见195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3-165页。

十月二十一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尼赫鲁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①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②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前，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如果有机会，想共同讨论一下"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

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③

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

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缅甸、锡兰④、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会谈一开始，就带有惜别的气氛。

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尼赫鲁："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能适用。"

毛泽东："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

毛泽东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对中印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作了总结。

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⑤

尼赫鲁表示赞同。

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在尼赫鲁访华后一个多月，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吴努访华前夕，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刚刚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三天后，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

这次会谈从两国关系的历史谈起。

毛泽东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吴努说："打过两次。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毛泽东："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吴努："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

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吴努的心思，对他说："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对吴努解释说："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做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毛泽东并表示，欢迎缅甸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⑥

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⑦

在随后几天里，吴努同刘少奇、周恩来先后举行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十二月十一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⑧

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⑨

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当中国在周边环境得到改善，并且正在重新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内部的台湾问题，由于美国插手，出现了国际化的危险。

朝鲜停战后，美国一方面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一方面谋求建立以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目标的共同防御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造成台湾与中国大陆永久分裂的事实。蒋介石则利用美国急于在亚洲建立共同防御体系的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等订立双边或多边共同安全条约，以便把台湾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进而希望借助美国军事力量伺机反攻大陆，形成美国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的复杂局面。

一九五三年九月，美国和台湾当局秘密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台北成立"协调参谋部"。协定规定，国民党军的编练、监督、装备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的调动指挥，必须获得美方的同意。协定中的"军事协调地区"包括金门、澎湖、大陈、马祖及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三和第二十航空队为参加协定的单位。

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是美国继一九五0年六月宣布向台湾海峡派遣第七舰队以后，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长期把台湾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又一严重步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当局游说，企图再订立一个像一九五三年十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那样的攻守协定。

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态势，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关注。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首攻金门失利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责成有关部门，重新制定收复金门等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的作战方案，并作了包括组建海军、空军在内的多方面准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暂时拖延下来。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⑩

①毛泽东在印驻华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年10月21日。

②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19日。

③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8-173页。

④锡兰，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改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⑤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第三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5、176页。

⑥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第一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78-183页。

⑦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57页。

⑧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86、187、191、192页。

⑨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11日。

⑩彭德怀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1日。

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①，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②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后来经他同意，贯通福建的鹰厦铁路破土动工，一九五七年实现全线通车。）

这时，美国进一步加紧插手台湾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十二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公开向中国政府炫耀武力，并邀请蒋介石观看这次演习。在通过订立共同防御条约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是一致的。但美国又担心蒋介石利用这个条约把美国再次拖入一场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他们希望台湾当局接受劝告，把自己作为"海外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③美蒋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拖延了将近一年。另外，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④但是，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前，七月八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在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⑤

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⑥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里，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当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为争取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派海空军在大陆沿海及其空域频繁出动，严重影响了大陆的航运及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为此，毛泽东批准，进行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的军事斗争。这场军事斗争，锻炼了部队，初步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以解放台湾作为长期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炮击金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炮击金门，原定在八月十日前后开始，后因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九月上旬。⑦九月三日和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分两次连续多日炮击金门，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中国还不能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申述自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干涉、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充分地表达出来，并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国际社会面前。

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十月十日，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合国大会，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十月十五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被否决，但它使人们联想起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控诉发言，揭露了谁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真正制造者。

炮击金门，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

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像在决定朝鲜停战之前那样的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⑧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⑨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⑩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

①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一直使用至今。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

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概算问题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手稿，1953年12月22日。

③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之行的汇报，1953年12月23日。

④1954年4月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决定，在日内瓦会议前美国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进行与台湾缔结双边安全条约的讨论。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3、334页。

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1954年7月27日。

⑦彭德怀致毛泽东的请示报告，1954年8月5日。

⑧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议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议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不会如同在朝鲜那样，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了。"见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1页。

⑨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⑩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页。

不料，这个被杜勒斯称为"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接着，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国授意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关于讨论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的提案。

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十二月十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作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为此，毛泽东精心指导实施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军只好在二月十一日撤离大陈岛。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到二月下旬，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②

三月十四日，他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③

与此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会见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强调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④

至此，由毛泽东决策发起的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亚非会议召开在即。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二月十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二、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⑤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四月四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

四月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四月十一日，台湾当局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座机爆炸事件，企图谋害周恩来，破坏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正在昆明，闻讯丝毫不为所动，在访问缅甸以后，四月十七日抵达万隆。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与会的二十九国代表，一致推举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

不出所料，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有的国家的代表提出了"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的问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各国代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代表团身上。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天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

周恩来在短短十八分钟的发言中，首先申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

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四月二十四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五月七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一九五一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⑦

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正式访华。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⑧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⑨

十月二十三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一九五五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七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

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

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⑩

①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522、523页。

②毛泽东对海军司令部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请示电的批语，手稿，1955年2月2日。请示电中提出："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阅后，在一旁批："不妥"，并写了这个批语。

③毛泽东对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的批示，手稿，1955年3月14日。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07页。

⑤《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第54、55页。

⑥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3、204页。

⑧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1955年2月24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同年，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西亚地区性军事联盟。

⑨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9日。

⑩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记录，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09-211、213页。

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①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

一九五一年九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一九五三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②

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③，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四十五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经过双方的努力，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④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二月十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⑤

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样，到一九五六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

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七月十五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十五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⑥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81页。

②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19、220、223、226页。

③鸠山一郎是日本民主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热心，曾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三大施政纲领之一。

④毛泽东会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⑤毛泽东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2月10日。

⑥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