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坟》后面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⑴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⑵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⑶,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⑷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⑸,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⑹,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随感录56




 
随感录56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2〕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3〕,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4〕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5〕,湖南灾民的布告〔6〕,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7〕,没有"过激主义"哩。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2〕"过激立义"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中国反动派也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3〕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洋政府曾派遣二十余万人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实际上只从事修路运输等劳动,故称华工。十月革命后,中国北洋政府为防止侨居俄国的华工回国传播革命思想,曾经内阁议决,通电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边防官吏对他们严格检查、防范。
  
  〔4〕主战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嗾使中国参战,想借此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则企图以参战为名,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5〕陕西学界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三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控诉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人民的暴行的《秦劫痛语》,其中列举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等。(见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
  
  〔6〕湖南灾民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一月,湖南人民控诉张敬尧暴虐统治的《湘民血泪》,其中列举了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等罪行。(见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上海《时报》)
  
  〔7〕"多数主义"这里仅是人数众多的意思,与"布尔什维(多数)主义"含义不同。参看本书《随感录三十八》。
    




考场三丑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2〕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3〕,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4〕,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3〕"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4〕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踢〔1〕




 
踢〔1〕

  丰之余
  两月以前,曾经说过"推",这回却又来了"踢"。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2〕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3〕的。但据顾洪生供,却道:"我与刘,杨三人,同至太古码头乘凉,刘坐铁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边,俄捕来先踢刘一脚,刘已立起要避开,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经不及,乃转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经人救起的。"推事〔4〕问:"为什么要踢他?"
  
  答曰:"不知。"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
  
  "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的。南宋败残之余,就往海边跑,这据说也是我们的先帝成吉思汗赶他的,赶到临了,就是陆秀夫〔5〕背着小皇帝,跳进海里去。我们中国人,原是古来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罢,"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时代在进步,轮船飞机,随处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决不至于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国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这理由虽然简单,却也复杂,故漆匠顾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2〕 俄捕 旧时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雇佣白俄充当的警察。
  
  〔3〕 "自行失足落水" 这是国民党当局为掩饰自己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时所说的话,参看本卷第10页注〔2〕。
  
  〔4〕 推事 旧法院中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官员。
  
  〔5〕 陆秀夫(1236-1279) 字君实,盐城(今属江苏)人,南宋大臣。一二七八年拥立宋度宗八岁的儿子赵绊为帝,任左丞相。祥兴二年(1279),元兵破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他背负赵投海而死。
    




韦素园墓记




 
韦素园墓记

  韦君素园〔2〕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3〕立表;鲁迅书。
  
  〔1〕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2〕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3〕丛芜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