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孔夫子”，虽然是两个遥远的历史人物，但由于他们各自的历史贡献和行事主张及风格，在几千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已经符号化了，而象征着两个盘根错节的“情结”，仿佛交替使用的文武之道。
毛泽东亦然。他经常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透露出他的选择。
他说，他从小就读孔夫子的书，当时“背得，可是不懂”。
他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我是赞成秦始皇的。
他说：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夫子是革命党，他到哪里，哪里就造反。
他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康。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他说：要采用孔子的教学方法。
……
晚年，扬法抑儒，褒秦贬孔是毛泽东的评价基调，但说起他一生的文化性格和行事风范，却不是那样泾渭分明。
1.苦读“圣贤书”。“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和旧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从偏僻的乡村来到长沙读书的时候，立志一心苦读圣贤书。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给他的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头即说：“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谈学问的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方法等。然后又很感慨他说：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那时，毛泽东的人格理想，是孔子塑造的圣贤先知；他的社会理想，是儒家的大同圣域。
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充满激情地表白：“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 ‘百世可知’，盂子之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信中提出的救世良方，是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救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什么是“圣域”呢？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懦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前往上海，这时他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到了延安，他号召全党展开理论学习竞赛，特别叮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都要继承。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陈怕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写了三篇长文。其 《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全文1.2万余字。正式发表前，毛泽东读过三次，十分重视，在1939年2月间分别写信给陈伯达和张闻天，――提出修改意见。
在信中，毛泽东分别提出：“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长处应该说到”；“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过犹不及’是两条战争的方法”；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原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指“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这里说的，是郭沫若 《十批判书》中的一个观点。书中说：“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于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 《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项。”
1958军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功绩。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海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能凑得出一点干腊肉的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的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4年3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就是孔夫子的文化，比如送先生一块猪肉才能上学，这是孔夫子说的，这片猪肉究竟有几斤几十斤，不得而知。总之，这件事是从孔夫子开始的，这是在孔夫子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教育掌握在巫神手里，后来和官府结合，掌握在官府手里，老百姓没有自由送子弟进学的情形。老百姓自己送学生进学，还是从孔夫子开始的。我看孔夫子的这种办法是民办学校，他的学生有三千，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程度不齐；大学部有七十二个，所谓七十二贤人，其他都是小学中学。当然这三千弟子也是多少年学生的总数，但程度不齐也是事实。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育方法尤有可取之处：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现在学校形成一个工厂，将来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我看又要回复到孔老夫子的方法了。孔老夫子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讲，比如他和子路讲是一个方法，和另外一个人讲又另外一个方法，子路这个人急得很，他就用适合子路的心情来教授。
孔子有几千名弟子，诚如毛泽东所说：“程度不齐也是事实。”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千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于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间的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算妥贴。
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毛泽东一生，从孔儒那里到底吸收了什么，是很值得思考的。可以肯定的是，孔夫子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绝不只是他晚年所反复鄙薄的那一面――虚伪、复古等等。
他早年从“修身”到“济世”的圣贤志向，他宁肯轻视物质生活也要满足精神愉悦和追求的执著；他强调思想路线和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他循循善诱做人的工作的作风；他早年和晚年一度构想的大同理想；他对仁、智、勇“三达德”的人格的追求和新的解释；他只承认“四个伟大”中的一个“伟大”――“导师”（教师），等等，是不是多少可以视为某些“孔夫子情结”的积淀呢？
他的思想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孔夫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
如果说，他在“五四”时的反孔，只是追随一种“时流”，那么，可以说他晚年的反孔，原因不全在于“孔夫子”本身如何如何“反动”；他晚年的称颂秦始皇，也不全在于秦始皇如何如何“伟大”，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了打鬼，借助钟旭”吧！
2.讲秦始皇，林彪插话自讨没趣
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感孔夫子的呢？
这不好说。在延安的时候，第一次高级干部整风，是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即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 （王道），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霸道）。看来，对儒法各持的王霸之术，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是兼容并收 （当然，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钢铁般的政治纪律同儒法两家的主张及做法不好完全等同）。
大概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的评价重心发生了转移。
1958年5月8日下午5点。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人们屏息聆听着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新颖讲话――破除迷信。
说着说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范文澜同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嗜古非今者杀全家”，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看来，秦始皇引起毛泽东兴趣的，除了他的功业外，他敢于否定传统，敢于蔑视被人们当作神圣不可犯的“先王”，也是一个方面。其实，要干点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就不能太尊重陈规，这是必然之事。这时的毛泽东恰恰觉得他和他领导的党正干着空前的事业。
一旁的林彪，在这种场合本来是很少即兴说话的，前段时期，他主要是在养病。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竟忍不住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对“焚书坑儒”这个话题很敏感。建国后，不少民主人士曾就此话题暗示过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反复同他们表白过自己的立场。他甚至对章士钊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秦始皇的声誉在历史上一直不大好，毛泽东要重新评价他了。
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前，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便就如何评价秦始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旨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却不乏深意。
林彪可能没有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则，以他的性格，是会好好地“想一想”，不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冒然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
毛泽东瞟了林彪一眼。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认准了的，你越反对，他越坚持，特别是他的威望开始达到顶峰的时候。接着，索性把话挑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也说得林彪一脸尴尬。
林彪是固执的。这个不起眼的插曲，为后来他儿子主持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个提法，埋下了一个伏笔。
3.“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
或许是爱屋及乌吧，毛泽东对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过大力的李斯评价也很高，乃至不愿意视他为出于孔儒门下，为他的老师苟子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儒家的左派”。
战国未年，楚国上蔡人李斯投奔秦国。他原为苟子的学生，入秦后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溉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 （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人，不必限于本上。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驱才资敌。
毛泽东时常读这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卒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不统一。由称赞李斯的文章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在1965年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他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率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是“儒家的左派”，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荀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苟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泽东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门中还有一些能干的人，未必“只说空话”。冯梦龙纂辑的《智囊》中，专设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
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孔子马上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即使胜了也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君主，使自己独掌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还诱惑道，若胜了齐国后乘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于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吴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楚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真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毛泽东读《智囊》，对这段记述很有感触，在旁边批注：“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这个批注，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也跑到秦始皇那里去了。叔孙通是秦未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那？！”
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孔夫子越来越反感，对秦始皇的功业越来越称赞。1964年，他经常谈到对两人的评价。
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4.反对孔大子的书，我“都注意看”对孔夫子，学术界向来有不同评价。“文革”前夕，毛泽东越来越悉心地关注起反对孔夫子的论著。
1965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约二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
文章提出：“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认为，“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结论是：“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 ‘从周’愿望彻底破产。”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必陷入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这期 《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 《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懦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5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一脉相承，对孔夫子持学术批判态度。
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还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不久，毛泽东发动的旨在彻底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思想方法上讲，这场运动同孔儒显然是南辕北辙。于是，毛译东厌孔、批孔、反孔的情绪也愈益强烈，对一些批判孔儒的论著也就更有兴趣了。
1968年10月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表白：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
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他的代表作之一是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孔子虽是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但他讲学的内容，即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保守的一面，是维护那日趋崩溃的种族统治的。他之阐扬礼治，又从阐扬礼治之余，提出了那维护统治者种族的 ‘仁’，其用意就是如此。”这自然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毛泽东是读过的。在1966年3月的杭州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便说过：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 《中国古代思想史》。
谈话中提到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第五章《孔子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中，作者说：“从孔子一生的活动看来，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他都从维护奴隶制度的立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也自然是属于“反对孔夫子”的书，他也是读过的。1972年，毛泽东还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此外，任继愈对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的逻辑归宿》一文的基本观点，也颇为赞成，在1966年第1期《哲学研究》上发表《旧经新见》一文，说赵纪彬的这篇文章“读后对人有启发”，“可以说明孔子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政治立场”。
5.“批林”为何连带“批孔”？
“文革”期间，毛泽东批孔扬秦，找到了一个靶子，这就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尽管50年代他还引用过书中说孔于是革命党的观点。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书中选取了先秦10种代表性的思潮进行分析，故名“十批判书”。除首篇“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外，10篇文章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孔墨、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5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门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书中《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篇，是这样说秦始皇的：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以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郭沫若还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蠢》、《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后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版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早以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 ‘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
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当面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