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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灵的旗帜






  毛泽东靠什么走出干难万险的逆境,而且越挫越奋?毛泽东靠什么凝聚人心,使各路精英汇集在他的旗下?他有一面心灵的旗帜!

  1.“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视,深秋季节来到长沙。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浪遏飞舟了。他来到了长沙市游泳馆。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10米高的跳台上往下鱼跃,他的眼睛事实上已看不见什么,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人和水撞击的声音。渐渐地,他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40分钟。卫士长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个字:“自一力一更一生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这里是他扬帆起锚开始搏击生涯的港湾。

  革命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起点――反抗!

  从乡村的浅池绿水到革命的洪涛巨浪,毛泽东的起点,就是他出生的上场屋坪下的那个莲塘。

  13岁那年,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他顶撞后跑到莲塘跟前,声称如果再逼近他就跳下去。父亲无奈,只好同他谈判。“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少年获得一个直观的真理:“如果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儿子同父亲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社会主题。家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胚胎。群山环抱的韶山冲浓缩着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矛盾死结,重复孕育着一个永恒的真理。

  毛泽东从小与父亲的矛盾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他,对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的浪潮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井非不正常,恰恰相反,这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关系何尝不掀起这类风浪呢?这种特征不是个人的,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代的很多人都是把家庭革命当作是社会革命和反对孔教传统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探索新准则、形成新秩序的初步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并不是坏人,他是属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几乎具有天生的斗争性格,但这种“天性”中也有他的社会潜因――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变的一刻,需要并培育出了拥有叛逆性格的一批精英!

  在少年毛泽东和《水浒传》里的造反英雄心心相印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姓彭的铁匠率领输了官司的哥老会弟兄,揭杆而起,被逼进了浏山。官军说他们是暴徒,围剿捕杀,彭铁匠那高高挂起的带血头颅,给毛泽东强烈的刺激。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神往的梁山故事正在家乡重演。这位少年作出了判断:谁说暴民不是英雄侠士,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这是他最早的“政治意识”。

  这是个了不起的伏笔。遥远的梁山,眼前的浏山,在一个少年的心脉里绵延起伏,竟通向了未来的井冈山。

  在“五四”运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感受到“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他站在了历史潮头,创办《湘江评论》,去打开冰冻千年的洞庭闸门。他告诉世人一个秘密:“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造反者宽阔而特殊的胸怀品格,被毛泽东浓缩成一个警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红楼梦》里凤辣子一句赌气的,如果张扬出去,肯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话,经毛泽东反复宣传,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毛泽东从来不讳言他的这个性格特点,甚至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向人们有意地展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并把它同自己要做的“政治文章”,把它同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理想,紧紧地拧在一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南方阅读一本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他忘不了政治,他说:“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

  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同外宾谈到中苏论争,谈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时,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斗争就高兴了,他们一骂,特别是公开骂了以后,就高兴了……到处都有斗争,充满矛盾。”

  半年以后,他到南方巡视,在湖南,对省委的三位主要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接着叮嘱:“不管对先生、对家庭也好,要斗争。”

  迟暮之年,70年代著名的“最新指示”中,人们自然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1964年,一位叫坂田昌一的日本科学家肯定想不到,当他为一篇讲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高深论文划上句号的时候,会引起大海这边的政治领袖的强烈共呜。毛泽东找来这篇科学论文,细细阅读,还推荐给人看,并专门接见了这位日本科学家,讲述自己对物质构成的看法。于是,他在政治和物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再小的物质元素都可以一分为二,何况靠阴阳上下构成的大千世界!

  支撑他的历史观、世界观的,就是这样一个把世界劈成两半的思维习惯:

  20年代,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50年代,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60年代,他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

  从早年到晚年,他都坚信,被劈成两半的世界,很难和平相处。于是,人们只能在斗争的风浪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接近群体的理想。

  1919年在《民众大联合》里,他让读者注意:“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貌琳十万,忽然将鹫旗换了红旗,就可觉得这中间有很深的思想了。”什么思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

  受尊敬的传统文人,他们细长的手指习惯翻别人写的史书,时间长了,他们的脊背开始富于幻想地弯曲,还教出一代又一代同他们一样的学生。

  毛泽东改变了教师的形象。他从史书里翻出了宝剑。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理:历史不同于传说,那里没有掸让,弯曲的不是脊背,而是武器。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于是,他提倡一种“不怕”、“不信邪”的人格,这是挑战者的心理前提,是一个革命者最起码的素质。这种素质同中国人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的,于是,他立志要改造这种传统。

  1959年4月5日,在中央的一次全会上,他告诫党的干部,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的,要反潮流。要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马克思讲的,共产党员不要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而我们的中国人是个中庸之道,学孔夫子学得太多了,生怕穿小鞋,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老婆离婚,甚至于砍头等等。那么怕。受这些痛苦有什么要紧。

  在毛泽东前进的道路上,他所寻求的挑战对象,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在革命年代,他号召人们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众志成城地掀翻这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他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不尽人意的哪怕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体制挑战,甚至向党中央“进攻”――因为有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因为有变修的危险。最后,他还自始至终强调自我精神的革新,向自我的灵魂深处挑战。早年是“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向今日之我挑战”;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始终强调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驱逐自我身上残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斗私批修”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当毛泽东作出挑战和接受挑战时,当他选择目标和实现战略时,他不谈怀疑,只谈坚信。他的挑战方式与他的目标理想一样豪迈、壮丽,他的顽强与他的任性一样执著惊人。这种坚韧的挑战精神成为他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气馁并能图谋再进的巨大动力。

  1930年新年伊始,刚刚分兵部署完抗击蒋介石“三省会剿”的毛泽东,读到一封从前线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提出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使毛泽东很犯踌躇。因为它反映了一些将士的悲观情绪,写信人正是自己的爱将林彪。一股激情在他胸中升腾。他决心借此解决长期以来索绕人们心头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古田镇赖家坊一间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通过敌强我弱的迷雾,他看到一种必然,在寒冷的冬夜,他看见了并非海市蜃楼的中国革命的未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是天才的宣传家。他把希望化为泉水流进红军战士的心田。革命者就是靠这样的信念完成二万五千里旷古未有的长征壮举。西方人惊叹这一杰作,说毛泽东是带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寻求圣地的中国摩西。

  荒凉贫穷的黄土高坡,果然成了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在敌后抗击着日寇的一次次“三光政策”的清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反共高潮,在重重经济封锁中还要靠双手从黄土疙瘩里刨出粮食来维持生存,终于迎来了一个民族的胜利。

  和平建国成为时代主旋律。可重庆那边却传来不和谐音调,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据说还是孟夫子的真理。根据这个“真理”,就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一党一人独裁的“真理”。听听毛泽东在延安怎么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他似乎坚信,托起天空的山川大地,托起领袖的亿万民众,最终会对争艳的太阳作出自己的选择!

  仍然是疆场弯弓才能作出历史的决断。内战爆发,国内外许多朋友为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捏一把汗,因为对方有美国支持,武装到了牙齿。在两周前才落下过炸弹的窑洞里,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得到这样的回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样子吓人,可一遇潮就软了。

  毕竟是敌强我弱。胡宗南攻占延安。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牵制一心要捉拿他的几十万敌兵。举世瞩目着他的安危。

  任弼时是位勇士。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这位年轻的团中央书记激烈地批评党的总书记,恼怒的陈独秀竟跑到讲台上撕碎了他的讲稿。如今,他又同党的主席发生了争论。刘勘率大军从西北方向扑来,离中央机关只隔几里路,而中央纵队司令任弼时手下只有200多位战士。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理所当然要求向北行军,避开敌人,万一摆脱不了追击,还可以东渡黄河。毛泽东却决定:迎敌而进,向西穿插,绝不过黄河!甚至不让一心为他的安全着想的任弼时再当“司令”,随后又在身后留下一块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

  挑战者所带来的,是危险的乃至冒险的人生,这恰恰是毛泽东习惯的并乐于奉行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其他战场就好打;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对扭转陕北战局就是巨大的感召,就是希望。

  1948年3月23日,当他从吴堡县悠闲地坐在筏子里渡过黄河的时候,冰雪消融,春天来啦!

  大革命时期,一代文豪郭沫若在广州初次见到毛泽东,投笔从戎,做起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在南昌见到路过的毛泽东,一起吃了一顿饭,觉得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文弱,目光谦逊而潜沉,长得像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他把这个印象写进了书里。

  毛泽东长得温文尔雅。他有罕见的同情心。他见不得小人物受压,他一生钟情于青年人,他一生为身处逆境遭际维艰的人鸣冤不平。那双搅动历史风云的手,会停下来替身边工作人员写情书。他为之奋斗的,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和谐平等。

  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同小弟弟红军师长毛泽罩讨论一个问题,争吵起来。哥哥说服不了弟弟,就要动手打他。弟弟甩出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挥在半空中的手嘎然停住。毛泽东一直为这件事后悔,后来多次讲起,以告诫党内同志要讲民主,切不要以势压人。

  目标毕竟不能代替手段。毛泽东对伟大目标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体现出无所顾忌、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他毫不迟疑把它放到一边去,对人的关心隐藏在目标价值背后。在他挑战和进击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明枪、暗箭、鲜血和死亡。他的对手们从来没向他发过慈悲,他也绝不宽恕那些拒不放下武器甘为敌手的人。先秦空讲仁爱的宋襄公,被他视为坐守待毙的滑稽角色。

  石头城摇摇欲坠。国民党政府打出和平牌,毛泽东没有拒绝。对方提出“划江而治”,但主动权已经转移。毛泽东给人们讲起西方童话里《农夫和蛇》的故事,还想到那位因妇人之仁、功败垂成的楚霸王。“宜将剩勇追究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的言辞像勇往直前的解放军刺刀一样锋利。

  西方的列强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自信和勇气。就在1949年4月20日渡江这天,四艘挂着米字旗的护航舰像往常那样进入我军防区挑衅。陶勇将军下令开炮,“紫石英号”像死鱼一样躺在了江面。毛泽东为这样的勇士自豪。后来他高兴地握着陶勇的手说:好家伙,你敢打外国军舰,就去干海军吧!

  1949年10月1日,当一个民族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声音,在那座皇宫城楼响起的时候,九州大地的上空,果然只剩下了一个太阳。

  在延安的窑洞里,斯特朗以女性记者特有的眼光发现一个差别: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则常常按自己的节奏跳舞,还能和鼓点合拍,不过,击鼓手有时也抗议他干涉了自己的工作。

  毛泽东的舞步旋转到历史的新舞台。

  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没有惊涛骇浪的搏击,革命似乎就失去了壮丽,社会似乎就失去了生机。遥想当年隐约的炮声,他感到黄洋界的鲜花,可以转瞬枯萎,只有不老的战士心灵,才永葆共和国的青春。

  这是一种永恒的激情。他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近于艺术家追求完美的苛求。

  太阳有喷薄升起的壮丽,也有中天放射的炎热。当我们以为加速奔向革命的终点的时候,却不幸发现又站在了革命的起点。常常处于冲刺状态的斗争激情,把毛泽东也把中国引向了迷误……

  2.要干到底:“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叛逆、挑战和造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胜利,是把主体的理想化为现实,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但历史上达到这种目的的挑战者,毕竟是绝无仅有,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失败以及失败时的不同选择。

  怎样处理,怎样对待斗争生活中的逆境,在毛泽东看来,是验证他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

  他欣赏一种人:有骨头的人。

  他最看不起一种人:中途变节的人。

  1939年4月8日,在延安“抗大”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演讲时,毛泽东说,参加共产党,我们就要为抗日子到底,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直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每个人在政治上不要开小差,将来在其他地方见面的时候,可以见得面,就是可以见得江东父老……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接着又说:多少共产党员被捕杀头,还是威武不能屈。但尚有一部分叛徒起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做工作,但一旦威武来了,就屈服,带路杀人,什么都做。一种人被捉了,要杀就杀,这种英雄的人,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文天样、项羽、岳飞,决不投降,他们就有这种骨气。那些叛徒就没有这种骨头,所以平素讲得天花乱坠,是没有用的。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是红军战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也是极其悲惨的一幕,革命者的不屈意志,获得辉煌的展现。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特别称赞当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说他在西征失败后,不换军装,即使要饭,也坚定地带了几百人回到延安――他就喜欢这样的人!

  这,是不是也透露出毛泽东的人格选择呢?

  经历过60年代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雪上加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往事;不会忘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向中国讨债,周恩来伸出一个指头“一年还清”的往事;更不会忘记周恩来率代表团退出苏共“二十二”大提前回国时,毛泽东驱车到机场亲自迎接的往事。这在毛泽东是绝无仅有,那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和骨气啊!

  同过去一样,中国的事只能靠中国人来办,依赖别人,迷信异国,腰杆总是弯的;而弯下的腰杆,则永远走不出笔直的路!中国人必须根除奴隶性,毛泽东再次发出切肤之痛的号召。

  倒霉的贾桂成了毛泽东眼中的奴才典型。这个在京剧 《法门寺》里随侍大太监刘瑾左右,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别人给他让坐,他说:“您倒甭让,我站惯啦。一就是这么一句台词,激起毛泽东的义愤。他在大会上呼吁:“要割掉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作风!”甚至在文件批示中也要来上一笔:“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中苏论争拉开序幕。1964年,他告诉带来苏共中央批评中国信件的特使:“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这正是他自己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人们所面临的,无非是生与死这两个选择。而毛泽东推崇和倡导的是以身殉志,并总是那样溢于言表。

  《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记载,徐有功刚直重法,“民眼其恩”。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由于酷吏周兴的诬陷,被罢了官。后来女皇武则天重新启用他为左肃政召侍御史。召书下来,鉴于宦海凶险,徐有功辞让说:“臣闻鹿走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以死矣。”意思是,自由欢快的野鹿虽然在山林里奔走,但终究难免成为厨子们案板上的肉,我太鲠直,皇上却让我去执法,这等于是让我坐着等死呀!

  对这消极的人主观和宿命论观点,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他批注道:“命系庖厨,何足借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个批注,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仁人志士们为正义事业和伟大志向奋斗终身的事迹,表示了由衷的敬佩,高度评价他们“以身殉志”的崇高精神。哪怕“命系包厨”,如果为了自己的理想,也“何足惜哉”?毛泽东为自己,也为民族画出一面心灵的旗帜!

  于是,一个“革命者的寓言”开始流传。

  人们熟知,在1945年“七大”闭幕词上,毛泽东专门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后来,他干脆就把自己的闭幕词取题为《愚公移山》。毛泽东一生似乎都把他的事业视为挖山,而他就是那个带领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因此,这则寓言时常成为他教育人们树立必胜信念的语言素材。仅据有文字记录可查的材料看,1938年、1939年,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他就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明确说,“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

  到晚年,他也津津乐道这则寓言。五、六十年代,接见外宾时,他经常讲述这个故事。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他又提起: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刨平的一天。

  “干到底”的心理气势,挥发出一种自信、顽强和高傲的人格力量,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的血性品质。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毛泽东的政治思维中,存在着一个奇妙的逻辑,被他认为是反动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敌人反对的,他越坚持;越是顽固和强大的对手,越能激起他挑战的欲望。

  1958年3月,在接见美国来访者时,他出其不意地开着玩笑说,希望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他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为什么呢?因为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对我们很有用处”。因此,毛泽东说自己“很希望杜勒斯先生键康”。还有杜勒斯及其同伙“正做着他所能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发生在1958年8月的金门炮战,被称为台湾海峡危机,是一场智慧的较量。国外的反应异常强烈。特别是美国。

  10月2日,毛泽东同苏联东欧六国代表团谈话时,谈到金门炮击,说:“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 ‘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

  毛泽东对这场炮战,看得似乎比较轻松。对蒋介石,是不在话下。对西方的反映,毛泽东把他们的攻击,看成是一种“教员”行为,甚至还“感谢”他们。

  1960年6月,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压迫各族人民,不见得是坏事,还是好事,他谈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 ‘感谢,日本‘皇军’。”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宣称:对于那些反对者,我经常感谢他们帮助我。他们给了我许多封号……这些封号我一听就高兴,原来我还值得人家骂。

  1965年1月,在接见斯诺时,他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还表现出遗憾来,他说: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又爽朗地笑着对尼克松说,在你们竟选时,“我投了你一票”,因为“我喜欢右派”。然后,又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英国的首相希思是右派,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恰恰相反,“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总之,越硬的骨头,越是要啃;越是反动的事物,越有刺激;越是强硬顽固的敌手,越能激发战斗意志;越是窘迫的逆境,越发进取抗争;越是黑暗,光明的前景到来得越快……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以他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念和非凡的自信为基调的,即:两极相通,物极必反,在一极向另一极的转化中,毛泽东始终相信自己代表的一方和从事的事业,终会胜利。

  3.用四个字支撑一条路

  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毛泽东,换一句话说,历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选择了一种思想。

  其实,那只是只有四个字的思想。

  开始,五四运动的精英们也是选择一个只有四个字的思想聚集在一起的。

  在1921年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毛泽东和其他12个人握手互称“同志”的时候,或西装革履,或长衫过膝,清一色的白面书生。手无寸铁,只握着从书本里读来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还得由蓝眼睛的革命家来教他们使用。

  这四个字掀起了革命的洪涛巨浪。可除了从城市散向农村,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流向。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使它转瞬失落在中国的丛山峻岭、沟沟洼洼之中。

  彭湃和毛泽东较早把目光投向贫瘠广袤的农村和衣衫褴褛的农民。

  1926年6月在广州主办农民讲习所时,毛泽东曾主持拟定地主来源、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有的列出提纲,引导学员调查,要求他们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另外,他又在农讲所讲授地理课,强调地理环境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外,尤其要了解和熟悉本省的山川形貌、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所给予政治的影响等等。

  1927年1月,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一头扎回湖南,作了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的调查。他的行程大致是:1月4日至8日,深入到湘潭县的县城、银田寺、清溪寺、韶山;1月9日至13日,到湘乡县的唐家蛇、县城、萧家冲;1月15日至23日,至衡山县的白果、福田铺、采桥、县城;1月27日至2月3日,至醴陵县的县城、东富寺;2月4日到长沙县郊区。原计划还要到湖南的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正是这样走了32天,行程1400余里的考察,形成了他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2月16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中,他说:“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地回忆这次农村调查的情况。在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个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 ‘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 ‘过火’,而是必然的,必要的。因为农民太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 ‘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从此,毛泽东获得了“农民运动大王”的称号,西方人则形容:卡尔・马克思降临亚洲的稻田。

  但是,离开“稻田”的国共合作大革命凋谢了。被断送在1927年的夏天。

  到何处去寻找耕耘的土地?

  当然还是大城市――南昌、长沙、武汉。

  毛泽东第一次领兵要去攻打长沙了。

  可不到半月,他改变了主意。把目光投向了他一直钟情的偏僻乡村,还有那里的农民。走一路,他调查一路。

  1930年5月,红四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毛泽东利用红四军一、二、四纵队分兵寻乌、安远和广东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以制定在农村对待富农的政策和在城镇中对待小商业者的政策。因为党内此前的“左”倾经济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毛泽东一来到寻乌,就住在县城的一所天主教堂,深入实际。进行了20天的调查,弄清了当地的基本情况。但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于是他和县委书记古柏商量,召开了50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共同探讨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接着,他把没有把握或者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一提了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开了两天,集中大家的好意见,这样,寻乌调查基本结束。

  稍后,毛泽东在马蹄河畔召开过一次宣传会。在会上,他开头第一句就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鸟做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说:“调查了!”他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中间,哪一类最多?”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糯米甜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下子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毛泽东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到处只问一下,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1931年2月,他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间隙,在宁都小市整理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并一直珍藏着,经过长征,带到延安。

  这篇文章第一章便是“寻乌的政治区划”,分述其七区四厢十二堡的地理位置。第二章则为“寻乌的交通”,分述寻乌的水路、陆路特征及其周边所达要衢,又叙及电报、邮政及交通器具。此后再深入论及寻乌的商业、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经济政治内容。在这篇文章的前言里,毛泽东还写道:“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 (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蒋介石曾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而毛泽东则说: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正是在毛泽东倾力调查的农村,大革命失败后散落各处的力量开始重新聚集。毛泽东、朱德等在赣南、闽西的山区里,闹起了红火的革命。

  可是,好景不长,王明和一群啃惯洋面包的年轻人,从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纷纷走来。他们了解中国吗?

  王明从1925年入党,到1935年1月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10年间,在国内只呆了3年;如果从他1931年3月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算起,还不足10个月。据说,这位隔雾看山的理论家宣称: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读了这么多马列著作,还不能统治中国?

  但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统治中国,还丢失了一个当时已存在三个年头的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

  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却使中国共产党几乎走上绝境。毛病出在哪里呢?

  本来,说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思想家最喜欢用的是“务实”两个字。大史学家班固称道汉景帝的儿子刘德学问做得好,不经意写出了一句“实事求是”。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两千年后竟救了一个民族!

  谁能想到,就是这四个字,支撑起一条历史的路!

  谁能想到,20世纪中国在这条路上的两次飞跃,都依靠这四个字作了支点!

  捡起这四个字的,就是毛泽东这位酷爱读书、学问做得好的农民儿子。不过,他有自己特殊的见解:不光要读“有字之书”,更需要读中国社会国情这部气象万千的“无字之书”。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宣称:“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务实的精神,使毛泽东坚信一点: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这是一条和啃洋面包的理论家根本不同的思路。

  了解中国的法子,就是调查研究。

  从此以后,调查研究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用的政治术语之一。

  实事求是来自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情有独钟。遇到因难,需要作出决策来解决的时候,他总是想到这四个字。1961年初,为纠正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失误,他号召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事有凑巧,在八届九中全会要闭幕的前一天,一篇题为《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在福建龙岩发现了,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那是他30年前写的,后来丢失了。毛泽东说:我一直“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想念和寻找着它。

  这是在枪炮声中诞生的“孩子”。1930年11月,蒋介石军队逼近江西吉安的罗坊,毛泽东率红军后撤途中,在木口村,利用中午时间仍召集农民搞调查。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O年后,毛泽东重读旧文时,索性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10年的痛苦孕育,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分娩。

  到了延安,随之而来的全党整风,也是由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哲学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牢牢地构筑在人们的心田里――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它。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一位干部从外地来到陕北洛川,他对当地的情况根本不熟悉,对红军在陕甘边区的经济政策也不了解,第二天就下命令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问他: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问得这个同志答不上话来。不了解实际情况,当然也没有发言权。这就需要调查研究。

  1941年冬天,延安中央党校请毛泽东题写校训,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无疑为他的著述,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落下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连普通的老百姓也读懂了它的份量。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老乡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用汉白玉刻的这四个字埋藏起来,直到收复延安才重新嵌回原处。

  这时的毛泽东,已到了西柏坡,住在了新中国门槛前的驿站。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挥起手臂划出一道箭头:中国历史进程的下一站,将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的途径,毛泽东采用中国的思路,和平地,温和地、逐步地过渡,实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有效地实行了对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

  一个强大而进步的政权,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这个新生的政权,在1949年终于出现了!

  毛泽东深深懂得,一场人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变幻城头的大旗,而是要解决好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终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曾同来华访问的两位巴西客人风趣地说:“中国人口这么多,要发展起来后我才好去报告上帝。上帝问我,你们的人民怎么样,如果我说还很穷,上帝就会骂我,要给我严重处罚,派我再回到中国。”毛泽东的这一特有讲话方式,使人感到很轻松、幽默,但它却沉甸甸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尽管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预言过: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一经建立,人们还是未曾想到,这个社会的体制需要改革,更不曾想到,需要对其为时尚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显著的形态进行改革。

  在中国,毛泽东开始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1956年,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欢呼声中,他没有陶醉;在“一五”经济计划捷报频传的喜庆气氛里,他开始冷静地思考,立志探索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以改变因过分集中而制约了经济活力,因片面发展重工业而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运行体制。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革命过程中,都曾有过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就是列宁批判过的民粹派社会主义。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有了警觉,他曾对一些民主人士明确表示过: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它能帮助将来的社会主义前进。10年后,他再次重申,且语出惊人: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槁资本主义。苏联怀疑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中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毛泽东的回答还是那四个字:实事求是;还是那个原则:中国国情;还是那个方法:调查研究。

  启动的专列,似乎唱着毛泽东心中新的进行曲。

  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月12日,毛泽东沿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返回北京。一路找地方干部谈话,调查研究。

  回到北京,他连续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汇报,安排极其紧张。几乎每天起床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上床休息,十分疲惫。他戏称,这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他在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6年和1957年,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建国后的代表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勾勒出社会主义前进的导航图。

  一生探索的毛泽东,靠实事求是,了解国情,领导人民创造了两个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还要再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但越往前走,是前无古人的荒原大漠。

  而毛泽东,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深入调查的方便了。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他和社会,也和事实求是隔开了。

  1953年,毛泽东春游黄鹤楼。就在他与一位个体商贩交谈的时候,被旁边一个孩子认出。瞬间人涌如潮,围得水泄不通,保安人员心中不安,毛泽东却幽默了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6年到杭州龙井村去的时候,有关部门出于安全需要,事先把老百姓们集中到乡里开会,毛泽东进村的时候,只有几只闲散的大公鸡在村道上徘徊。他只好说:看来大公鸡还是欢迎我的。

  1958年,类似的事在天津正阳春饭馆重演。事后打扫现场,挤丢的鞋帽钢笔竟收了七筐半。

  尽管毛泽东外出愿意轻车简从,但越来越细的保卫措施,使毛泽东的活动半径也越来越小了……

  此时此刻,毛泽东一定想起了他在江西苏区的那些个不眠之夜。当他点一盏马灯独自走进村寨低矮的草棚,他看到的是许多人无法看到的真实世界。

  在失却实事求是支撑的大跃进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毛泽东决定再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的重点是中国农村“大跃进”之后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就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他在作战中间作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第二次反“围剿”敌我悬殊很大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也是在这次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把他刚从福建龙岩找到的《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印发给大家。

  “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无法忘怀30年代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对他个人命运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旧丈重读,心有灵犀。毛泽东真诚地检讨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期望着通过这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使他重新获得把握现实与未来的信心。

  然而,他终于没能做到。

  一年后,他捡起1921年夏天的那四个字――“阶级斗争”,还说要年年讲,月月讲。

  离开实事求是的阶级斗争,历史的路就偏了。

  实事求是的份量,也就有了另一种计算方式。

  哲人们说过,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掀动地球,可在似乎用自己的热情就能熔炼钢铁,单凭意志就能移山填海,依靠豪言壮语就能震憾世界,单靠阶级斗争就能实现理想的思路中,走在历史之路上的时候,脚下,恰恰少了实事求是这个支点!

  于是,历史的车轮开始倾斜了。

  4.什么能使他变得年轻?

  毛泽东为人,很重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热气高,干劲大”,是他始终向往和赞誉的精神状态。“鼓气”成为他对新闻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给一师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他说:“兄为一师之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调,尚有生气。”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称道李逵的豪气和列宁的热情磅磅,反复强调:“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为也。”

  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要求的。哪怕是写文章。

  毛泽东是文章家。他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他喜欢这样的神气和文气。

  政治和军事的成功,常常激活、深化他的文气才华。有人曾问过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战争。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说过打败国民党他并不高兴,1955年看到农民开始走集体化的道路时才高兴。但我想这或许是事过境迁的一种说法。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愉悦心境。毛泽东对自己这个时期痛快无比的文章,后来也是特别的喜欢。后来编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他亲自审定,读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篇驳美国白皮书的文章,越读越高兴,以至敞怀哈哈大笑。

  相反,他觉得自己的《矛盾论》太像教科书,50年代初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目录都列上了,在审定时,他还是把它删去了,原因是“同意不畅”,以后经过修改,才收入第二卷,1952年重印才收回到第一卷。

  俗化话:人活一口气。毛泽东对这股气看得格外的重,把它视为人生进取的心灵动力。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亲友的。

  该说到毛泽东的亲情了。

  那是个很小范围的事。却可以见出他的大风格。

  为理想,为党和国家的大业,他在对待自己的亲友问题上,显得比一般人洒脱得多。他一贯反对假公济私,从来没有因为照顾自己的亲属而破坏原则。有时候却也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抗战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基本上就是说话算数了。1937年,表兄文运昌(八舅的儿子)来信,说想来延安工作。或许信中说到是想挣点钱养家,毛泽东在回信中告诉他,延安上自总司令下自伙夫,待遇都是相同的,而且没有薪水,“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还特别解释,此前公家曾给烈士毛泽覃的妻子周润芳寄去了20元旅费,也不是因为我私人的面子。

  建国后,他成了一国之主,家乡来找他的人或来信的人很多,不少是要求帮助的。1954年3月,他在一封信里表示:“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事情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

  这些,说的都是事实。他把自己唯一的健康的儿子送到前线,结果牺牲了。这是至今让人感念不已的动人事迹。

  出于大事业的追求,他很少考虑私事或特别地接济亲友。

  他有一个信念: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来奋斗。

  东汉有个叫梁鸿的文学家、经学家,写过有名的小赋《五噫歌》,因讽刺权贵的奢靡生活,让汉章帝读了后很不舒服。梁鸿只得改名换姓,跑到南方的无锡,靠给人做工春米过日子,在穷困的环境中竟在经学上颇有建树。

  关于他的故事,有两个广为流传。一个是和夫人孟光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不因人热”。据说他父母死得早,小时候穷得只有借用邻居的灶做饭。一次,邻居做完饭后,招呼他:乘锅和灶都还是热的,你快来做饭吧。言下之意,是让他省点柴火。他却回答:我虽然还小,但绝不靠别人的余热过日子。于是把灶灭了,重新点火做饭。

  毛泽东大概是从《东观汉记》里读到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给干部们讲过这个故事,称梁鸿是条“硬汉子”,有“穷棒子精神”。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更清楚地记得,1959年6月3日一大早,毛泽东刚起床又给他讲了这个故事,还说:“我过去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要自己的孩子自强、有志气,不要沾他的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对待亲属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的子女曾说过,父亲井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上的财产,但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很多。这当中,无疑包括要自强、有志气这样的做人信念。

  毛泽东并不是不渴望亲情,不着重亲情。

  1960年12月25日,67岁生日前夕搞了一个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聚餐会。在亲近的身边人面前,自然容易谈出一些很细微的心里话。

  毛泽东讲起了他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和感情。当时,正在读书的女儿李敏、李讷和侄儿毛远新也都在场。他说:

  我这几个孩子,发烧回来,我见了就心软了,叫他们在我的灶上吃饭。李讷,你在学校发了烧,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看你,你还发脾气,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愿意见他们。实际上你心里高兴,家里有人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你们系里有七八百人,如果有一百来人生病,都有家里人来看吗?你们学校里的同学,有多少人有家在北京?百分之十、二十,百分之三十吧!那么,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同学的家在外地。他们这些人病了怎么办?一有病统统都回家?不可能,还不是在学校的医院里住,在学校里看病,还不是都要医好的?这次学校里总支书记还去看了李讷,她就高兴得很嘛。你们病了回家来,还不是想吃两天好的?吃两天就吃两天吧。我听到发烧到三十八度,心就软了。

  谈到孩子们的学业,毛泽东表示了他的期望:

  “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说着,用手指着李敏、李讷和毛远新 (毛泽民之子):“现在你们三个”,又转向江青的侄子王博文,“你和我也有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

  最终,还是希望儿女们靠自己的“志气”成才。

  有“志气”,就有朝气。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追求和实践着一种有声有色的人生风格。1925年,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回长沙,独立橘子洲头,极目“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回想青年时代“峥嵘岁月”、“携来百侣曾游”的新生活气象,和那“指点江山”的新人格境界。

  如此充满朝气的人格,使毛泽东的心永远年轻,永远偏向暂时受压却预示着未来的社会群体。

  后来尽管他早已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的地位已远不是遭受压抑的处境,他的职责也不允许他无所顾忌地驰骋想象了,但是,他对需要努力奋斗进取才能维系生存、发展自我的底层人,受压抑的人,仍是那样感同身受的共鸣,对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仍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部与群众之间,他向着群众;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他向着非党;在男人与妇女之间,他向着妇女;在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他向着小人物;在长辈与晚辈之间,他向着晚辈。毛泽东对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绝少假以词色,而对待党内高级干部,有时却不借大发雷霆。延安的农民曾口出怨言,要雷公劈死毛泽东,四方面军的战士说毛泽东没有张国焘学问大,他不但没有追究,而是反躬自省。上流社会廉价的捧场,他从来不屑一顾,但农民发自内心的“救星”、“万岁”的呼声却使他激动不已。

  这种心态,甚至反映到他对人种的看法中。1959年3月3日,接见拉美15国兄弟党领导人时,话题转向黑人和白人的高下。毛泽东说:黑人和我们完全不同,黑得很厉害。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

  因为他坚信这些人代表着未来,充满着想象,有着无穷的创造力,有活脱脱的生命力。人生一世,最可怕的,就是失去这些,而人老了,就容易失去这些。用他1964年1月12日对外宾的话来说:老了不革命的人多着呢,好多人越老越糊涂,马克思不在内。老了,摆架子,老气横秋,就不好办了。顺理成章,只有青年,才配称得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毛泽东是怎样表达对青年人的称赞和信任的呢?

  他要表达自己这种心情时,总要想到赤壁之战中的“群英会”,想到乱世之中青年俊杰脱颖而出的喜人景象。

  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他强调:“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 ‘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大少,这行吗?”接着宣布:“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1957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委要提拔年轻干部时,他又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以紧迫的口吻提出: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曹操53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3日的一次谈活中,他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

  赤壁土战里孙权、周瑜、诸葛亮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成为毛泽东宣传和奖掖青年人的语言素材的,还有一批作为非凡的文化人。

  50年代末读《王子安(王勃)集》,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的一大段批语中,毛泽东把他面向青年的热切期待之情,一览无余地流泻了出来。

  这个一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 (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代表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唐代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是我们熟知的文学家、诗人。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的怯文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昌《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 (16311647),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 (或灵肯)。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感叹过一些早夭的英俊天才。1916年12月4日致黎锦熙信中,为说明强身健体的重要性,毛泽东说:“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二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在50年代末,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再次抒发一大堆感慨,反映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主张:青年人、贫贱的人,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他们是事业的希望所在。基于这个认识,他一生部反感压制青年人,反感瞧不起低贱者的人。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说的,他在1958年党的代表大会上“曾吐了一次”,是指他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破除迷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举了古今中外29个年轻有大的人发明创造的例子。其中也谈到: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27岁,作《膝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也是一个年轻人,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18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24岁,又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文件上指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科学、技大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1958年的讲话和指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励青年人,贫贱的人,他似乎坚信,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屈原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败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深情地瞩目于年轻人?因为他们总是畅想着未来,追求着未来。甚至说,他们就是未来。

  而毛泽东是个不满意现状,不陶醉于过去的人。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

  他坚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是为中国画图的人,他的箭头始终描向未来。

  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他总有些忧患。

  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举行了。开这样的会,当然要讨论宪法。11日这天,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也来了。

  黄炎培发言说: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国歌好。在讨论中,没有人提出要改国歌,毛泽东接着黄炎培的发言发挥道:国歌是必须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如果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苏联采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也有那么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唱到1941年,唱了24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舒服,不过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呢,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过:1949年那样的大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这大概可以知道毛泽东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了:不光是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它是未来的。

  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怎样去建设它?谁也没做过,准也没看过,唯其如此,对毛泽东这个“未来世界的情人”来说,也就越加充满诱惑。

  在追求中,自然就不能循规蹈矩。

  要做一个不仅献身于解释历史,而且献身于改造历史――这关系到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的命运――这一重任的领袖,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超越自己的思想“祖宗”的气魄,是达不到目标的。

  在毛泽东看来,许多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便会冲破常理,打破常规。变革现实的实践,尤其需要这种热情和想象。因为他坚信,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年老的强,未来总比现在美好。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认为这是“破除迷信的一年”。在上半年,许多人认为“三年合作化”的提法“不过是幻想”,而一到下半年,他们只好相信新鲜事物了,因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但现在,“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这是毛泽东1955年夏天的描述。

  鸡毛上天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仍在继续高涨,毛泽东充满感情地关注着这个令人高兴的势头:正在向前奋进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4月在广州读到一篇题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文章,毛泽东欣然提笔赞扬,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他坚信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正好驰骋想象不守陈规俗套的束缚,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实现最新最美的理想。这种景象的落实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是同解放思想分不开的,是同“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分不开的。为此,他欣赏大字报这种向陈旧思想进击的“新式武器”。对现实中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会见上帝的人的不满,对扫除这些障碍的渴望和礼赞,使他想起清入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晚清着意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志士们所呼唤的景象,只有在新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毛泽东说:“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于,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的实践产物,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后来就是越过“暮气沉沉”、“不愿继续革命”的大批党内领导干部,直接到天安门城楼上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挥手,同红卫兵小将直接对话。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一生奋斗,包括他超越一切的想象感知,在这无穷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呢?

  1965年1月,他的老朋友斯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的时候,毛泽东回答: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

  问题又回到了青年。

  朝气――青年――未来,是毛泽东力求保持不老心灵、试图永远年轻的三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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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为什么喜欢游泳?






  1.力自己的健壮身惊而自豪

  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粥时,十分感慨他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有这样强健的身体,真是我们党的一大幸运。

  1936年12月,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窑洞里会见斯诺时说:“我后来在中国南方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毛泽东有强健体格,对历经千难万险才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一种幸运。他能经历长途跋涉的疲劳,更重要的是,他长期通宵达旦地工作,把这种作息规律称之为“按月亮办事”,忙起来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有着异乎常人的工作精力。

  这种精力,使他仿佛能用几个大脑交替工作,更精密地筹划军政大要。别人想一件事,他可以想十件事,别人做一件事,他或许对这件事“做”了十遍。

  这种精力,使他“日理万机”之后,仍“游刃有余”,去做他想做的,却未必是一个大国领袖必须要做的事。诸如读读《诗经》之类。

  这是一个大政治家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这是毛泽东具有罕见的意志和自信的内在动力之一。

  身健则体强,体强则气壮,气壮则心勇,心勇则志坚,志坚则事成。

  他青年时代响亮地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甚至认为,“人固以发展一身之勇力为其最终之目的”,力主“智、仁、勇并重”,“身心并完”。意志、勇力、体魄的坚固锤炼,只有具备了这些人格因素,才能经受住勤苦实践的考验,在向理想目标奋进的征途中才不至于生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空叹。这样,青年毛泽东十分自然地把体魄勇力上升为人格重塑的首要前提。他既是全校最积极的体育活动的倡导者,也是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

  青年时代,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主要有冷水浴、游泳、爬山、远足、露宿及六段操运动。

  冷水浴是杨昌济先生天天坚持的锻炼项目,毛泽东就是最坚决的仿行者。

  这一习惯他保持了多年。建国后,年纪大了,不能做刺激的冷水浴,但每天洗澡时仍坚持不用热水,只用微温一点的水。他还对人说:“我觉得这样洗澡比一般洗澡的办法好得多。一般洗澡的办法只有清凉作用,我这佯洗澡的办法,除有清凉作用外,还有锻炼身体的作用。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更不会被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过去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

  1953年初,陈云因病休养。如何疗养,毛泽东多次批示,特别关心。当时,林彪也在疗养,或许是出于某些心态上的原因,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常有抵触。卫生部经常把中央领导人治病的情况写成报告送给毛泽东。3月18日,毛泽东读到傅连障关于林彪病情治疗的报告,其中说:林彪“现在能同医生合作,并提出希望医生为解决出汗及容易感冒的问题。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他已同意,过几天即可试行”。

  用冷热水交替擦身,恰好是毛泽东一贯乐用的健身方法。这个报告调动了他的记忆,提示了池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觉得大可推行。想到正在疗养的陈云,就决定把这个报告转给陈云看看,意在给陈云以启发。于是提笔在上面给陈云写了封信,说:“此件可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写罢这番颇为内行的话,似乎言犹未尽,又加写一句,说:“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写完,还觉得有话要说,对苏联内科专家说的用“酒”擦身的方法没有多大把握,又写了一句:“用酒似不甚好。”如此细细琢磨,固然体现了对同事的关切之情,恐怕也是因为正好投合了他本人在这方面的特殊兴趣和又深又细的体会。

  体育锻炼,首先是作为养生娱乐之道被人们提出来的,人们也多从健康益寿的角度看待体魄的价值。毛泽东也是先队这个角度出发来强调体育锻炼之效。但他的重心不在于此。强壮勇武的体魄,“蛮拙”的运动,在他看来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人生境界,锻炼身体归根到底是为了适应激越紧张的战斗生活。请看他青年时代的描绘:“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比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再进一步,青年毛泽东把体育、体魄的功能价值,同人格生命的本质、建功立业的前提、国家民族的命运直接勾连起来。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长文章叫《体育之研究》。

  说来也不是偶然,生平发表过无数文章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就是这篇谈体育锻炼的。在文章里,他反复阐述体育的效应,说它不仅能强坚筋骨、增加知识、调节感情,还可以坚强意志,“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

  体育一体力一武勇一意志,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升华过程,人格的张扬,理想的实现,动、变、斗的展开,都端赖从体力开始的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的实践品格。这是一幅何等壮丽的人生图像呵,一股激烈奋迅、勇往直前的阳刚气概扑面而来。

  毛泽东那充满惊涛骇浪的搏击生涯,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不小的优笔。

  到晚年,毛泽东仍然是乐此不疲地钟情于身体锻炼。关于他如何游泳及如何看待游泳,我们在下面谈。这里且说说他如何看重曹操的《龟虽寿》。

  曹操在这首诗里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骇伏析,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的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这次班师途中病死了,年仅38岁,从而引发他时不我待的感慨。该诗12句恰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这是对主命的达观态度;一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一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中该诗的末尾所注评的:“盈缩之期,不独在天,言己可造命也。”

  对这首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作品,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他不仅自己书写这首诗,还经常把它写下来寄赠给别的同志。

  譬如,1961年8月25日,他给因病休养的胡乔木写信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

  又如,1963年12月14日,又给因病休养的林彪写信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南史》卷二十二“僧虔传”叙述南朝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皆以为定死无疑,已置棺材,不料不久病情转好,最后活到90多岁。史家由此感叹:“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读《南史》至此,随即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意即并非是“天道”不可知,全在人们自己的“养怕”而已。实乃“己可造命也”。

  “己可造命”,全靠养生、锻炼,对政治家来说,“造命”似乎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古代帝王总是希望长生不老,有些糊涂的皇帝老儿甚至要去寻不死之药。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还真给他谈过这个话题。毛泽东认为: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而且,只长寿不健康又有什么好处呢?要长寿又健康才好,要老有所为。

  怎样才能尽量长寿而又健康呢?

  毛泽东的话题又回到了曹操。他对徐涛说:“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根安逸,可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六十五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呷。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2.“七级台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一是指政治?哲学?还是人生?

  当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从毛泽东手里诞生的时候,他已年过半百。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或许会说:“我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听听毛泽东在72岁时说些什么――“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他的事业,他的经历,同钻山沟当“山大王”时,或许己有天壤之别,但他的心灵、他的自我感觉,却似乎始终处于一个革命家起步时的状态。

  所以,在新中国诞生后,无论是接见外宾谈到国际紧张局势,还是约部下分析国内矛盾,他常常提到的事情就是:无非是再回到山里,打游击,长征,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终究会胜利,搞成正果。

  他永远是那样的自信,充满一种渴望,一种冲动。里面有精神信念,也有物质性体魄精力的支撑,二者相得益彰。

  这位革命老人,像青年人那样,有使不完的劲。他从青年时代起最喜欢的游泳活动,频频地显示着他的体力,也显示着他的意志。

  1954年他在北戴河游了“白浪滔天”的大海后,写了一首著名的诗。

  1955年夏天,正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际,中央安排首长们去北戴河,卫士长李银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安排,毛泽东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在讲这些话时,两眼闪闪发光,带着一种孩子般天真烂漫又是扑朔迷离的神情。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有一个规律,就是心潮澎湃之际,便挥笔如飞,昼夜不停。

  当然,也要到海涛里搏击。一次,台风驱散了暑气,也卷来了狂风暴雨,堆起了颠狂的海潮。毛泽东又向威猛耸立的浪潮走去,卫士们照例冲上去前挺后挡,照例被大浪埋没,被大浪抛起,被大浪远远扔在沙滩上,就是在毛泽东身边,也不想站起来了。

  毛泽东脸色阴沉,皱起眉头叫道:“起不来了?这点水比刘勘的七个旅还凶吗?”毛泽东面对所有的人讲话,声色异常严肃:“你们可以回去。我可以另组人马,另组队伍跟它斗。”

  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18日到达济南时,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向干部们说了他在北戴河这次游泳的体会:

  我到过北戴河,七级台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素没有一点风浪

  倒是很吃力,那要一步一步爬。

  何等的潇洒!

  1956年6凡毛泽东由武昌下水,横渡长江,到达汉口,他的感觉是“胜似闲庭信步”,似乎觉得不过瘾。他的目光眺望着长江的上游,那“更立西江石壁”的三峡急流,想到那里嬉嬉水。

  不过,古往今来,尽管有历代诗人骚客不绝如缕的咏叹过那如骥骐奔涌,如狮虎咆哮,如龙蛇回旋的江流,倒没有听说谁在那里下水玩耍。李白坐在船上高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已是件值得夸耀的事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不是有绝对自由的人,他要到三峡游泳,需中央批准。

  1957年7月初,他从成都到重庆。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他于途中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要游三峡,说:“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 (负责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引注)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郑重地讨论了毛泽东这封信,于1957年7月7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

  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他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一个前奏。毛泽东似乎要以他内心热腾的火焰感召人们,65岁的他到南宁巨江中冬泳了30分钟。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济南视察工作。看到浩阔的黄河,对陪同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念叨:“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就是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自然不敢随便答应,说:“黄河水泥沙太多。”

  毛泽东自然不以为意:“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一旁的人有些着急,又提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

  “黄河漩流很大,很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先勘查一下。”说着拍了板:“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

  征服了中国的大江大河的毛泽东仍不满足,他的胸中装着世界,他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960万平方公里以外的大江大河。

  1960年,他两次同外宾富有情趣地谈起他的愿望。

  这年初,尼泊尔首相何腊拉伊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

  这时,已经67岁的毛泽东问:“你们都是年轻人,顶多不过五十几岁,没有六十岁的。

  首相和其他外宾:没有。

  毛泽东指着一个年轻的议员说:你更年轻了。首相呢?

  首相:四十五岁。

  毛泽东:你四十五岁,我吃亏了,我已六十七岁。上帝快要找我了。

  内政大臣:您不像您的年纪。

  毛泽东:我喜欢运动。我最喜欢游泳。我们有个长江,你们看到了罢,那个江我横渡过,游过十几次。

  接着,玄思大发,谈起水的哲学:水是好东西,它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做抵抗力。人也在通过它,但人就是压得下去,结果就是把人浮在上面,你们的国家有水么?

  首相:有。

  毛泽东:你们会游泳么?

  几个外宾:大部分都会。

  毛泽东:好,都是我的同志。如你们有兴趣,哪年夏天你们来,我同你们去长江游一回。如果请我的话,我也高兴去你们那里游一回。但不要登报,我是老百姓,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不是国家主席,不是内阁总理,也不是部长,所以我是老百姓。

  首相:如果我邀请的话,您能去么?

  毛泽东:要看形势,那要过印度,我也很想在恒河游游泳。只要让我游,我一定去。

  首相:我们国家是欢迎您去的。

  毛泽东:很好,我作为老百姓去。

  首相:不管以什么身份,我们都非常欢迎。

  毛泽东:给我个小房子就行了,不要大的,一个小茅屋就行了。

  会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已成为朋友了,下次见面就更熟了。除了对国际形势有共同的看法外,所谓朋友,或许还包含他们是游泳“同志”的意思。

  在大洋彼岸,毛泽东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朋友,这就是1936年采访过他的记者埃德加・斯诺。

  1960年6月28日,事隔二十多年后,斯诺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个金秋的清晨,穿过云舒覆卷的菊花丛,斯诺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

  “很久不见了。”当两双不同肤色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道:“究竟多久了呢?”

  “二十三年了,”斯诺边说边环视了一下毛泽东的住所,“自那时候起,您的窑洞的面积已稍微扩大了。”

  “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但是,中国却是大变样了。”

  “是变样了。这也有您的功劳嘛,二十一年前您不就已经预言红星要普照中国吗?”

  老朋友相见,无话不谈。话题转到了游泳。

  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的事,斯诺已经得知。他对毛泽东说:

  “记得那时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游泳运动,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游泳的人数极为踊跃,以致于外界又传起了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那个报道也太夸大了嘛,我们也没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舆论也真是不可信。”毛泽东回答说。

  斯诺见机补充了一句:“1936年在保安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渴望到美国一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现在还有这个兴趣么?”

  “我仍希望在不大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情愿。我想你不反对,华盛顿就可能会反对。”毛泽东边说边做了个表示拒绝的手势。

  “如果他们同意呢?”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游而已。”毛泽东显得较兴奋。

  游泳里商有哲学,有政治。

  1957年7月9日,在那反右斗争的炎热夏天,毛泽东在上海向广大干部发出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在讲话中,他提醒人们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在他看来,群众就像“水”一样,接着以一个内行的口吻说:

  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同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泳。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到长汪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哪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翟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埔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埔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是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又一次横渡长江,历时75分钟,游程30华里。这在全世界的政治首脑中前所未有之举,再一次证明了迟暮之年的革命老人那过人的体力,那志在千里的雄心。

  这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还幽默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游泳里,果然出了哲学,出了政治,而且是那样的直截了当。

  一个月后,73岁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深情地挥动起一顶军帽。那军帽里装的,是不是游泳的哲学,游泳的政治呢?!

  毛泽东的好泳、善泳,令西方政要目瞪口呆,也令苏联的赫鲁晓夫惊讶!尽管他唇枪舌战的攻击过中国,批评过毛泽东,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游泳方面不是毛的对手,而且,他深知,毛泽东乐于游泳的内涵,当然不只是人们说的锻炼身体。他自然记得,1959年他来华访问时,毛泽东就是在中南海西侧的一个专门的游泳池边,穿着浴衣同他运筹国际风云,商谈中苏两党两国大事的。会谈中,毛泽东果然下了水,还兴致勃勃地邀他同游,他摆摆手,没有下水。

  3.在历史里寻求“同志”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到江海里畅游一番的。

  对游泳的爱好,还常常反映在毛泽东和历史的对话当中。那个时刻,他最能富有个性地表达他的兴趣了。

  历史的经验,似乎反反复复地证明着:游泳的好处实在太大了。所以,每当读到有关游泳的记述,他都会提笔写下自己的体会。

  《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说武陵人雷满,是少数民族将领。为人彪悍矫勇,纹身断发。他在自己家中开辟深潭,称之为水府。常在潭边设宴待客(难免使人想起毛泽东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接待外宾之举),还对客人说蚊龙水怪皆藏于潭中,自己能入其中同它们一道游泳。为证其言,他将筵中室器乱掷于潭中,脱掉衣服,裸露出纹身,遂跃入水底,寻取所掷宝器,并嬉弄于水中,良久方出。然后整衣就座,意气自若。毛泽东读至此,欣然批道:“此人习水,是好事。”在《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叙此事的一段文字旁,毛泽东又批注说:“此人能泳”。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说农家出身的华温琪年轻时跟随黄巢起义,一直打到长安。黄巢失败后,他逃走滑州,自觉状貌魁伟,怕被官军认出,于是投入白马河,随流漂下数十里而未死,被岸上人救起。毛泽东读此,又批道:“此人心略知水性。”

  就像人们在生活中以文会友、以武会友,乃至有烟友、酒友一样,作为普通人,毛泽东看到好泳的“同志”、“同道”,自是件欣欣然快意之事。

  毛泽东有个湘潭同乡,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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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永远的漫游家






  1.“我自傲为江海客”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借助亲戚和同族长老,说服了一心要把他送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继业发家的父亲,同意他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东山小学堂继续读书。这位即将摆脱父辈因循的传统生活的青年,临行前改写了一首诗留给了父亲,留给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的漫游生涯。

  韶山冲那座“凹”字形的茅草农舍给了他生命,可不能赋予他生命的辉煌!掩映在湘潭县城西北90里处那长约10里、宽约7里的狭长谷地裹不住他的想象和冲动,不足以成为他生命创造所需要的足够空间,甚至也不是他生命安息时回归自然的理想处所。走出乡关,事实上就是要摆脱空间和心理上的那种被局限、被压抑的感觉,也反映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想象的情怀及其洒脱性格。这首诗与他从事并专注革命事业后,于 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贺新郎》初稿中,“挥手从兹去”、“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所展示的境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912年秋天,青年毛泽东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了半年自学生活。在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世界原来那么大!他每天经过这里,都要停步细看一阵。这个来自韶山冲的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更是大得不得了,中国便是地道的“天下”了,谁知,从地图上看,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这幅地图给青年毛泽东的启示不言而喻。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问,有多少事情需要去熟悉、去研究呀!熟悉和了解的途径,无非有两个,即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包括社会调查和游历。

  青年时代,“不安分”的毛泽东总是爱往外跑,关于他游历的活动,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据罗章龙回忆,在长沙他和毛泽东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个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大禹治水,柿凤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此很有兴趣。”“对于湖南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

  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下山归途中便禁不住写情给罗章龙,描述自己对景观名胜的观感。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署假的同学萧蔚然一道,分文不带游学农村,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他们回长沙后,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在一师读书期间,类似的游历还有多次。1917年12月下旬,他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又到济阳西乡王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还劝大家植树。

  1918年初夏,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洞庭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绕洞庭湖转了半圈,还将沿途的见闻、感想,用通俗生动、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永远地结束了他在校学习的生活,踏上了一位职业社会活动家的漫漫途程。

  1918年8月15日,他同新民学会罗学瓒、罗章龙、陈绍休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坐火车去北京。途中因涨水淹了十几里的铁路,他们被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毛泽东便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停留了一二天。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古魏都的情况,还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一番,并作诗以纪行。

  1918年冬天,为了看看大海景象,毛泽东又邀萧三、罗章龙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他们来到大沽口,极目所见,却是一片空廓寂寥的雪原和宁静的化石般固定在海面上高低不平的冰块,海被冰雪覆盖,向遥远的天边伸去,大地一片沉寂。毛泽东说,他要找蓬莱仙岛。

  1919年4月,毛泽东绕道上海回到湖南。同年2月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二上北京。翌年4月再赴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不失时机地游览一番。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对北上南下途中的一些游览细节记忆犹新,谈起来还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1921年建党以后,毛泽东更是成了浪迹天涯的“江海客”了。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漫游”多少带有好奇,多少有些“有意为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漫游”便是不得不为之的生活内容了。换一种说法,革命家几乎没有不是四处奔走的漫游家。更何况,中国革命的流向,本来就是散落于城市、相聚于满山遍野的乡村,然后又蔓延、汇合,朝城市滚滚而来。这中间,最令人难忘的,恐怕就是那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了。

  毛泽东一生的行程,就是这样一首长征的歌。长征,是毛泽东一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在祖国的土地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实现了自己。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家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不只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有现象,而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式,是其个性气质的自然需要。他是从井冈山二步步走进紫禁城的,征战的岁月为满足他的游历嗜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他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以后,他每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要外出巡视、游历,即使在晚年也是这样。他每年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和发动“文革”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外面策定的。

  在平常的谈话中,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浓厚兴趣,有时让人感觉他是有意向人们展示他这方面的意志情怀。越是无缘前往的地方,或险峻难游之处,他越是表达出非去游历一番的愿望。

  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为巡游黄河发下的誓愿了。事情是由毛泽东读明朝徐霞客写的《徐霞客游记》引起的。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里,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氓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在毛泽东看来,“到处跑”,才能写得出东西,写得出有创见的东西。

  这样,195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公开的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立下了这样一个志愿: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搞这个事,国家的形势也可以搞,可以开会,走在途中,要开会了就开会,或郑州、或武昌等等。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桢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中心点,主要力量在长江。有《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个心愿。

  为了这次游历,他甚至想到把中央的一些会议挪到他行程途中来开。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6岁生日。这天下午,他在卧室兼书房里和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谈天,禁不住冒出这样一句话: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他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这个志向,为了“兑现”这张支票,中央警卫局特意在北京西山一带,秘密组建了一支护卫他考察的骑兵大队,挑选了一批战士,调来一些上好的马匹,训练起来。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他让汪东兴把已准备多年的骑兵大队部分人马和他那匹坐骑小白马,从北京调了来。在卫士的搀扶下,71岁的毛泽东骑了上去,还照了张像呢。这张像至今还保存着。随后他又让准备随他考察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并定下了出发日期。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恰好发生了“北部湾事件”,越南形势骤然紧张,抗美援越势在必行。毛泽东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计划。

  可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心愿。他对工作人员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以至到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好一点,还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游历黄河,你先回去吧。

  可是,他毕竟是已近80岁的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形势,抑或他关注的焦点,都不再允许他有去跋涉山水的可能了。

  哪怕是骑着马去。

  也怪,在1964年毛泽东取消黄河之行不久,专门为他训练的座骑,便不吃不喝无疾而死了。那是一匹可爱的白马。或许它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存在价值。

  2.毛泽东在山川物象里找到了什么?

  游历意味着什么?

  游历,是毛泽东崇尚空间、含纳自然的一种直观方式。

  游历无非是以人的行迹实践去接近历史文化,了解社会风情,以主体的活动确立“我”与空间的关系,确立“我”在时空中的位置。

  “人在旅途”的生涯使他获得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

  毛泽东喜欢游历,还反映了时时需要拓展和充实心理空间的愿望。他说过好几次: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空了。一到外面,就有了东西。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小学开始,所喜欢的课程中除了国文之外就是历史和地理。这也许是出自一个天性初开的少年对时间空间本能的兴趣和追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一国文教师借给他一部自上古至明代共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 《御批通鉴辑览》,使他着迷般钻进去半年课余时间。20岁时,他着力研究了清代顾祖禹编著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对历代州域形势及明末清初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历史和地理首先成为了毛泽东文化知识的两大支柱,为他日后占有博大的政治和军事知识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历史地理知识如饥似渴般地寻求和狼吞虎咽般地吸收,形成毛泽东时空观念的契机和萌芽。

  没有任何观念能像时空那样强烈地触动一个有自觉人生观念的伟大心灵,对哲学家尤其如此。而最能展示人的个性的东西,莫过于他对时空的自觉意识。

  是的,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们的胸怀。

  只有广阔的心灵,才总是寻求着广阔的空间。只要有广阔的胸怀,就必定不断地拓展博大的空间,尽情地拥抱山川物象,以求观照自我,印证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毛泽东空间观的核心是超越高远:无限空间为我自由驱使,自由评说,空间为我所执,为我所用。“我”在空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坚强主体,无论何样强大的阻我难我力量,均在我掌玩之中。

  毛泽东把人格主体看成是宇宙空间的根本实体,因而,他有着罕见的责任意识。1919年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更直接地高唱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接下来必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充分运用和把握空间。也就是说,空间,不是抽象的存在;空间意识不是抽象的哲学意识,空间与我的关系,不是脱离实践价值杠杆的关系。它们都多多少少融进了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社会,推进革命战争的具体思路之中。

  1920年下半年,在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夕,他曾全副身心,投入半年时间,去倡导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路便与由近及远和以小及大的空间意识有关。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中国的事情应从地方、分处下手。湖南改造好了,再改造中国,中国改造好了,再改造世界。

  在大革命失败后,攻打大城市的策略屡屡受挫。对此,毛泽东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他把早期关于空间问题的豪言壮语转化成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对空间的进一步彻悟。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想到了梁山英雄。多次说过:当时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

  历史的发展正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土地革命时期,有大大小小的红色苏区;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有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有大大小小的解放区,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革命道路,也是一往情深。

  1965年10月10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此前,1964年3月19日接见外宾时,他把这个道理说得更通俗:革命的办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多深奥的道理,就是像割猪肉、割牛肉一样,一块、一块的割,总有一天,要把它割完。

  割猪肉,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敌人的空间逐步缩小,自己的空间逐步扩大。

  毛泽东特别喜欢拥抱山川物象的漫游家风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对“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天人合一产生出永恒,产生出把握永恒的自信和乐观。

  人在空间的行迹转换,自然要引发心理反映,特别是在古代封闭式的小农社会里,人们把出门远行看成生离死别的大事情。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讲课,谈到封建文化同近代文化的差别时,他举过这样的例子:乡间的地主,是反对新学的,现在一般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到乡间不能相容,父母是反对的,因为他的儿子不迷信的,他是“安土重迁”。从前有诗人作别赋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可见当时的离别,是很难的。至于现在,就不然了!不特由北京和各省来粤的人没有吟诗的,就是出洋赴欧美的人,也没有赋诗的。这是因为从前不如现在交通便利的缘故。

  毛泽东主来对各种自然景观、空间物象,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任何一种景致,似乎都能唤起他的想象,激活他的思维。

  红军长征途中,走到贵州省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毛泽东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身边人员:“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同志回答不出来。他便给大家解释:“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娄山关”三个大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惟妙惟肖。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关上有个石碑,碑上刻有很好的碑文书法,在这里毛泽东也向随行工作人员提问:“此处为何有碑所立?”接着指出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战场,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行军作战到武夷关有个庙,庙内有不少碑文,毛泽东也在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之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一一跨越了无数的“娄山关”、“梅岭关”,毛泽东走进了人为地雕梁画栋的紫禁城,但是,他更钟情于生动的自然风色。1961年12月26日,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流露了此番心迹,他引用唐代谭用之和清代黄道让的诗句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便渴望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中办公、思考问题。他在故乡的滴水洞别墅便是一例。

  滴水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山洞,而是一处四周海拔三四百米高的群山环抱的小盆地,距韶山约20华里左右,有一条公路连接。毛泽东的祖辈曾在滴水洞居住过,他的爷爷便葬在滴水洞西侧山腰的虎歇坪。

  1959年,毛泽东重返韶山探望乡亲父老时,曾和随行人员来到滴水洞巡视祖墓。当时滴水洞一带是树木葱茏、荆棘丛生的山地。毛泽东坐在祖坟的山包上,眺望着滴水洞风光,对随行人员说:“这个地方风景蛮好,盖所房子在这里办公不错嘛。”有关方面照毛泽东的心愿,在滴水洞修造起一处朴素的小别墅,别墅坐落在滴水洞盆地东侧山脚下,一共有三幢房子。毛泽东住过的是一号平房,坐北朝南,白墙绿瓦。门前辟有半个篮球场大的水泥场地,置一篮球架。这是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时早晚散步的场所。一股山涧泉水从西侧山脚处流经一号平房门前场头,日夜淙淙作响。一号平房居室内装饰简朴,放着一张硬板床,隔壁是工作间。

  别墅东侧靠公路边建有一个小水库,毛泽东曾在水库里游泳。水库里养着牛蛙,入夜,蛙声阵阵,鸟鸣虫吟,别有一番山间情趣。

  可惜,滴水洞别墅建好后,毛泽东只回去住过一次。

  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划过的痕迹,毕竟大小太小。怎样去满足心理拓展的需要呢?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通过游历去实际地“占有”;一是通过质问去“追寻”,以求心理上的“亲近”。

  后一个方面,便成了人们乐于想象未知领域的心理动力。

  毛泽东经常沉入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大理解的玄想之中。

  在这种玄想中,他往往把生活哲学化,把人和空间的关系哲学化。

  1957年在赴苏联访问的飞机上,他特意把陪同前往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叫到身旁谈起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样解释呢?”尤金说他没有研究过,毛泽东说自己来回答试试,他的回答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个解释,让尤金连声称“妙”。

  回到现实实践,人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与时间的联系是有限的,人在空间的位置及其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人对时空中的事物的感知和把握也是有限的。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毛泽东渴望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1964年8月,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楚,对太阳搞不清楚,对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搞不清楚,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

  这个谈话之前,5月28日接见印尼贵宾时,毛泽东就探讨过造成地球和人类演变的“冰河期”问题。他说:经过几次冰河期,人类才出现。在北部很冷,人类不容易生存。最近一次冰河时期,已经一百万年了。冰河时期,很多大动物都不能生存。下次冰河时期什么时候再来,有人估计可能再过二百万年。

  接着,毛泽东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出:如果下次冰河期的到来时间取中的话,人类还有一百万年的时间好过。

  人类在宇宙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似乎只有洞悉了这些超人的时空规律,才会更恰当地安排人生。

  也是1964年,毛泽东关于人和动物的玄想,又提出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命题。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进行海阔天空的漫谈时,他冷不丁说:动物发展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一百万、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

  未知的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追求新知的人,总是有一种开放的情怀。

  也只有开放的情怀,才和开放的空间“有缘相会”。

  因此,当毛泽东一心要建设新的社会,追求未来的时候,他的胸襟总是拓展的、开放的。特别是想往中国以外的地方,想往吸收那里的好东西。

  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的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那些循规蹈矩、默守陈规的人和做法,他常常不满意。就在讲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外来文明的10天后,他到武汉视察工作,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到民族形式,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几年后,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一定要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

  3.面对自然景观的愉悦和提升

  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漫游家不一定是诗人,而诗人则必然是漫游家,或者说至少是强烈渴望漫游的“家”。

  毛泽东的诗,几乎很少不是以山水为题或借自然抒怀的。

  他很少说过对自己的哪一首诗特别满意的话,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句例外。而这两句,恰恰是他“漫游”的结晶。

  1962年5月,他在修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加写的一段话中,以郭老的口气,深情细致地回忆了《忆秦娥・娄山夫》一词的创作过程:“那天走了100多华里。南方有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堪寒。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认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

  一拥进自然的怀抱,他那遏止不住的诗情便奔涌而出,几乎是每到一地,他的脑海里都会映现出历代诗人在此的咏唱。

  诗圣杜甫晚年乘船出川,在岳阳楼写下千古吟诵的名篇―― 《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题的是岳阳楼,不写岳阳而写洞庭,是从“登”字生情,后自叙伤感,寄寓漂泊天涯,怀才不遇,语极沉痛。

  1962年,毛泽东从北京乘车回湖南故乡,路经岳阳时,在车上书录了杜甫这首《登岳阳楼》诗,后陈列在岳阳楼最高层,供四方游人欣赏。不过,毛泽东的书录,与杜少陵的原诗,有一字之别,杜甫原诗中的“老病有孤舟”,毛泽东却书为“老去有孤舟”。这一字之差,是记忆疏忽,还是毛泽东另有他意?连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注释者,也难以解说明白。

  游情与诗情的统一,在毛泽东身上更突出地表现为游览与写诗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喜欢去南方。在南方,他最喜欢的是杭州。对风光旖丽的杭州,似乎情有独钟,去那里住过40多次。他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他的第一故乡韶山,新中国成立后,他只回去过两次。

  在杭州,他写了好几首诗。我们这里且说两首观览写景的“闲适”之作。严格说来,这两首诗都算不得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但在登临观游之中的舒心愉悦和精神上的升华,却可见一斑。

  让人觉得他舒心愉快的,是《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人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在1993年第六期《党的文献》正式发表时,认定是1955年。也有一种说法,出自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回忆,说是1959年11月。1955年和1959年的春冬两季,毛泽东都在杭州住过,且时间不短。住在西湖边一个叫刘庄的别墅。1955年在杭州主要是搞了一个胡风问题,冬季是搞《农业七十条》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1959年春,在杭州召开了两个中央会议,冬季,主要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次在杭州,一次是花大精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一次是在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后,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这都是大事。看来,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并不是那样的轻松。

  可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都不重要,不管是写于哪一年,哪一次。对一贯写政治题材的毛泽东来说,这确实是不多见的。

  政治、历史背景,在他的这首诗中,都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畅快的愉悦,却又让人回味。

  毛泽东写的是他一瞬间的感受。

  题目既然叫 《莫干山》,那就要说说这座山了。

  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120里路。说起这座山的名字来历,还真有些激动人心。

  这里是古时吴越所属之地。传说春秋未年吴王阖闾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要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造出好剑来,便跳入火炉中去了,这对室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称之为“莫邪”、“干将”,这座山,也就叫莫干山。后来的故事更精彩。鲁迅1926年还根据传说,写了一篇 《铸剑》的历史小说,说干将后来被楚王杀了,他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在一个义士的帮助下,接近了楚王,结果是干将的儿子、义士和楚王的头都掉进一口大锅里打起架来,同归于尽。

  据浙江党史部门的有关记载,无论是1955年,还是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都拿出较充裕的时间游览附近的名胜古迹。

  每到一地,毛泽东都有一个习惯,了解当地的名胜古迹的来历。游览莫干山时,他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写进他的诗里。他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其实,却没有写莫干山。题目大概是编者根据毛泽东的游程加上的。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愿意把血腥杀伐的历史沧桑装进自己难得闲适宁静的胸怀;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诗,至少不想写那些沉甸甸的诗。他陶醉在大自然里面,不愿意破坏大自然给予他的纯粹欣赏愉悦的心境。

  领袖也需要超功利的休息。更何况大自然一直是他钟爱的审美对象。

  的确是这样的。他游兴未尽,离开莫干山,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这首七绝《莫干山》。

  作者从登车启程回住处写起。“翻身复进”,节奏明快活泼,道出身姿轻捷,动作连贯,这也是心情轻松自如的表达。接下写坐在车里,随着由近及远的空间变化,回首一望,刚刚游过的莫干山的峰峦也渐渐由清晰变得迷蒙浑然起来,正是远看山色有无中的体验。一个“入”字,好象是作者留恋地目送着峰峦远去。这也是一种心境的表达。最后两句,写归程之速,更加轻快,我觉得是诗中最好的两句。“才走过”又“到钱塘”,很是气韵生动。

  全诗明显是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遗飞的逸兴。这是稍纵即逝的感觉,可毛泽东抓住了,抓住了闲适中的愉悦。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义已到钱塘。”

  说到钱塘,人们自然想起钱塘江,想起钱塘江奔涌的大潮。

  人,有时候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第一次看见大海的人,心里大概是不会静如古潭的。在无涯的水天一色的茫茫围困中,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感到窘迫;当你尽力舒展想象,用自己的胸怀去包容对象时,你又会发觉自身的无限和广阔。在呼啸翻卷的猛涛恶浪冲你奔袭而来的时候,也会出现两种对立的感觉:或惊惑、提防,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或抗拒、搏斗,唤起一种豪迈。当你进入后面那种境界的时候,你和对象不再对立,对象不再是外在于自身的存在了,你在它身上看到自己,和对象认同,意识到自我价值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

  毛泽东的《七绝・观潮》,就是让人觉得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的作品:“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这首七绝,无疑是比较简明的咏物之作。毛泽东观潮之所,便是浙江海宁有名的钱塘江出海口。这里呈外宽内窄的喇叭形,潮起潮落,前推后聚,蔚为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不知倾倒历代多少文人墨客。早在南宋,就把农历八月十人日这一天定为“潮神生日”,形成大规模的观潮活动,有时这一天还在钱塘江检阅水师,以壮行色。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潮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寓意。

  1957年9月9日,这是个美好的日子,毛泽东来到杭州。第二天,便乘船游览钱塘江。11日上午,即“潮神生日”的前一天(农历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又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随后写《观潮》记感。

  全诗四句的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

  起句于平实中露陡峭,本是对所观之景直陈言之,其中“千里”二字,则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

  第二句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落到一二百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观潮者主观的介入,超越了客观自然的本来状态,也是对首句气势的大力延伸。

  第三句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既是“人山纷赞”,观潮的人当不在少数,而他们的反应是大体一致的,即感叹作者前二句所描述到的壮阔。

  第四句,作者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虚起来,从群体又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那从杭州湾及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汇聚后,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鼓角战场厮杀回来气势正盛的雄师劲旅。作者的主观介入,不像第二句那样,只是一种想象,类似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而多少挟带了作者的感情。句中的“回”字颇值得玩味。它首先符合人们的视角,让人觉得钱塘江入海口外的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同时,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这里面的感情色彩,于“从容”二字含蓄出之。于是,自然被人化了,人也被自然化了,分不清你我。换言之,人走进了壮阔奇景,也只有崇高感的人,才能体会并走进崇高的对象。

  观钱塘江之潮而咏之,古来多多。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洋洋大赋――枚乘的《七发》,专有“广陵曲江观潮”一段:“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生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广陵曲江,一说为扬州附近,一说即浙江的钱塘江。但这并不重要,反正都是观潮。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的《关于枚乘<七发>》的长篇文章中,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枚乘的描写,把能想象得出的比喻淋漓尽致地铺排出来,是典型的赋体文风。其中有一点,或许给毛泽东有所启发,或许是大多数人在观潮时都能联想得到的,这就是以“三军腾装”(枚乘)和“铁马杀敌”(毛泽东)喻之。

  我们说毛泽东打破物我距离,和对象融为一体,不光是一种字面的分析。对于钱塘江潮,他似乎不满足于“观”。1957年9月11日观潮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便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朝着潮急浪高处游去。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我想,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壮景中,一个人搏击其中,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吧。

  人们在观这种“景”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潮神”两个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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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 《水浒传》?






  1.“猴气”和革命家

  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群山环抱的滴水洞,来到林荫密布的武昌东湖,这里很静,此时的北京,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他冷静地观察着那位后来折戟沉沙的“朋友”,也冷静地解剖着自己。于是禁不住给江青写了封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说出自己的性格“以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虎气”和“猴气”指的是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明说。

  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两种动物的属性特征上来揣摩。譬如,老虎,使我们想到威风,凶猛,严酷,山中之王的权威。霸气;猴子,使我们想到机灵,好动,敏捷,超兽的精明和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毛泽东当然只是在打比喻,背后主要是指其文化性格上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崇尚法、术、势,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严厉、庄重、豪放。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者庄一般的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不拘成规,在冲突中灵活多变,以退为进,示弱以胜强……。

  在中国古代神怪小说《西游记》所描写的诸多人物中,毛泽东最喜爱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他在许多重要的文章、报告以及谈话中,时常信手拈来,用孙悟空的故事来阐述政治、军事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大概是把握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及天赋禀性中“猴气”一面的重要线索。

  在毛泽东的眼里,《西游记》的故事主脉,同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几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取者队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都必然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1938年4月底,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便用 《西游记》里的人物来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憎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直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些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

  唐僧师徒四人,是靠什么东西凝聚成一个团结整体的呢?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谈到翻译工作时,有过别具一格的发挥,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憎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猎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取经的佛教师徒,直通通成了今天共产党提倡的党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比喻。

  孙悟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灵。其个性是多侧面的,就像他那七十二变的神通一样。起初,毛泽东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借用是外在的客观的,孙悟空这一形象还没有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

  1938年5月,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清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中孙悟空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钦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孙悟空这一次借的是一把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比喻钻进敌人肚千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 ‘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竿。”毛泽东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里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破了的,小说里二郎神说:“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主弄喧。”

  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因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佯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上述几例,或正面设喻,或反面取譬。对孙悟空这一形象,均只取一点,不计其余,并未对其整个形象作出思想评价。这便仿佛是语言表述中的比喻修辞格的运用,只要比喻与被比喻的事理二者有某一相似点就行了。

  大致从50年代中期开始,孙悟空在毛泽东的眼里,越来越有了确定的历史内涵和正面价值。

  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张天翼的长篇论文《(西游记)札记》,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表示特别欣赏,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于是,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似乎与古代的农民起义有了某种对应联系。

  既然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可以引伸为农民起义造反,用它来比喻现代革命斗争中的共产党,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早的比喻,是1945年。那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同国民党的许多人物有过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寸,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喻,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王皇大帝封他为粥马温,孙悟空不眼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小说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中国的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在这里,孙悟空的价值进一步扩展为敢于斗争、勇于进取。

  1957年春,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摸情况,作动员,宣传“双百”方针,提倡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于是,孙悟空又有了新的含义。

  4月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毛泽东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在这里,孙悟空虽仍然被称为“妖怪,”但却已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象征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前,3月8日在北京出发前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做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粥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同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不知怎么,话题转向了有关上帝的问题,他随即发挥: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对孙悟空的同情与欣赏和盘而出。至此以后,孙悟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是处于下层而又敢于挑战、反抗的英雄形象,是“最革命”的象征!

  2,“我们就像孙悟主大同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

  在晚年,毛泽东爱读两本古典小说。一本是《水浒传》,一本是《西游记》。《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的投降使他惋惜、失望乃至厌恶,革命和造反的真实逻辑,似乎就应该是宋江等各路好汉纷纷上梁山积蓄力量后,像《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那样,不顾一切的把象征反动统治秩序的天宫天条闹得人仰马翻。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给他以慰藉。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

  毛泽东喜欢孙悟空,自然还与后者特有的个性相关。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名,他敲开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了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能耐;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

  1966年7月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海里是不是跳动着孙悟空那活脱脱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我想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息;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翻滚,形势混乱。毛泽东《七律・答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写的。他在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钩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里自然是借用孙悟空来比喻坚强的马列主义战士,希望能像“孙大圣”那样,手举革命的“千钧棒”,横扫“帝、修、反”掀起的“妖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孙悟空不仅敢作敢为,无“法”无“天”,而且敏捷机灵,既有大勇,又有大智。他在八卦炉中炼就的一双“火眼金睛”,远可见千里之外的云雾变化,近可辨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孙悟空智斗、勇斗白骨精,就是一例。这种典型刻画,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那些狡猾多变的吃人的“妖怪”,必须保持警惕,善于识别,而不能粗心大意,受其蒙骗。《西游记》里孙悟空智斗妖魔的故事是很多的。

  对孙悟空机智灵活的肯定,也可以从毛泽东对唐僧的批评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唐僧的缺点是:“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

  他虽然不同意郭老原侍中“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但对唐僧麻痹大意、过分仁慈的糊涂做法,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诗里说:“僧是愚氓……”。众所周知,在如何对待妖怪的问题上,唐僧师徒之间是时常闹矛盾的,这里自然是以唐僧的“愚”来衬托孙悟空的“智”。

  孙大圣成为反修侍作的主要英雄人物,其内在意蕴在毛泽东 1964年 1月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还是各省,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在高高抡起的金箍棒里面,事实上蕴含着促使造反者勇敢无畏地投入斗争的独特价值观念,即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对善与恶的认识。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杉林三藏逢魔”,说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惹恼了唐僧,把他撵回了花果山。却说那大圣回来后,听说附近有一班人马常常来花果山作乱,屠杀众猴。于是:

  大圣吩咐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门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刀枪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折洗,总计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汽了,传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提。

  读到这里,毛泽东欣然写下一段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言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注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

  就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师徒四人赴晒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葱”,获得沸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主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行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做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同时反叛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摊、迹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曾称赞过唐僧那个“党”的团结。晚年,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在他心目中,唐僧的党也发生了质变。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怕恩斯坦。

  对这样的“党”,孙悟空当然有理由无所顾忌地甩掉金箍咒,“无法无天”地寻那“快活”的事做去。

  3.《水浒传》:革命的“教科书”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贯串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爱读爱讲的故事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到的一部书,以至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他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

  毛泽东喜欢《水浒》和对《水浒》意义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37年在《矛盾论》里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是从思想方怯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的意义。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曾指示该院根据他的论述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在贺信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

  1959年12月,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许多问题时,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谈到了《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在毛泽东的进一步发挥中, 《三打》之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作用。

  《水浒》最主要的启发作用,还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下面三个著名的例子。

  谈到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 ‘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人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阻力。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之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无所谓是不是“刺激”对方。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到: ‘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去,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因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有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在革命战略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总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的割时,又提起《水浒》的故事。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也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饱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甫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成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至于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晁盖、吴用等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宫济贫”的《水浒》平等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上立下脚跟,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能不能用这样的模式呢?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凤”,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抽肥补瘦”。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并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凤”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凤”的道理。

  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给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的办法。你们看《水浒传》上那个李鬼,他叫“剪拂”,讲得好听,剪拂者,就是拦路打劫,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种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打渔杀家》里头的卷毛虎倪荣,混江龙李俊,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上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幼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

  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问题:宋江设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富,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很懂得农民的心态。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他分析1958年刮“共产风”的社会心理基础时,说:“我们国家的贫农总想打中农的主意,历来一有机会就搞平均主义。我们这些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大了解。杀了土豪,农民就剥衣服……这主要是因为穷得很。”他估计:“过十年、二十年会变的,他们不穷了。”就眼下来看,他认为:“不剥夺富裕中农,归根到底对劳动人民有利。”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他们为什么失败。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 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事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对宋江的这种评价,同毛泽东60年代以后所优虑的事情,是那样的吻台。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种忧虑,到70年代毛泽东深感来日不多的时候,越来越急迫、深重。

  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于是,1975年8月14日发表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这、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江青、姚文元之流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搞阴谋活动,自然另当别论。许多人已有著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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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读书与治国






  毛泽东一生,对待书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青少年时代,他立志在书本中寻求“宇宙之真理”。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给好朋友萧子升开了77种传统的经、史、子、集书目,认为是“必读之书”。

  从投身五四、参加革命到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十几年间,他奔劳于一线,浪迹天涯,遭遇百怪千难的事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上的具体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相反,如果按现成的马列经典词句去做,却一再坏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则回敬他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

  到了延安,把几支部队像棋子一样摆向大江南北以后,他坐下来发愤读书。一本本理论著作诞生了;通过整风的形式,依靠他亲自圈定的22本书籍(文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甩掉了头上那顶不懂马列的帽子,而且成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精神领袖。

  他的著作、思想,在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和1956年“八大”前后,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果实,并一再证明,他把书本理论运用于实践,是那样的驾轻就熟,那样的挥洒自如,也是那样的不拘一格。

  一个人到了成熟和辉煌的巅峰,往下看的时候,难免有“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随意,同时也夹杂着“念天地之幽幽,独枪然而涕下”的孤独。

  50年代后期,或许是大想做出震撼世界的惊人之举,毛泽东不满足于战略指导的工作,他投身于相对陌生的经济事务的操作之中。结果,靠数字的压力来推动的大跃进难以为继。

  此后,他终于有意摆脱事务,退到二线,拿出更多的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有意思的是,“文革”爆发的导火索依然是他肯定的一篇批判一部历史剧的万言长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的,依然是他一向重视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界。那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杭州西湖侧畔、韶山滴水洞中、武昌东湖之滨。远离京城的喧嚣,连标志“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也没参加,一走,就是几个月。

  这些地方都是静心读书看报、思索构划的好去处,还可以抒展长臂游泳呢。

  被视为“文革”纲领性文献的两封信:1966年5月7日致林彪(“五・七指示”)、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直到“文革”已成强弯之未的时候,迟暮之年的毛择东仍不断地发出号召:弄通马克思主义!还亲自圈定30多本经典著作让干部们学习,还说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他还感慨万分他说党内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大少!

  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同书本竟有如此奇缘。不错,他曾反对过本本,那是因为王明他们搬的书本词句不合中国国情。当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以后,他更习惯于用书本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来提供工作方法,来指导社会运动,来处理微妙曲折的“路线”分歧。

  1.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

  对一些影响乃至决定过历史进程的人,人们对他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开始,人们或许更注意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一些决断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决非一时一代,他的精神能量几乎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近些年来,关于他的话题也就越来越朝着文化精神方面延伸开来。这是因为,他的形象是多侧面的,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领袖,是独步20世纪旧体诗坛的巨子,还是一位几亿人口的精神导师和东方文化奥林匹斯山上不乏神秘色彩的智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内含都是多角度辐射的。

  这样,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研究,看待他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疏理他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反刍历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书摊已成为图书是否畅销的晴雨表的今天,上面常常摆着一本厚厚的《容斋随笔》,有的还是文白对照,已经卖了好些时候了。这本一个叫洪迈的南宋“学士”写的随笔杂记,在古代浩如烟海的随笔类著述中,并非特别出色。它的畅销,得益于书商们在封面上印的几个字:“毛泽东临终索要之书”。其实,毛泽东一生批注过大量的书籍,在他读过和保存下来的《容斋随笔》上面却未见什么文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固然喜欢这本书,但很难说它对毛泽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启发。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管这些,因为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并且很喜欢,它就有一种勾引人去阅读的诱惑。除 《容斋随笔》外,同类境遇的书还有明代冯梦龙编的《智囊》,以及《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等等,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要算有关权威部门编辑的毛泽东批阅的线装版《二十四史》了。

  看来,岁月的河流把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洗磨得越来越清晰了。与此同时,一些理性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洁的书籍也相继出现。最早的要算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接着是90年代初的《毛泽东早年读书主活》(李锐),以及新近出版的洋洋130万字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这些书籍,或描述、或分析,大致给人们展示出一个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形象和他的思绪心迹,有助于人们感知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沟通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内在联系。因为,一切理论化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像毛泽东所探索和创造的、对20世纪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思想成果,总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卓越政治家当中最喜爱读书的人。在读书方式上,他是绝对地传统――眼到、脑到、手到,不动笔墨不读书,此外,在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他更有耳到(别人读他听)、嘴到 (读完一段他发表意见),这样,比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四到”还多了一到。于是,在他身后留下的“獭祭”、“痕迹”实在太多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伟人的读书生活呢?与此相关的一个前提,是要弄清伟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读书生活的。

  对一般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 (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还说:“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

  在心中把中外历史上的政治家挎一下,大概很难找到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的人了。他在各种各样的枪声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阔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需要和理想追求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由此说他身上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读书癖”大概不算过分。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的实践操作是那样的丰富,他的实践能力是那样的突出,做了那样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忙碌,但他读的书,却并不比一些终主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还要广且偏。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要说清楚为什么,恐怕要专门写文章。而他同一般治学的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他能入于书而不拘于书,进出自如,似乎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本事。于是,他一生都在创造,创造了一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并奉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和国,乃至铸塑了一种触及民族灵魂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

  按道理说,日记和读书笔记都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虽见诸文字,却不是给人看的。但是,今天出版名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类东西的个人化色彩 (还有那么一点神秘),所以,它能透露出某些名人和伟人在煌煌大作中所不能或不愿透露的东西,也就别有一番诱惑和感召。相对而言,毛泽东留下的读书笔记透露的信息,固然谈不上无限,但可能要比日记在情感和思想上更真实些。因为日记毕竟还有专门写了给人看的嫌疑,而随手在书上眉批旁评,绝少会有人借此惺惺作态。当我们进入毛泽东的书斋天地,在间接分享主人公的读书之乐时,不免破颜会心一笑:原来读书更有痴胜我者。因此我们在他的别具一格的批注文字或脱口而出的即兴言论当中,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仿佛斜靠在他那张特制的大床上,一旁的灯光从上到下勾勒出一个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换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都是在以微妙的方式,传达着心湖里泛起的波澜,那波澜是从散发着墨香的或发黄的纸页里勾引出来的。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呜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突然问,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譬如,1969年6月3日这天深夜,他在武昌东湖侧畔的一处住所读《南史》的时候,于《陈庆之传》的天头处写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解析”这个举动,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深化了。当然,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他对读书,对书本知识的看法,同他一生叱咤风云的行色动作是分不开的,同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行程是分不开的。这条路艰难而曲折,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也自然不是一条直线,他那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一心一意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说“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对他后来确立志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书籍,大致有这样三类:以工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包括严复、蔡元培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列主义译著,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再就是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潮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著。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掀起大浪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正是这些读书人,在自己的阅读中(当然还有相应的实践尝试),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毛泽东自不例外。

  在基本完成了理想皈依以后,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他就开始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搜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也是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那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律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土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绝大的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有意要摆脱事务,提出退居二线,说是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特别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更是竭力提倡读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要弄通马克思主义,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这些看起来交错矛盾的思路进程,并不说明毛泽东一生对读书的态度处于朝秦暮楚的割裂状态,而是反映了作为读书人同书本的特殊缘分,作为政治家在读书问题上的特别之处。

  作为个人,他有天然的读书人的本色和爱好,这是他同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事实上,他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若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作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音的学人。问题是他实实在在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他本人读书所得的渊博知识,为他获得了一般政治家所难有的人格魅力,使人们觉得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智慧源泉,各色人等一和他接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种心理劣势的境地,心甘情愿地跟他的思路走。他可以用传统的对话方式走进自幼饱读诗书的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使对方在无拘无束中惊叹这位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的学问根底 (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收的写给一些民主人士、老先生的信即可明了),也就主出一种亲近感。显然,这种魅力不可避免地要向政治上延伸扩散。于是,当一个美国记者从延安毛泽东的那所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断言毛泽东是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人,还说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间看到了永恒。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谈论自己对佛教经典的理解,70年代和来访的尼克松讨论哲学,都使他在这些人面前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让人不得不折服的心理优势。让他们于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国领袖的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这种读书人的兢力更可以使他和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如郭沫若、范文澜辈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识见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一代学术活题的走向。事实上,这一点他是非常容易地做到了。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读书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在文学、史学、哲学各个领域,都可以在他的读书活动中寻出一些联系来,诸如对孔儒、荀子、韩非的评价,对老子的评价,对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评价,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对 《红楼梦》、《水浒传》的评价,对鲁迅、胡适的评价等等。

  如果把读书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读书,他对读书的看法,以及他提倡读书或反对书本,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即读书为我所用。这便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读书风格和色彩。显然,这样的读书动力,形成了毛泽东读书活动的几层含义。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通过各种理论信念的选择才确定未来道路的革命家,他深深懂得并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理论体系对现实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造世界观和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那么突出的地位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操作效应呢,除了社会实践外,自然就是要择书而读。

  所以,他几次对干部们讲:多读些书,就好像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得更远……

  读书,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毛泽东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计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所以,在现存的毛泽东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是他在各种会议上开列的书目手迹。如延安整风时他亲自拟的二十二个文件,事实上就是二十二种书和文章。抗战后期他又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必读的文件,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他批示印发的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邹容的《革命军》,他还亲自动手编了两本古代诗人吟咏四川的诗词集发给与会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把枚乘的《七发》印发给与会者,怕人们看不懂,又在大会上逐句逐段他讲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读到两位民主人士写的描写农村新景的诗,立即作为会议文件下发。晚年,他让人们“读点鲁迅”,自也是别有深意存焉……

  这样,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的倡导读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读书人和政治家双重情怀,使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土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

  当然,90年代的今天,看毛泽东的读书,自不可一一效法,我们要看到他读书的一些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他爱书读书的精神,他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对一些书籍的具体评论,以一家之言视之,不必着意承续发展。譬如,今天的人们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未必会去赞叹登徒子一辈子钟爱那位麻脸驼背老婆的高风亮节。今天的青年读《红楼梦》,未必总是从“吊膀子”(爱情)里看出满眼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再说,把某一部古书或某些古文古诗同现实的某种社会倾向直接联系起来阅读,乃至让全社会都来评法批儒说《水浒》,在今天大概是绝少有人响应的了。如果是几十年以前,传出毛泽东爱读《容斋随笔》,人们竞相传阅的动机,可能会是揣摩其间的什么风向,而今天这本书的畅销,在出版者无疑是商业动机的驱使,在阅读者多少是一种个人的好奇罢了。

  世道沧桑,人间巨变,人们的思维背景也今非昔比。但关于毛泽东,除了记住那个矗立20世纪政治峰巅上的伟岸形象外,再补充一个书斋里的形象,总是有益的、不无启迪的。特别是在初来不久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人们一时间还来不及适应,这时,适当回到书本的“此间乐”中,也许会平息一下浮躁的心境。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来说,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致择好书而读的人渐渐多起来,肯定也不是件坏事。

  2.一本书和两场运动

  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快结束的时候,同周恩来一道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会见中,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泽东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提出一个人选,就是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哲学家尤金。还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尤金这个人。自然表示欢迎:“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事实上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建树,反映了这位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威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尤金这个名字,后来在中国并不陌生,50至60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他和罗森塔尔主编的那本《简明哲学辞典》。

  这本辞典是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的,约270个条目。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他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主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 《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五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哲学启蒙的权威工具书。

  这本辞典当然也浓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不少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

  却说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即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大约在1950年4月间,他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7月间,尤金就来到了北京,他的任务主要是看师哲等译好的俄文稿。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很喜欢尤金,引为同道。据当时同尤金接触很多的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一书中回忆:

  9月底,尤金访华时间将结束,但《毛选》编辑工作远未完成。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0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 10月11日批转刘少奇:“请为尤金组织去各地参观并讲演。在京四次讲演应办理完毕。”

  尤金周游讲学回京后,看了《实践论》等译稿,赞不绝口。大约十一二月间,尤金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尤金首先说明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就他已阅读过的文章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也有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的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如:“一屈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

  尤金极力推崇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同时他还建议把已定槁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某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

  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了。

  《实践论》在苏联得到很好的反响。毛泽东对此很高兴,1950年12月28日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他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评论文章分两天登报,并嘱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很明显,尤金第一次来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把毛泽东的著作及时地介绍到苏联,从而使毛泽东在苏联获得理论家的形象,尤金是有功劳的。

  尤金于1951年1月回国,7月下旬,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携夫人季娜第二次来华,住在景山后街原来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毛泽东几次来这里拜访他,两人谈起哲学,兴味很浓。到11月,尤金启程回国时,《毛选》第一、二卷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看得出,在编译 《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尤金这两位哲学同道,建立起了个人友谊。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尤金颇得毛泽东赏识,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尤金任期满后才调回国,继续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50年代,毛泽东和尤金时常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换意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两人也时有探讨,气氛都是友好的。毛泽东对尤金始终格外重视,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公务之外,他们谈得更多的,自然是哲学问题。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中一些条目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一条。

  这个条目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毛泽东颇为直率地责问尤金:“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

  尤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至今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对这样论述“同一性”这个范畴是非常反感的,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为慷慨激昂: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 ‘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在1959年8月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

  在毛泽东讲话后,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 《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注重对“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的解释呢?显然他评论的不仅仅是《简明哲学辞典》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牛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很明显,作为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 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怎样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接受了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至4月间,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 《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

  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夏天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在思想方法上显然脱离了他此前强调的“同一性”和“转化”!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瓜葛,还没有完。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与会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 《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哲学小词典》,就是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他说“好得多了”的第三版,即俄文第四版的新版,也就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的中文版。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建议读这本书和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的背景是为了“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但如何总结,怎样评价大跃进,毛泽东则有自己的看法。

  半个月前,在中央常委会小范围内批评彭德怀时,毛泽东就定了这样一个调子:政治局委员不懂些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

  隔一会儿,刘少奇从外面进来,毛泽东又重述一遍: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

  他设定的逻辑是: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思想方法上讲,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要纠正他们的锗误观点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

  8月11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他们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解决。同犯错误的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还有唯我主义、实用主义。他们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厢情愿,单相思,自以为是,而不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要经过脑筋千百次反复的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牛马猪羊,男女老少这些概念,都是从感觉到理性抽象出来的。历来犯错误的同志,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贝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也没有了。

  毛泽东在讲了这些之后,又谈到《简明哲学辞典》,说:现在的第四版,我看比较好。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贝克菜”、“实验主义”、“皮尔逊”,还有讲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政治与经济等,这些条目可以看一看。

  在中央全会上给广大干部讲哲学理论,也算奇,但确实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他不是无的放矢。在讲完上述理论后,毛泽东一收: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为了更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有关人员从《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了“经验”、“经验论”、“经验批判主义”、“感觉”、“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一百来个条目,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发给与会者。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那封信便是作为一个说明配发的。这个材料于同年 11月又印成书本供更多的人学习。

  从 《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出来的条目,基本主题是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辩证法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沦、经验论。正像“经验”这个条目所说的那样,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经验理解为“只是和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发生关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利用经验这个概念,企图靠它来巩固唯心主义。……把经验理解为感觉的总和,感觉的活动、感觉的状态。”这样,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经验是和不依赖于人们意识的客观自然界发主关系的人类实践,即用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的人类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注重《简明哲学辞典》对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分析的现实所指是:如果站在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上,必不可免地要用自己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一些表面的消极现象,来否定大跃进的基本成绩,颠倒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那么,大跃进作为前所未有的人类实践活动,是不能凭主观感觉来否定的。

  问题在于,如果脱离对“大跃进”这一实践的评价,抽象地看毛泽东对这些哲学方法论的阐述,或许没有毛病,但如果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大跃进”的评价上,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毛泽东的看法更接近实际,要么彭德怀等的看法更接近实际。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等对大跃进的看法更客观一些,恰恰不是“主观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毛泽东提倡一种好的哲学方法,但却用错了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年后,即1970年8月,同样是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年大批彭德怀的陈伯达,在会上大讲“天才论”,还抛出一个《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1971年6月为了配合批陈整风的学习,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编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同时还把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写的那封信附在前面。

  3.三本书的政治畅想

  1875年,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派的观点时,谈到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分配原则,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反复发挥的概念――“资产阶级权利”(50年代译为“资产阶级法权”)。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记住它的一个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我们两个今天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没有话说。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喜欢读书的毛泽东,大大发挥了这个特定概念的内涵,并把它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揉在了一起。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掀起大跃进。

  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

  这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会议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成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基本主题: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们接触到了。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过去我们搞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得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

  仅仅在党的会议上讲,毛泽东似言犹未尽。

  10月2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六个兄弟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民公社为解放生产劳动力,把人们的生活统包下来时说:“我们不说,现在已是共产主义了,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发工资还是等级制度。粮食这方面,明年再丰收一年,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衣服还不行,其他还不行,资产阶级法权还需继续存在,讲等级制度,薪水分等级,如八级工资制这一套。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准备长期让它巩固下去,我们准备还是破坏它。

  10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又专门召开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权制度。后期才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多了,人们对它的占有有了一些区别,积累起来,就成了生产资料。从奴隶制社会出来,就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法权不只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奴隶制时,等级制度就很森严,资产阶级,高明一点就是了。不使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下来,要使它逐步破坏。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一条大思路。毛泽东的直观逻辑是:只有干部和群众不仅在社会地位,而且在劳动报酬上一律平等之后,大跃进才有可能。把现行的等级工资制恢复为建国前在革命队伍中实行过的供给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实行供给制,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今天搞建设不行呢?”

  8月下旬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参加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见解转告了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张春桥按自己的理解,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那时,《解放》刚创刊不久。1958年6月: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1958年7月1日创刊。每期《解放》杂志都寄给毛泽东。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张春桥在文章中说: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他说它是 ‘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又说:“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供给制’、对‘农村作风’、对‘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张春桥开出的药方是:“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毛泽东立刻注意到张春桥这篇从题目到论述都旗帜鲜明的文章,再加上基本观点也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这一点,当是柯庆施照记录传达的)。因此,毛泽东读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让在该报上转载。稍后,吴冷西就转载张春桥的文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对张春桥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请毛泽东考虑 《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

  看来,毛泽东的原意是在编者序言里充分肯定这篇文章。由于敢说真话的吴冷西反映了不同意见,他只好重拟了一个序言,这就是下面这段人们熟知的话:“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张春桥文章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这些论点,引起了较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并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 (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侨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整个根据地范围内,而是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产品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又加上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不接受的,只对供给制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调整,一部分坚持供给制就行了。这些观点,有的毛泽东在一些会上曾说过,很可能针对张春桥的文章又对陈伯达谈过。10月中旬在天津召开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时,陈伯达曾对张春桥就其文章的“片面性”作过解释,转述了上面的意思。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这箱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例如,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要看几篇,以便研究过渡的问题。这里特意提到张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

  同年12月6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到这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口气就发生了变化,提出:“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但是,这个变化是有相当保留的。一旦有机会,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越到晚年,思之越甚,这似乎关系到他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他向这位北欧福利国家之一的首脑抱怨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在他看来,这是涉及能否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他很希望有人写文章说明这个道理。

  自然,他又想起了十六年前那个因一篇文章引起他重视的张春桥,想起了十年前因一篇文章飞黄腾达的姚文元。

  这年12月26日,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郑重地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了写篇文章的建议:

  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

  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张春桥自然是闻风而动,短时期内写出一篇洋洋长文,名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于1975年4月1日同时在《红旗》杂志、 《人民日报》上刊载。

  有破除,自然就应有建设。

  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这大概是“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

  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

  事实上,未来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谁也无法具体描述。那么,就从前人的论述中去找吧,无论是法国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交给了中宣部。

  很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这两本书就编好了。后者不宜广泛宣传,只供高层领导参阅,以启发思路;前者,却是大大的走红。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

  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 《共产党宣言》、可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出版后,立即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当时,他正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学习材料,立刻在会上做了宣传和介绍,还说: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里讲,供给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共产主义也是先从军队实行的。可见他阅读之细。

  在8月30日的讲话中,他又大力宣传:《马思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加上苏联四十一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这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的党委委员们写了一封更详细的公开信: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如此广泛的号召,而且希望各级干部“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10天以后,毛泽东写情给陈怕达,让陈怕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清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走了弯路。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有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依据,有了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毛泽东似乎仍嫌不足。他还要在中国历史上找渊源。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最使他动情的,当是《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了。

  《张鲁传》不长,不妨全文引出:

  张鲁,字公棋,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鸽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遭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侈,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逐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己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部与黄中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比原文还长的批语,几乎可视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纲领”的自白。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关于伍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有很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 (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 (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作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划去的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兔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土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刻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4.两本书反思大跃进

  毛泽东读书,偏于文史哲。关于经济他读得较少。他也承认过,在这方面自己属于外行。

  当然,在延安,他涉猎过二三十年代出的一些经济学译著,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那时,主要是解决革命和战争中的具体问题,这些书在经济方西到底对他有多少影响,很难说。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研读点经济著作,是在大跃进发动,特别是大跃进难以为继的时候。这场运动既然他出面“拴帅”了,他自然应该补上这一课,他也希望党的各级干部都成为经济中的内行。这场运动事实上失败了,他自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于是,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反思,尤为必要。

  于是,两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50年代未中国领导层中发生了重要影响。从三十年代未开始,苏联科学院就组织经济学家编写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可到1951年该书尚未定稿,他便倡议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初稿发表了意见。针对这些意见,斯大林于1952年2月至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这本书,事实上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了调子。该书于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1955年9月,1958年9月又出了第二、第三版。每一版,马列编译局都及时译介过来了。这两本书,按毛泽东说:弄懂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还没有别的书,只有这两本。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1958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三版,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这还不包括此前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1958年以前,即1957年4月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到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时,就谈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事实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乖盾,他在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到是有矛盾的,说到生产力踉生产关系之间是有矛盾的,没有说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你们大家可以查查他的那本著作。

  1958年11月4日下午,在郑州,毛泽东听取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毛泽东又郑重给从中央到县级四级党委写信,号召读斯大林的这本书。在这期间,他带头阅读,逐章逐段议论。在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

  斯大林写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指书中《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篇文章――引注),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毛泽东还在会上着重向与会者讲解了该书的第一章。明确指出了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问题。

  毛泽东后来仍然重视这本书。

  1961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在那里讲了斯大林的那一章。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原则赞成,实际反对。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这本小册子。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

  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于是,他在1958年11月9日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者。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读的方法是用批判伪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于当年10月底来到杭州,住进一个叫汪庄的别墅,还带来一个陪他读书的班子,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党内秀才。在离汪庄不大远的净慈寺背后,有一处南屏山,在树丛怪石、峻壁横坡掩映之下,有一些小楼。这里幽谧宁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每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便乘车来到这里同读书班子座谈讨论。当然,主要是他讲读书心得。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

  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也组织了专门的班子,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桑,在阅读苏联的这两本经济学著作时,都把兴趣集中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上,即怎样看待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大跃进的失误,除了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及不切实际的指标外,核心问题,恰恰是违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运作法则。

  可以说,长期以来,党中央领导人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视,比起政治、哲学诸方面来,要薄弱许多。50年代未60年代初读这两本书,多少算是补课。一时间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成为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和处理经济生产的重要思路。

  可是,好景不长。经济运作法则和历史的发展陡然间失之交臂。三年困难刚刚好转,“阶级斗争”的巨网,便逐步罩住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迫切要学的理论,逐渐变成了“防修反修”之类。而毛泽东,一方面关注着中苏之间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论战,一方面畅读中国的“二十四史”……

  让人深思,让人遗憾!
hun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