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来说，这个教育运动应当怎么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些都是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典型经验逐步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在探索，刘少奇在探索，党的各级领导也在探索。这中间，毛泽东的意见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他的许多意见也是集中了别人的意见。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十中全会之后，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印发会议的两个文件都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是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个是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两个报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①（①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这个时候，"四清"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宣讲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②（②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毛泽东在谈话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3年2月26日。）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防止修正主义呢?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具体方案。他主要强调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实践经验。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他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也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这两种批评合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和理解。

最后，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8日。）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三月二十三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这是保定地委在农村贯彻"六十条"、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当中提出来的。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报告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并且写道："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54页。）毛泽东四月八日南下路过天津时看到这个报告，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随后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到了上海，四月二十五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18日。）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已经不够了，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从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继续阅读各地送来的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报告，选出一些重要的印发会议并加写批语。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修改文件时，又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批语和意见，以及印发的材料，成为形成决定草案的思想指导和基本素材。

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五月二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征求中央其他领导同意后，于五月十日发出。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2日。这个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10日。）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这时，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内容已经形成一个基本规定。

然后，他进一步阐述了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①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7日。）

第二天，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就在八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①（①毛泽东对《中南通讯》编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四个文件的批语，手稿，1963年5月8日。）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人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这句话，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间的说唱书。从此，这句话就在省委书记等高级干部中流传开来，颇为时兴了一阵。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8日。）这等于宣布会议结束。

可是，九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五月九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毛泽东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他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他写道：

关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他是这样写的：

这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理想。他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一)形势问题。着重说明整个农村的形势和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九个方面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论断。所列举的这些事实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法统治的活动；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报告中的一段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五)依靠谁的问题。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强调一定要分步骤，一定要经过试点。(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提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以上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二十个材料。

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他写道：

他分析了人的认识形成的两个过程、两个飞跃。首先是无数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0、321页。）

这个"前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发，较之《实践论》，更为简洁概括、通俗易懂。其中说到认识上的第二个飞跃比认识上的第一个飞跃"更伟大"，实际上就是突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毛泽东切身的经验之谈。"前言"写作的直接动因是读了二十个材料和起草决定草案，但他所抽象出来的哲学思想，则远远超越了这些材料和决定草案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这篇文字写作的由来，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有个回忆。

他说：

一九六一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想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加以总结。当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讲述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他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有自由的活动。可见这个"前言"是酝酿已久的。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手稿，1963年5月10日。）

五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二十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

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①（①毛泽东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3月24日。）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重视生产斗争，但他更重视阶级斗争。他认为，不搞阶级斗争，人们的精神面貌振奋不起来，还是搞不好生产。多少年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来振奋人们的精神，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推动生产的发展。这就是他常说的"抓革命，促生产"。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1日。）

决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将在全国逐步开展。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彻夜未眠。第二天，五月十二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①（①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2日。）

杭州会议结束了。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74章 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日。）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①（①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1965年1月15日。）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②《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一年，另一件大事要求毛泽东不能不用很大精力认真应对，那就是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日趋严重的局势，战争似乎很有可能爆发。如：美国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派遣大量美军直接参战，严重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印边界地区也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危险，保证国家安全，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谈得多的是备战问题。

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①（①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

这以后，中央军委在五月中旬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很具体。六月二十六日，他同汪东兴谈话时说："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②（②毛泽东同汪东兴谈话记录，1965年6月6日。）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总是作打与不打两种估计，而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应付打的可能性上，做到有备无患。

对备战问题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后，毛泽东把他防止国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八月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来访，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马尔罗是一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曾在中国活动过。他说："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回答："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马尔罗谈到苏联，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这引出毛泽东谈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一大篇话来："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①（①毛泽东同马尔罗谈话记录，1965年8月3日。）

几天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问题。毛泽东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他这里说的"六二年刮歪风"，就是指他那时所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他讲的是"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其实在他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可以感觉得到：他在考虑解决的是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这件事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极严重的判断。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并且表示需要过些日子才能"正式讲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规定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建议，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上大部分时间用在讨论计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对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先尝试了解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对提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提出问题时也好像漫不经心的样子。十月十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一开始就问："会开得怎么样?"有人说："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毛泽东接着说："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他又问："就讨论这个问题吗?"有人说："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整党、四清等四个问题。"他再问："还讨论什么?"有人讲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看这些大区书记讲来讲去都没有讲到他心目中的"正题"上来，便借"小三线建设"中的小钢铁厂这个具体问题把话说开去，点了题。

他说："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化为水，不怕造反。""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讲了这些尖锐的话以后，他又把话锋一转，对正在谈计划问题的余秋里说："谈你的，我们插乱了。我就注意这个小钢铁厂，打起仗来要靠它。"①（①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5年1O月10日。）

两天后，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来分别就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的建设、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天，刘少奇到东北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当余秋里谈到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毛泽东又插话说：

彭真在大会发言中谈党的问题时说："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当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5年10月12日。）

毛泽东这些插话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在他看来，现在必须把这个问题告诉党的高级干部，并且准备采取行动了。

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写的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姚文元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写出来的，写好后给毛泽东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两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11月12日。）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不久后，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②（②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后来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这时，又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的事件。

罗瑞卿那时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汇报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①（①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65年12月2日。）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②（②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1965年1月16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2月3日。）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罗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③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④（④毛泽东同杨尚奎、方志纯等谈话记录，1966年1月5日。）当时还没有要完全打倒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他对《海瑞罢官》"要害"的判断和主张要点翦伯赞的名，显然同他看了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后引起的思考有关。

彭真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二日，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随着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许多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一九六四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①（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这个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其中写道："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这些说法，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只有很少几个人，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以外，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很不满意，交给张春桥修改，以后陈伯达也参加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①（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这个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中已传开；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上述这样一段话，表明一个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头脑里酝酿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说："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3月18日。）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毛泽东这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并不符合实际。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13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必然导致对全局工作作出错误的决断。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

局势继续向前发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①（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②（②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③（③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 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 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 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 (指'汇报提纲'。--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 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 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 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 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 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 反面。"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记录，1966年4月22日。）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记，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会议结束后，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这两段话：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一直受到重重阻碍而无法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都无从说起。他把这种估计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忧虑，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把他这种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 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 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 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 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 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 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 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 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 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 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 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 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 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 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 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 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 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①毛泽东同阿 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 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①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 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执笔，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攻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②（②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1966年6月18日。）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对各大中学校迅猛掀起的"革命"浪潮，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他写下了一首题为《有所思》的七律诗：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① （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9月版，第217页。）

他在不久后还说到："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六月十日，他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 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 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 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 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 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 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 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 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 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 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③（③王任重日记， 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他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了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 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 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 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 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 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 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 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 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 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 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 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 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①（①毛 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②（②《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①（①《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5页。）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经长沙赴武汉。三十日，他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答复他们提出的在七月一日发表他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要求，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 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 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 议是否发表不迟。"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 的信，手稿，1966年6月30日。）

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是他在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里面有许多话十分值得注意：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 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 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 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 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 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 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 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 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 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 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 者是不会容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 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 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 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 8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这封信中、也是他在滴水洞中对应该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在六月一日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后，怎样对待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迅速蔓延的严重混乱现象，是必须首先作出回答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极大的力量，甚至以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他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他所说的"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所说的"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因此，他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

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看作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在他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七月十六日，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天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陪同毛泽东前去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我陪主席下江游水，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主席的身体、精神都很好。"①(①王任重日记，1966年7月16日。)这是一次万众瞩目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活动。"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原是刘少奇等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控制学校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派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①(①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年6月12日。)到毛泽东回到北京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

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毛泽东接连找人谈话，第一次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二次各大区第一书记来开会的也参加了。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 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 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 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 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 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 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 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 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 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 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 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 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 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 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①(①毛 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第 二天，在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谈话中，他说：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 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 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 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 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 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 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 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 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 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 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 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 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 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 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 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大工作 组组长。--引者注)，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 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 作用。"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记 录，1966年7月25日。)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会见了全体代表，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会后，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分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八月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他又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指责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①(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年8月1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信中说：你们的大字报(指他们贴出的三张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①(①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从第二天起，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会期也延长了。八月四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 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 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 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 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 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 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 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在接着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他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结束时，他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这时，会议的空气已十分紧张。

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下了一篇使人更加震惊的文字：

随后，毛泽东给这篇文字加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八月七日印发中央全会。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立刻改变了原有的议题和日程。这段文字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这主要是指刘少奇。它最后写道："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还有他在八月八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可以看出，毛泽东写出这篇文字，并不只是从"五十多天里"的"工作组"问题上引起来，而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中央领导层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的结果。

这张"大字报"一写，并且印发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选是林彪。他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比他小十四岁，比刘少奇、周恩来也小九岁)；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开幕时，林彪正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报来请假。毛泽东通知林要来京参加会议，林彪是在八月六日中途到会的。同日，也就是毛写这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和把它印发全会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全会的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候补委员三人，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被列为第二名，而刘少奇却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此外，还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还肯定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强调当前运动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并要求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同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继续加温，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先提出：要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看来，毛泽东这时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告一段落，随后在此基础上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并巩固这次"大革命"的成果，继续前进。接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 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 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 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 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 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 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 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 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 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 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 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 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 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 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 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 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 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 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 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 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 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 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 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2日。)

接着，林彪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使中共中央从法定程序上确认了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界限和组织措施。有如箭在弦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内乱的发生已经不可逆转了!

73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这些考虑，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作了准备。

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作过多次修改。在九月六日的稿子上，他加写了一大段话：

从这篇精辟的历史总结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对中国形成的压力，一直是毛泽东思考国内问题和作出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不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话，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民族振兴、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有一些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这是他鉴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周边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在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他把农业和国防比作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作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他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②（②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对第三线的建设，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攀枝花③（③攀枝花位于四川西南边境金沙江沿岸，临近云南，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水力资源以及较多的煤、石灰石等矿产。），又是重中之重。当时确定第三线的钢铁基地是两个，一在酒泉，一在攀枝花。毛泽东曾说过："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而这两个钢铁基地，毛泽东把攀枝花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他同时提出，要加快成昆、内昆、湘黔、滇黔、川黔几条线路的建设。他说，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毛泽东把三线作为一个阵地，把一、二线作为一个阵地。以一线、二线的生产支援三线建设，而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①（①转引自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的会议记录，1964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5年1月23日。）

一九六四年经济形势好转了，又出现上项目势头过大的问题。每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们总容易想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好像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时毛泽东比较冷静，针对上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提出一个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①（①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四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确定，在这年年末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要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结束，新的经济建设发展时期就要开始。

在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回国以后，周恩来等便抓紧进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把起草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十三日，毛泽东就把修改稿退回，上面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讲人类认识规律，另一段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两段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世界观、历史观，反映他对发展和振兴中国的信念与理想。现将全文引录如下。

其一：

政府工作报告稿上有一句话是："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只讲"赶上"还不行，还要讲"超过"。于是把这句话改为："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9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且宣布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来的。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15日。）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从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

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看到王任重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位部长的名字，说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他挨个询问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接着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①（①毛泽东同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谈话要点，1964年12月26日。）

据参加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6、1167页。）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十二月二十七日，文件已经写好，印发给会议，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陈伯达对文件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

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两本书。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t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合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但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5年1月3日。）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①（①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这样说的。而八大一次会议的表述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5日。）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杨尚昆在一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③（③《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杨尚昆一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小组会休会，由小平、彭真、伯达同志等拟文稿。我于晚间看到了文稿，已变为二十四段，有较大修改，整个精神完全变了!"九日又写道："今天上下午均在北京饭店讨论新的纪要稿，已改为二十四条，主要的问题都逐渐明白了!"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89、490页。）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①（①王任重日记，1965年1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②（②王光美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①（①指刘少奇1964年8月1日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引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14目。）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项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28-533页；同前书第20册，第19-30页。）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但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亲身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并当场目睹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9、1170页。）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在八届十中全会的思想指导下，从反修防修出发，反对和清除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的东西。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和做法问题上。这些分歧，通过"二十三条"的制定解决了，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没有解决，还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裂痕。这一次分歧的暴露，决不是偶然的，是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围绕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克服困难的措施，以及如何指导"四清"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长期积累的结果。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人分歧的表面化，是这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今后还会演变出更加严重的事态。而这一切，在当时被中央工作会议达成的一致暂时地掩盖了。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还有所增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六三年二月，杨献珍在高级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一九六四年四月，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①（①艾恒武等的文章《"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发表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上，署名项晴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在同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很快对"合二而一论"作出反应。六月八日，他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这样，就把一个学术问题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

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①（①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自从《光明日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两篇文章以后，一些报刊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不少是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但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指挥下，政治批判的分量越来越加重，上纲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高级党校召开会议，集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当时，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对翦伯赞等人"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的批判。

一九六一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早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此后，批判逐渐升级。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给翦伯赞的观点扣上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帽子。在此之前，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指责"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75章 支持"红卫兵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说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月版，第27、28页。）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10月版，第693-696页。)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