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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鲁迅全集

Created: 31 January 2018

　
漫骂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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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31 January 2018

　
三论"文人相轻"

　　《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为以前的《文学论坛》上的《再论"文人相轻"》而发的。他先给了原则上的几乎全体的赞成，说，"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中间虽说"凡人在落难时节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看起来好像有些微辞，但其实说的是他的憎恶骗子屠夫，远在猿鹤以至麻疯病菌之上，和《论坛》上所说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话，也并不两样。至于说："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似的卓见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论的主旨，并不专在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难定，于是爱憎就为难。因为"譬如有一种人，
　　
　　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的。
　　
　　到这地步，我们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泪了。"似是之非"其实就是"非"，倘使已经看穿，不是只要给以热烈的憎恶就成了吗？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又不得不爱护"非中之是"，何况还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Ｘ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Ｘ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
　　
　　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却正走到"无是非"的结论的。他终于说："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人无全德，道无大成，刚说过"非中之是"，胜过"似是之非"，怎么立刻又变成"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铁，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这可见要抬举"非中之是"，却又不肯明说，事实上是怎样的难，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举了许多对手的"排挤"，"大言"，"卖友"的恶谥，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无阻，却还是觉得"手无寸铁"，归根结蒂，掉进"无是非"说的深坑里，和自己以为"原非确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说成了"朋友"--这里不说"门阀"--了。
　　
　　况且，"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中国的有些文人一向谦虚，所以有时简直会自己先躺在地上，说道，"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备考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魏金枝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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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７〕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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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31 January 2018

　
哭范爱农〔１〕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２〕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３〕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这是《哀范君三章》的最后一首。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于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范爱农（１８８３-１９１２）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一九一一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监督时，他任学监。鲁迅离职后，他被守旧势力排挤出校，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落水身亡。〔２〕大圜即天。《吕氏春秋-序意》："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
　　
　　〔３〕新宫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在新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