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翻翻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2〕,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3〕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4〕,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5〕,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6〕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7〕。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8〕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9〕,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10〕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2〕《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3〕《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59页注〔11〕。《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4〕"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1120-1121),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5〕"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J,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6〕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1665),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7〕"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8〕成吉思汗(1162-1227)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9〕"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10〕《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死魂灵百图》小引




 
《死魂灵百图》小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2〕,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3〕。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虽在它的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4〕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蔼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绍介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5〕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的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靖华〔6〕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7〕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8〕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1〕本篇最初印入《死魂灵百图》。此书由鲁迅出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2〕摩托卡英语Motor-car的音译,即汽车。
  
  〔3〕里斯珂夫(aPUcRHLG)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一文(原载一八九三年俄国《涅瓦》周刊第八期)中说:"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皤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阿庚(1817-1875),俄国画家。这些插画的雕版者是培尔那尔特斯基,阿庚的同时代人。
  
  〔4〕孟十还原名孟斯根,辽宁人,翻译家。译有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等。
  
  〔5〕"出相"或"绣像"都是指过去印入通俗小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6〕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曾在苏联留学和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7〕梭可罗夫(ffPGLGQG,1821-1899)俄国画家。
  
  〔8〕吴朗西四川重庆人,翻译家。当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编完写起〔1〕




 
编完写起〔1〕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2〕,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3〕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4〕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5〕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6〕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7〕,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8〕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一、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3〕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4〕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5〕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6〕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7〕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8〕 章先生 即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文人比较学




 
文人比较学

  齐物论
  
  《国闻周报》〔2〕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3〕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4〕,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海燕》月刊第一期。
  
  〔2〕《国闻周报》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迁天津,一九三六年迁回上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十二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刊有邓恭三(邓广铭)的《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一文,指出这一辑丛书的"计划之草率、选本之不当、标点之谬误"三点。《国学珍本丛书》,应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3〕施蛰存参看本卷第4页注〔3〕。他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四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中说:"现在,过去的错误已经是错误了,我该承认的我也承认了,该辩解的希望读者及邓先生相信我不是诡辩。"又说:"他(按指邓恭三)说出我是为了'养生主',而非'逍遥游'",是"能了解""我之所以担任主持这个丛书的原故"的。
  
  〔4〕"养生主"原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内篇第三),据清代王先谦注:"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其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里则用作"主要是为了生活"的意思。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1〕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1〕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2〕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3〕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4〕,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
  
  女师大的学生,不是各省的学生么?那么故乡就多在远处,家长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境遇呢?怎么知道这就是威逼之后的勒令讨饶乞命的一幕呢?自然,她们可以将实情告诉家长的;然而杨荫榆已经以校长之尊,用了含胡的话向家长们撒下网罗了。
  
  为了"品性"二字问题,曾有六个教员发过宣言〔5〕,证明杨氏的诬妄。这似乎很触着她的致命伤了,"据接近杨氏者言",她说"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所谓'市民'之演说。"〔6〕(六日《晨报》)
  
  直到现在,还以诬蔑学生的老手段,来诬蔑教员们。但仔细看来,是无足怪的,因为诬蔑是她的教育法的根源,谁去摇动它,自然就要得到被诬蔑的恶报。
  
  最奇怪的是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7〕,"此次因解决风潮改组各班学生诚恐某校男生来校援助恳请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借资防护"云云,发信日是七月三十一日。入校在八月初,而她已经在七月底做着"男生来帮女生"的梦,并且将如此梦话,叙入公文,倘非脑里有些什么贵恙,大约总该不至于此的罢。我并不想心理学者似的来解剖思想,也不想道学先生似的来诛心,但以为自己先设立一个梦境,而即以这梦境来诬人,倘是无意的,未免可笑,倘是有意,便是可恶,卑劣;"学笈重洋,教鞭十载"〔8〕,都白糟蹋了。
  
  我真不解何以一定是男生来帮女生。因为同类么?那么,请男巡警来帮的,莫非是女巡警?给女校长代笔的,莫非是男校长么?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9〕,这实在是很可佩服的。但将自己夜梦里所做的事,都诬栽在别人身上,却未免和实际相差太远了。可怜的家长,怎么知道你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呢!
  
  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
  
  八月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京报副刊》。
  
  〔2〕 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肆意压迫学生,激起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被迫将她免职。
  
  〔3〕 杨荫榆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率领军警入校,殴打学生,截断电话线,关闭伙房,并强行解散四个班级。
  
  〔4〕 杨氏致书学生家长 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杨荫榆以女师大名义向学生家长发出启事,其中说:"兹为正本清源之计,将大学预科甲、乙两部,高师国文系三年级及大学教育预科一年级四班先行解散,然后分别调查,另行改组,奉上调查表两纸,希贵家长转告学生OOO严加考虑,择一填写,如逾期不交者,作为不愿再入学校论"。(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晨报》报导)
  
  〔5〕 六个教员宣言 应为七教员。指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潜、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教员联名发表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
  
  〔6〕 杨荫榆的这些话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晨报》所载《杨荫榆昨晚有辞职说》的报导:"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OO诸人之宣言,近如中央公园开会所谓'市民'对于该校学生之演说,加本人以英日帝国主义之罪名,实不愿受。"按,"市民"之演说,指八月二日李石曾、易培基等在北京各大学及女师大招待各界代表的会上以京师市民代表身份所作的发言。
  
  〔7〕 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的报导。
  
  〔8〕 "学笈重洋,教鞭十载" 这是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的报导。原文"载"作"稔"。
  
  〔9〕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际" 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京报》所载《杨荫榆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