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章 纠"左"的努力(上）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④

毛泽东反复强调，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因此产品也是公社集体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他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毛泽东十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集中反映。但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还只能说是纠"左"的开端。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高指标问题，浮夸风问题，两个"过渡"的时间问题，人民公社内部的诸多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发的"共产风"和极左思潮，来势猛烈，犹如一列急速行驶的火车，一时根本刹不住。而且毛泽东一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总的是正确的，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能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就能把错误的东西都纠正过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了。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⑤

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⑥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返回北京，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讨论会议制定的两个文件，组织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负责人作调查。

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⑦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在第一天（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作准备。这样，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那个"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毛泽东当时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提出："钢三千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邓小平马上接过来说："是不是搞三千万吨，是值得考虑的。"薄一波又接上说："三千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六千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⑧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二十二日凌晨一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⑨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二十二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再次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他说：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帐，第一本帐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走出这一步，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轻松的。他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阻力，更要极力克制自己想把钢铁搞得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他的头脑已经冷静一些了，经过翻来覆去地考虑，终于下决心大幅度压低钢产指标。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里，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⑩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在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②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③决议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但它的锋芒，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这些指标，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没有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④

这件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黄炎培、陈叔通思想不通，还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五月五日，毛泽东看过这封信，要刘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的愿望就成为现实了。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所以作出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显然是由于听信了那些惯于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数字，从而过分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后来这种估计很快就被实践打破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突出地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⑤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能说是纠"左"的开始。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经暴露，也还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认识领域，或者没有被他所重视。毛泽东反对作假，但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他一方面纠"左"，另一方面在他头脑里仍然有不少"左"的东西。纠"左"的任务还严重地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一九五九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同钢铁等重工业年产值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的情况相比，农业总产值实际上只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四，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四千亿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比八届六中全会上七千五百亿斤的估计少了将近一半。但这些严重情况，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相当普遍的浮夸风影响下，一九五八年征了过头粮，在产量实际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情况下，由于高估产，征购量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把相当数量的农民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走了，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力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当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确定这一年的计划指标上，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确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这次会议虽然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感到有些后悔。他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⑦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⑧又据薄一波回忆："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道："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⑨

会议最后的意见是，确保六中全会规定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和与之相应的其他指标，同时注意安排好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强调，要抓好市场供应，增加轻工业产品和农业的多种经营，力求在二三季度把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扭转过来。劳动力要好好安排，严格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增加。

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⑩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①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小时。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是这样说的："他们（指河北省。--引者注）一月九号散会的党代表大会的倾向是要一为大二为公，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到了一月中旬、下旬，觉得不对头了，省委赶紧转，到二月就下决心，二月十三日开了次电话会议，相当明确，但是还没有触及所有制。"②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二月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吕鸿宾社是一个有名的合作社，也是搞"共产"，开条子，调这个调那个。后来条子不灵了，就派人拿着秤去称粮食，翻箱倒柜，统统受到群众抵制，也不灵。最后便是扣帽子，叫本位主义，还是不灵。这样，才教育了吕鸿宾他们转变过来，一做思想工作；二讲明政策；三使人"下楼梯"，不戴帽子。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③毛泽东的谈话，得到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几位地委书记的赞同。

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④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他指出："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过程。这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规律、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⑤

第二天（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⑦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⑧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⑨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⑩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说："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①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的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形势，总是爱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毛泽东的一种鲜明性格，是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许多场合都是如此。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②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③这句话倒是透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同发动"大跃进"时迥然不同。他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感到沉重，这是他最初万万没有想到的。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导致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却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中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④尽管如此，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包括毛泽东在内，纠"左"还要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64章 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 --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谈到总路线，他说：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②（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③（③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④（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他会斟酌的。"①（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5、276页。）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彭德怀的信，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②（②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③（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②（②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②（②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③（③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①（①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所谓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①（①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的节录。其中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②（②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③（③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1959年8月1日。）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②（②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①（①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第一个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批彭定调子的，是林彪。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指七月二十三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181-213页。）

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出：

毛泽东最后说：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并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称号。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日：'痛改'。"①（①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手稿，1959年8月2日。）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②(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这些话，实在讲得太过分了。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①（①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②（②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③（③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①（①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①(①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②(②毛泽东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8日。)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①(①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九月九日，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②(②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9月9日。)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近一年内，他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这次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主要在右的方面。这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从反"左"一下转为反右。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已经作出正式结论，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63章 纠"左"的努力(下）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⑦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⑧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⑤，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⑧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⑨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①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④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⑤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65章 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上）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答："情况还好。"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心放下来了？"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答："大概差不多。"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们有个晚会。"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游泳吧！"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