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和佛教在为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宗教是人生的一种表达和实现方式。中国传统的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重要影响。
不光是这样。遍观中国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们，几乎很少不触及佛道的。有些政治术语，也与佛道相关。做官，常常被说成“届于庙堂之上”；下野了，常被说成是“归隐”。在“庙堂”的人有一套说法，“归隐”的人，也有一套习惯用语，一般的老百姓，未必有意去弄清什么佛呀道呀的，可他们的日常用语（如“好人有好报”，“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的日常行为（如看风水、赶庙会、烧香求子）.都无不渗透着佛道的影响。
毛泽东，间或也出入佛道之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乃至政治各方面的一些道理。当然，毛泽东的出入佛道，同传统的和民间的人们，是大异其趣的。
从早年开始，毛泽东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看来小时候，毛泽东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接触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释迦牟尼――引注）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稣――引注）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引注），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
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第一次表述了他对宗教的看法。泡尔生在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读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来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好几个县的农村“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又在寺里住了两天，到各处参观，了解寺院的组织管理和僧人的主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的佛教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沩山密印寺，是不小的佛教讲经中心。
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尊孔子为“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欢迎，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皆为所尊，和谐共处。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因为中国人只是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着意发展到狂热的地步。毛泽东还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佛家，毛泽东并非偶然说说而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他向这位介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地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儒、佛相融的影响。
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7日，他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 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