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调集精锐部队突袭西柏坡，轰炸石家庄，要“活捉毛泽东”。“一举震动国内外”。

　　蒋介石，是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和劲敌。

　　历史把他们推上了各自代表的势力的峰顶浪尖，因而，他们50 多年的生死较量既是两个阶级、两种主义之争，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激烈、最曲折也是最悲壮的一页。

　　蒋介石心黑手毒，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几乎降服了中国所有的新老军阀，战胜了他所有的敌手，唯一输给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几乎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现在，1948 年的秋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东北地区又展开了一场大决战――辽沈战役。

　　林彪、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包围了锦州，扼住了国民党东北军队的咽喉。蒋介石闻报大惊，坐卧不安，立刻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他于9 月30 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令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多名高级将领训话时，蒋介石靠美国给部下打气，他说他“预料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①。10 月2 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对师以上军官讲话，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②10 月3 日，他对辽西作战方案作了部署，下达了作战命令，下午飞返北平。5 日飞往天津，视察塘沽新港；6 日乘军舰到葫芦岛给将领们训话，要各将士有“杀身成仁的决心”。7 日在重庆号军舰上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下午回到北平。8 日，因接到宋美龄来信，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又飞到上海去救大外甥。气得傅作义将军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③

　　蒋介石回到南京，屁股还没坐稳，锦州告急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如若锦州夫守，他在东北的40 多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10 月15 日，蒋介石又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指挥督战。他下机伊始，马不停蹄，当即派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又双管齐下，派飞机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实围，定以军法从事”。

　　然而，螳臂挡车谈何易！毛泽东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战无不胜，攻无下克。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 月17 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二万六千人起义，投向了解放军一边。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五内如焚。旋即于10 月18 日再次飞抵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开会，令他们重整旗鼓，收复锦州。将领们都说力不从心，无法实现。气得蒋介石头昏眼花，双眼发红，从沙发上霍地站起，拍着桌子，将卫立煌大骂了一顿，然后举起拳头，仰于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推进到锦州后不再向前推进；马歇尔为了美国的利益，与苏联抗争，一定要我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我现在连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④

　　10 月19 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见大势已去，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到此时，整个东北，只剩下沈阳一座孤城“孤悬关外”。

　　蒋介石面对此情，心如刀绞。他从10 月19 日到30 日，一直坐镇北平，绞尽脑汁，指挥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垂死挣扎。

　　一天，一个特务头子跑来报告：“蒋主席，我们找到毛泽东的住处了！”

　　蒋介石喜出望外，迎上前去：“毛泽东？”

　　“毛泽东！”

　　“找到了他的住处？”

　　“不但是他的住处，还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什么地方？”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好啊！”蒋介石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在这兵败无路、民怨沸腾、将不服管、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如果真能抓住毛泽东和中共的首脑机关，无异于上帝显圣，天降神兵！这不仅将使我蒋介石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而且会使我在美国人、英国人的面前大大露脸，身价倍增，成为真正的大国领袖！于是，蒋介石当即要来军用地图，找到了西柏坡，详细地问明了附近的地形、兵力、民情..

　　当时，毛泽东部署的辽沈战役已经接近胜利，策划的淮海战役正在调兵遣将。而斯大林准备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打算让米高扬的飞机到石家庄机场降落。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几乎把所有兵力都调上前线，去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则几乎没有多少兵力，比较空虚。

　　蒋介石闻得此情，喜形于色，立即召集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等将领来，亲自部署“活捉毛泽东”的重大军事行动。他命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活捉毛泽东，全俘中共首脑机关人员，同时轰炸石门（今石家庄市），一举震动国内外”。

　　傅作义等将领得令，大受鼓舞，立即分头行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面对险情不慌乱，潇洒地唱起了《空城计》，并给新华社写新闻消息：《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

　　为了挽救危局，蒋介石机关算尽太聪明，然而，国民党的将领们刚一行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全部计划，并立即把情报发往华北城工部，转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有点紧张：敌人如果突然袭来，不仅平山县西柏坡，就连石家庄一带也是兵力空虚，防守薄弱，如何应敌？过去看《三国演义》，知道诸葛亮用过空城计，凭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吓退了司马懿父子的大军。那是在古代，通讯落后，交通不便，再加上司马懿为人多疑，才使诸葛亮脱险。可如今，蒋介石心黑手毒，坐镇北平，海陆空军并用，电讯设备齐全，傅作义的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平山县，这该怎么应敌呢？思虑再三，毛泽东首先让师哲拟文以电讯告诉苏联，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间暂缓；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商定：中直各机关立即作好转移准备，要做到一声令下，随时能搬迁和疏散；命令东北野战军攻下沈阳后，由刘亚楼率领火速南下入关，进逼、包围天津，威胁北平。⑤

　　应急措施虽然英明，但是远水不救近火。如果蒋介石、傅作义孤注一掷，当即率精锐部队突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正在沈阳攻城的东北野战军怎么能救西柏坡之危呢？！

　　在这危急时刻，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不但镇静自若，而且悠闲潇洒地给新华社写起了新闻消息。那新闻开门见山，直劈要害，标题竟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10 月25 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新闻，引起了国共双方的严重关注。蒋介石拍案怒吼：“是谁走漏了消息？！”傅作义紧锁双眉：“共军既已知底，突袭会遭伏击！”西柏坡和石家庄一带的革命军民则袜马厉兵，加强战备。10 月27 日，新华社又发布了毛泽东写的一条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蒋介石、傅作义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原听说冀中空虚，扑上去就能升官发财，士气辽高；可如今听了这两条消息，知道冀中军民有了准备，又听说锦州、长春、沈阳的数十万国军死的死，降的降，眼看全部完蛋，谁还愿再去冒险为蒋介石卖命？部队拖拖拉拉，一时难以行动了。

　　这时候，毛泽东在西相坡，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调，唱起了一段京剧《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忽听得城外乱纷纷。

　　施旗招展空翻影，

　　原来是司马父子发来的兵。

　　既领兵就该把城进，

　　却怎么在城外扎大营..⑥

　　1948 年10 月31 日，新华社又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元事可做，昨业己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愉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⑦

　　评论广播后，傅作义那偷袭石家庄的精锐部队，一枪未放，便惊慌地撤回了北平。

　　蒋介石责怪傅作义军临战不力，行动迟缓，而傅作义不服。蒋介石派人再探，发现刘亚楼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在11 月2 日攻克沈阳后己先行入关，进逼华北，包围天津，威胁北平。蒋介石闻讯捶胸顿足，又吐鲜血；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收兵，连驻守保定的兵力也收回北平。

　　这时候，毛泽东指挥的东北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此役从1948 年9月12 日至11 月2 日，历时52 天，歼敌47 万多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一次大决战，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一次大较量，也是斯大林要等着看的一个焦点。

　　辽沈战役的胜利，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蒋介石气急败坏，两次吐血。美国、英国也都很重视这个焦点。美国《纽约时报》写道：“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从现在看来，中国如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这和斯大林当初强调的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是背道而驰，方向相反的。

　　1948 年年底，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⑩

　　毛泽东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那么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毛泽东一连谈了三天，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打算..

　　1949 年1 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保定的敌人，北平和平谈判胜券在握，西柏坡的安全万无一失。这时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 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扬抵达西柏坡。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大，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汉学家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和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

　　米高扬做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31 日13 时许，米高扬一行到达西柏坡。毛泽东到大门口迎接，引他到会议室，并把他介绍给了其他四位书记。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个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整天，其他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悦：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整天，即2 月1 日、2 日、3 日。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下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吉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 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下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瞳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即是军队问题。

　　接着，他谈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的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帐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的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惜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s6 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毛泽东特别谈了独立自主和真假朋友问题，米高扬听了忐忑不安。米高扬摆闰气要吃活鱼。后来，毛泽东下令：“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 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侧，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再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毛泽东生活俭仆、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抖阔气、摆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园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井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抖阔气、摆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陀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

　　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客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挟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 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入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同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 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嘱：“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后来，在与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 月7 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②③④参阅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年6 月版第511―513页。⑤参阅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69页。⑥⑦参阅董志英：《毛泽东轶事》第114页；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72―173页。⑧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

　　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对中共“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国务卿艾奇逊如老虎吃天，无处下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头等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它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打着“遏制苏联势力”的旗号，到处扩张侵略，横行霸道，目空一切。在中国，它肆无忌惮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利用蒋介石国民党来统治中国。如今，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力量不但把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胆大包天，竟敢把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沃德等入关押起来，绳之以法。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十分恼火。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愤怒地建议向中共施加压力。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对柯乐博的建议首表同情。助理国务卿帮办利文斯顿・麦钱特给国务卿艾奇逊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赞成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为影响手段，使中共很快释放沃德等人。麦钱特认为，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当时，中国人想从日本进口6 子万吨铁轨、1 万吨钉和胶合板等物资，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是美国人，他对这笔交易感兴趣，并要求美国国务院给予政策指导。麦钱特认为，只要美国向中共表明，如果沃德等人仍被关押，“这些贸易谈判似乎不可能达成满意的结果”①，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国务院经济事务司对这么做的效果表示怀疑。他们说：“在德国，捷克人和苏联人也扣押过美国人”，当时也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都遭到拒绝，而最终还是采用了“其他一些措施才使他们获释”。②

　　就这样，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闹得国务卿艾奇逊左右为难，十分苦恼。驻北平的总领事柯乐博连电催促，要求明示；总统杜鲁门再三询问：“国务院对此大事如何处理？”而多年来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艾奇逊，对此竟像碰到了个十八丈高的金刚，一时摸不着头脑。

　　迫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是美国第51 任国务卿。1893 年4 月1l 日；他生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镇，1915 年毕业于那鲁大学，1918 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1933 年5 月任罗斯福政府财政部副部长，1941 年踏入美国国务院大门后，使青云直上，由助理国务卿到副国务卿到国务卿，参与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历次重大外交活动，在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30 年代，通过摩根财团，他结识了杜鲁门，并且关系很好。1945 年，杜鲁门出任总统时把艾奇逊视为“亲信”，并任命为副国务卿，在乔治・马歇尔手下工作。不久，由于马歇尔率使团出访中国，艾奇逊就顶替了马歇尔的空缺。1946 年，他出任内阁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1948 年11 月联合国将军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艾奇逊草拟的《利连撒尔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性原子能发展权力机构。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了“援外委员会”，专门为特别委员会起草陈述国务院看法的备忘录。在委员会草拟“援欧计划”时，艾奇逊发表了一篇演说，被杜鲁门称为“重要的试探气球”，为“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及“第四点计划”的抛出作了舆论准备。它发表后，不但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为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勾画了一幅蓝图，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序幕，在“援欧计划”上，艾奇逊大出风头，名噪一时。

　　然而，在中国问题上，艾奇逊却感到前后维谷，左右为难，十分棘手。他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得胜，统一中国；可是“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详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没有做的种种措施，也不会影响和改变内战的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品，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使这个定局只是因为未尽职责的结果。”③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使艾奇逊先生感到黔驴技穷，力不从心，无计可施了！然而，沃德等打人凶手又被沈阳当局关押着，不救下行，救又无计，这怎能不使艾奇逊大伤特伤脑筋呢？

　　就在此时，国防部又有人提出了以武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张。当杜鲁门总统11 月14 日表示应探讨一下封锁从中国华北港口向上海运输煤炭的航道的可能性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开始关注这个问题④。两周前，杜鲁门曾对詹姆斯・韦布说：如果美国能用飞机将沃德等人撤出沈阳，他准备“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⑤。事情闹大了，总统发火了，甚至准备蛮干！艾奇逊又怕蛮干下去后果不堪收拾，所以11 月17 日，国务院又派出了一批人，由艾奇逊牵头，包括司徒雷登，劝杜鲁门不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⑥。11 月18 日，由布莱德将军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战争，而且也不能保证沃德早日安全返回。它建议通过谈判达到释放沃德的目的。⑦

　　三天后，艾奇逊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上海并没有从华北港口输入多少煤炭，甚至封锁所有中国海港也不会“给中共政权制造出经济危机，相反，会使中共在国内外得到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以证明他们关于美国抱有帝国主义目的的说法”。⑧艾奇逊认真地总结了美国过去在中国失败的教训，强烈反对封锁政策或对“其他外国船只”诉诸武力的政策⑨――很显然，在对华贸易中，这最可能是英国的船只，那样诉诸武力，把中共没有伤着，美国和英国先开火了，那怎么行呢？

　　一正压百邪！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打跨了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国军”，关押打入凶手、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急得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至总统杜鲁门日谋夜算，反复磋商；文要谈判，使其就范斌要动武，施加压力；经济封锁，军事制裁，软硬兼施，文武并用..各种手段、措施、策略、办法，都想到了，用过了，然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力量却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毫不畏惧，又不就范，甚至连他们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发出的各种信号，也不予理睬。

　　这样以来，足智多谋的艾奇逊先生，简直像威镇群山的老虎要吃大，无处下爪。他绞尽脑汁，没有办法，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了！

　　毛泽东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写道：“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

　　当时，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进入了高潮，得失成败，关系着世界的大局；是非曲直，引起了世人注目。两种命运大决战，各种力量大改组，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千变万化。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高瞻远瞩，统观全局，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政策，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毛泽东写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时间内，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万人，增加到现在的三百万人。”⑩

　　在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11)

　　这个任务，伟大、光荣而艰巨，困难也很多。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12)

　　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指挥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这是中国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战役。这次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战役从11 月6 日发动，到1949 年1 月10 日结束，历时66 天，歼灭国民党军55.5 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调兵遣将，从12 月初开始，进行平津战役，一步一步地歼灭蒋介石、傅作义在华北的部队..。

　　1948 年12 月30 日，毛泽东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美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可能采取的新策略。

　　毛泽东写道：“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13)

　　敌人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方法是什么？毛泽东指出：在外面，他们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在战场上打败仗之后，装着要“和平”的样子，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将革命扼死。另一方面，钻入内部，使用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边捣乱的战术，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捣乱，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阵营。

　　毛泽东写道：“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

　　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14)

　　怎么对待敌人的新策略、新阴谋呢？毛泽东没有一个一个他讲述对策，也没有零敲碎打地进行分析，而是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向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二者必居其一。如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在指出两种可能性和两种前途之后，毛泽东写道：“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那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5)

　　毛泽东在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划了一条界线之后，简要回顾了一下1927 年4 月12 日反革命政变至1948 年底的历史；回顾了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以来，1945 年10 月重庆谈判和1946 年1 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的历史，强调指出：在这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耐心的劝导，都没有改变他们刽子手杀人的本质，都没有改变他们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本性。毛泽东指出：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特别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 年12 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毛泽东讲了一段古希腊寓言：一个农夫怜悯一条冻僵了的毒蛇，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暖活，而又被毒蛇咬死的故事后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16)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事物尚在萌芽初发、青苹之末的时候，他就能抓住端倪，预见未来；看到趋势，提出对策；并且把那全世界，包括全中国在内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多种势力、多种矛盾的纠葛，概括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划出一条清楚明晰的分界线，用一篇不长的文章，就讲得一目了然；万众信服。因而，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重视，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校正目标，统一思想，组成了真正的广泛的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由于他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二者截然相反，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中间路线”。所以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地作出了选择，表明了态度：不仅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领导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有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著名爱国领袖，如宋庆龄、张澜、沈钓儒、黄炎培、郭沫若、沈雁冰等人，通过香港、澳门等多种途径，从国统区到了解放区北平。这样，过了半年到1949 年6 月15 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在北平开幕了。参加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2 个单位，134 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是正确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第二，动员人民，共同奋斗，加速了革命的发展。1 月31 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历时64 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歼灭和改编敌军52 万人，华北地区基本解放。4 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 月23 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 年反动统治的灭亡。5 月27 日，又解放了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

　　第三，驳倒谎言，揭露阴谋，使敌人分崩离析，更加孤立。l 月21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覆灭的情况下，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把伪“总统”职务在名义上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由南京回到老家奉化，退到幕后指挥；并拟定了一项利用谈判争取3 个月至6 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卷土重来的反攻计划。不久，李宗仁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商谈。4 月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自己揭穿了自己“呼吁和平”的假面具。8 月4 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解放。9 月19 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9 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这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致使美国统治集团坐卧不安。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竞选获胜、准备连任的前夕，急忙与他的“亲信”艾奇逊等人苦苦思索，筹谋对策。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反复密谋之后，他们拟定了一个美妙的计划。杜鲁门吹嘘说，这个计划“在迄今已采用的方法中，它是对共产主义最强烈的消毒剂。”(17)

　　注释：

　　①②《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996页。③《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181―182页。④《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08页。⑤《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9卷第1355页。⑥《司徒雷登日记》，第57页。⑦《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11―1013页。⑧⑨《美国外交文集》1949年第8卷第1010―1016页。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59页。(13)(14)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4页。(1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页。(1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7页。(17)《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10月版第276页和284页。

　　沈阳解放了。工人齐玉衡舞狮庄解放。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殴打齐玉衡，被关人监狱。

　　沈阳解放了。

　　这是东北人民的大喜事！接连好几天，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解放军战士走上街头，欢庆胜利，群众敲锣打鼓，舞着彩旗，游行庆祝，不断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也有的踩高跷，打社火，扮演各种故事，其中那工农兵押着蒋介石过街的形象特别令人注目。

　　有一支舞狮于的工人大队过来了。最前边的一头雄狮，张着大口，甩着长毛，摇头摆尾，龙腾虎跃，随着那上下翻飞的绣球，跳出多种雄健刚毅的舞蹈，演出许多憨厚可爱的神态。后边的一群大狮子、小狮子，也都随着节奏起舞，吸引得满街的人都来围观。

　　当队伍来到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门前的时候，那带头的雄狮慢慢地蹲了下来，似乎是要休息；然而，当那绣球从它面前舞过的时候，它却突然大吼一声，张开血盆大口，一个饿虎扑食，蹿了上去，咬住了绣球，博得了满街男女的掌声和喝彩声。掌声未落，那头雄狮竟然唱了起来：

　　太阳出来照山川，

　　千家万户笑开颜。

　　东方睡狮一声吼，

　　帝国主义吓破胆。

　　人民领袖毛泽东，

　　带领工农把身翻，

　　奴隶如今当主人，

　　扭转乾坤换新天。

　　..

　　装扮雄狮的人边唱边舞，一呼百应。后边的大小狮子，男女群众，连街道两旁看热闹的人，也都陆续地跟他唱了起来。那人越唱越高兴，禁不住脱掉了狮服，站在高台上，领着群众唱..

　　这时候，人们才看清了此人的面目。他，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躯，浓眉下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穿着紧身的狮舞眼，显得神彩奕奕。众人都跟着他歌唱，为他喝彩、鼓掌..然而，在人群后边，在美国领事馆的楼顶上，却有两个人指着他说：“那不是我们雇佣的劳力齐玉衡吗？”

　　“是的，沃德先生，正是他！”

　　沃德先生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中国通”，懂得汉语。沈阳的解放和群众的欢庆已使他怒火中烧，雄狮的表演和歌唱更使他忍无可忍。现在，当看见那位敢在美国领事馆前伸胳膊扬拳的青年竟是他领事馆的雇工齐玉衡的时候，他倒冷冷地笑了起来：“哈哈！睡狮吼，把身翻，哈罗！没工资，没饭吃，我看你还怎么吼，身怎么翻吧..”

　　过了几天；领事馆发工资了。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都领了工资，中国的其他雇员也都领了工资，唯独齐玉衡去领工资时，当局却不给。

　　齐玉衡走上二楼，找沃德要求付给他应得的工资。

　　沃德冷冷一笑，讥讽他说：“米斯特齐，你不是翻了身、当了主人了吗？还要工资干什么？”

　　齐玉衡据理力争：“总领事先生！你别这么挖苦人！你们雇我做工，就应该给我工资。我是靠劳动吃饭，靠工作吃饭，并不是白拿你们的钱！你们不要以为有了钱，就可以把中国工人当牛马的作践！你要马上给我付工资！”

　　“不行！你的工资不能付！”沃德说罢，转身要走。

　　齐王衡气极了，迎上前去，拦住沃德：“这工资非付不可！”

　　沃德也气极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在美国总领事面前这样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甚至有点骄横拔扈、咄咄逼人，便伸手打了齐玉衡一记耳光！

　　谁料，一向逆来顺受的齐玉衡，这时却像吃了豹子胆，不但没有被洋大人的威风吓倒，反而理直气壮地扑了上来，拉住总领事大人的领带，要到军管会去评理――

　　沃德急了，扬拳就打；同时叫身边的四位领事馆工作人员一齐上手，将齐玉衡打倒在地，拳打脚踢..①

　　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国工人，看到这种情景，非常气愤，当即联名提出书面抗议，并把身受重伤的齐玉衡抬回他家里。

　　齐玉衡家里很穷，也很苦。他祖籍河北省阜平县，爷爷齐广德为了逃饥荒，带领三个儿子闯关东，来到东北谋生。老大齐打虎去到贝加尔湖一带去做工，音讯全无；老二齐驱豹说到大连去闯码头，也不知下落；只有老三齐蹿狼跟着父亲在沈阳卖苦力，娶妻生子，有了个家――这就是齐玉衡的家。

　　齐玉衡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弟妹都在上学，爷爷积劳成疾常年有病，家庭生活的重担，主要由他和父亲承担。现在，他被打成重伤，抬回家里，全家人都慌了手脚，不知该怎么办。幸亏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35 名中国工人齐心救助，一方面捐钱给他医伤治病，一方面联名写信给军管会，要求伸张正义，严惩打入凶手。齐玉衡送走工人弟兄，对家人说：“爸爸，妈妈！今天我挨美国人的毒打，伤痛好忍，心痛难忍啊！儿希望弟弟、妹妹很快参军，跟着毛主席，给咱穷人创江山，给咱中国人出口气啊！”

　　齐■狼虽然年过半百，体力不佳，但他深明大义，当却把二儿子齐玉功和小女儿齐玉芳叫来，说，“孩子！今天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咱们穷人才能翻身，国家才能富强！你们都要为国家出力啊！”

　　齐五功和齐玉芳早已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他们给父母和受伤的哥哥磕了个头，转身就走――出门远行。

　　再说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工作的35 名中国雇员，看见沃德等人毒打中国工人齐玉衡的事件之后，个个义愤填膺，怒气难消，不仅联名向美国总领事馆提出书面抗议，而且向沈阳市军管会联名提出书面申诉：要求军管会主持正义，严惩凶手，为中国工人作主！

　　军管会将诉状转到当地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依怯调查事件真相。沃德不但否认对他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中国雇员殴打他和他的同事。他说：“10 月11 日②，我手下的中国人殴打我，多亏里伯格子疾眼快，我才免遭另一位手持大棒的中国人的袭击，西考格纳遭到一群中国人的围攻，克里斯丹被打并受到侮辱，身受重伤。”③

　　当时，沈阳解放还不足一月，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和当地的武装土匪，伺机进行破坏捣乱，蓄意挑起国际争端，以牵制解放军大军南下。为了及时审理打入事件并保护美国侨民的人身安全，11 月24 日，当地警方将沃德总领事和4 位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人：拉尔夫・里伯格、希罗・塔休密；意大利人弗兰克・西考格纳和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克里斯丹）从领事馆带走，关入监狱。其罪名是殴打领事馆雇员齐玉衡。

　　美国国务院议论纷纷。有的要柯乐博向中共“口头照会”，有的要“施加压力”。但软硬兼施，都如石沉大海..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神州的大门，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了各种各样的特权。火烧圆明园无罪，南京大屠杀无罪，至于一般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殴打中国工人，那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更不在话下了。如今，高贵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先生，殴打了一名普通的中国雇员齐玉衡，初解放的沈阳当地警方，竟敢将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国沃德总领事关入监狱！这简直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于博将此事用电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美国国务院当即指示柯乐博面见周恩来或其他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共高级官员，就此事提“口头照会”，说明美国政府“以极其忧虑的心情”，注视着中共当局对美国驻沈阳领事官员的“专横行为”和拒不提供给他们撤离之方便的失信行为。④但是，柯乐博没能见到周恩来或其他中共高级官员，只得递交了一封信。信中他不但要求“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还“特别要求给予英国驻沈阳领事代表一个机会，以使其能探望沃德先生和其他被指控犯殴打罪的人”。

　　⑤..然而，“口头照会”和递交的信，都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柯乐博感到，“现在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他建议国务院“在沃德等人被释放并撤离沈阳之前”，暂时停止“所有商业谈判以及与中国的贸易”。

　　⑥一石击破水中天！美国国务院一时间议论纷纷。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一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妄图消灭中共和人民武装力量，“统一中国”。然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革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东北和华北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美国为了保护他的在华势力，与英国一起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反应步骤――原地不动，让美国驻沈阳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城时原地不动，继续开门办公。美国国务院当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美国企业和慈善机构继续活动，而且可以和中共当局谈判，讨价还价，利用中共领导的新政权要取得美国英国等列强承认，向中共施加压力，讨些便宜。

　　谁料，中共领导的新政权和蒋介石的旧政权根本不同，他下但不按列强的眼色行事，而且对于帝国主义强列的侵略行径，霸道作风，该顶的顶，该碰的碰，毫不示弱，把蒋介石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奴性外交一扫而光。关押沃德只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种讯号，一种表现。

　　对此，横行霸道惯了的美国国务院当然受不了。他们就像一位经常骑在马上作威作福的骑士突然被马当众踢了一下那样，顿时恼羞成怒，要挥鞭报复了。

　　毛泽东害怕美国施加压力进行报复吗？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注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强调指出：“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殴打齐玉衡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的时候，许多人都气愤地要求严惩。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彻夜难眠。他拿出一本《斯大林选集》来读，读着，读着，思潮起伏，提起笔来，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写一篇文章。文章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而作的。一开头，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写道：

　　“现在，当着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的人们对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十一周年举行欢欣鼓舞的纪念的时候，我想起了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斯大林在这篇论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彼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耙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彼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⑦

　　毛泽东强调指出：“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⑧

　　毛泽东写文章，思如泉涌，笔似蛟龙，龙飞凤舞，并不吃力。然而，当他听到美国官员沃德殴打中国工人的事件后，禁不住那握笔的手颤抖起来，怒火中烧，热血升腾，写不成了。他放下笔，抬起头来，那一双平月和善略含微笑的眼睛里，顿时如喷怒火，熠熠灼人，盯着站在一旁的师皙，没头没脑地问：

　　“你说说，一个美国的官员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吃中国的饭，为什么还要打中国人？！”

　　师哲知道，毛泽东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早在1910 年秋，16 岁的毛泽东步行50 里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去求学时，就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达了他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呼声。不久后，为了表示以救国济民为自己的责任，毛泽东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1915 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卖国求荣，于5 月9 日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在封面上写了四句话：“五月九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一直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救国救民，日本侵占东北后，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红军北上抗日，联合一切爱国力量，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美帝国主义不但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驻沈阳的美国总领事沃德又野蛮毒打中国雇员，是可忍，孰不可忍！师哲听到毛泽东的问话，顿时怒火中烧，气愤他说：“那些美国官员，尽管口喊‘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可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想骂就骂，要打就打！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毛泽东豁达大度，很少发火；然而，这一次，他却义愤填膺，火冒三丈，眼睛部气红了。每当听到中国人民受到摧残、侮辱，他就像自己的父母兄妹受到了摧残、侮辱一样，怒不可遏，这一次，还没有等师哲把话说完，毛泽东就接过了话茬。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过去了！我们要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

　　师哲高兴地说：“是啊，这个方针是英明果敢的，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也反映了中华民族迫切的要求。我记得在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一提出来，就得到了热烈的拥护！”

　　毛泽东那愤怒的情绪，在师哲的谈笑中，在有关9 月会议的叙述中，渐渐地被革命的自豪、胜利的喜悦所融解。他说9 月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这个党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党。有了这样的革命党，有了这样的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师哲半开玩笑地说：“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毛泽东立刻认真地站立起来，走到师哲面前问：“你说说，还有什么？”

　　师哲也认真地说：“还必须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哦？你――”毛泽东把脸一沉，进一步逼问：“你这是空洞的恭维，还是具体的分析？”

　　“当然是具体地分析。”

　　“好！”毛泽东进一步逼问：“那就请结合9 月会议前后的情况，说说你的分析吧！”

　　这不仅是反对阿谀奉承，简直是不许准备，当场测验，当面考试！

　　然而师哲沉着冷静，毫不慌乱。他笑着说：“9 月会议是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首先由主席作报告，谈了八个问题――”

　　毛泽东又一次打断师哲的话，追问：“我不是要你谈这些一般情况，而是要你具体分析你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师哲也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别急嘛！‘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也是要从分析情况中来说明的..”

　　“那么，好！你说――”

　　“你听！”师哲仍然笑着说，“我记得主席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1946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即：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美苏之间在若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我认为，这三点估计，特别是最后一点估计，是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是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因而使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要不，如果接王明他们搞的那一套，照搬苏联的经验，照搬斯大林的做法――苏联和美国妥协，我们也跟着向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妥协，那么，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吗？还会有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吗？”

　　师哲讲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毛泽东忍不住点了点头，脸上绽开了笑容。

　　师哲接着说：“我记得主席在报告中强调：‘反动派从古以来，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两条原则，我们今天是第一条。’现在看来，这个第一条是用对了。主席，你说呢？”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他不仅赞赏师哲的记忆力、分析力，而且不得不同意他提出的论点和论据。他记得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谈到，有几次看到美国气势汹汹，担心世界战争会打起来，担心美国会出兵直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但是，两年多来国际形势的发展，两年多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实践，证实了自己当初的估计，证实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于，这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疑虑。不过，自己和党中央当时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自己也同意让周恩来发言时特别提醒：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是美帝出兵，我们不能不作这种估计：但大批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出兵干涉恐怕不可能。美国可能由此控制一些最大的城市，使我们更须组织大的力量去围歼，夺取胜利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但美国改变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办事认真，胆大心细，在实际斗争中，宁肯把困难估计充分些，办法想细些。但他决不会让困难吓倒、向敌人低头。

　　毛泽东还记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曾估计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种是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小的错误好改，大的比较困难。他当时说，“我们党曾遇到过两次大困难，是在两次大错误之下产生的，1927 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5 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比较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的困难就是假设我们估计错误，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很快。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国际方面可能援助我们，再有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如果我们估计不足，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干？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了精神准备，有备无患嘛！”⑨

　　现在，国际局势的演变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判断，实现着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和大体安排。因而，毛泽东的威信更高了，权力更大了，党内党外的赞誉、称颂、褒扬越来越多了。

　　毛泽东对此有点警惕。他常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胜利、成功、赞扬也有两重性，闹不好，会把人引入歧途，会把人毁了。因此，当师

　　哲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时，毛泽东态度严肃，再三追问，直到他觉得这是科学分析而不是阿谀奉承时，才轻轻地点了点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类事情的思考，对于因为胜利可能骄傲的警惕，远不止此。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⑩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规定不准为领导人祝寿，不准宣传个人，不准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等；要求党员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下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毛泽东经过和师哲的一阵交谈，精神更大了。他激情满怀，意气风发，立刻又坐在桌前，奋笔疾书。他明确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回顾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以苏联力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

　　展望世界风云，毛泽东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力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1)

　　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的情况，指出“它是能被战胜的”；肯定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指出“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他既肯定了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又委婉地指出了斯大林等人的错误，“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沃德等人彼关押，美国国务院根据多年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交往的经验，准备继续玩弄强权政治，用施加压力的办法迫使毛泽东和中共就范。然而，毛泽东却笑着说：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

　　“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12)

　　注释：

　　①参阅《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984―986页；〔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中共党支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②疑是11月11日，待考。因为沈阳是11 月2 日解放的，事件发生于解放后。③《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8 卷第1032 页；〔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第90―91页。④⑤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1000―1002页。⑦⑧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

　　⑨参阅《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531页。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和第1357―1359页。

　　米高扬称赞毛泽东，“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斯大林坚持“保卫苏联”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震动了西方列强，而且使莫斯科感到惊讶！

　　克里姆林宫犹豫了。

　　沉着老练的斯大林，面对自己不大喜欢的毛泽布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暴风骤雨似的迅猛发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敌160 多万人，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使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而自己再三向美英等西方盟友保证“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到如今，赖狗扶不上墙，不但蒋介石赖以维护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连“蒋主席”自己也不得不宣布下野，由“代总统”李宗仁收拾残局，这叫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实践诺言，“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吗？还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自己当初说的如果打入民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话，是错话、昏话、愚蠢话，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苏联，应该支持中国人民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很显然，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关重大，情况复杂，一时又难决断。于是，斯大林不仅每天都注视着中国时局的发展，而且叫贝利亚、米高扬以及“克格勃7 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驻美国大使等有关人员和部门，及时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和情报，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艄态度和动向。

　　1949 年3 月的一天，苏联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兴致勃勃地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屁股没坐稳，就高兴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到中国解放区看了几天，十分激动地告诉你，毛泽东很了不起，中国共产党很了不起，中国人民的革命不但发展很快，而且继承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优良传统：还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很坚决，公开提出要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这和蒋介石国民党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米高扬说得很激动，斯大林依然很平静。他抬起头来，望着这位健壮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淡淡地问：“米高扬同志，你到中国去，接触过毛泽东。你说悦，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嘛――”米高扬比划着说，“个头很高，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穿着一身松松垮垮、十分陈旧的粗布灰军装，朴实得简直像个农民，但精力充沛，眼里有神。几句话就能把你引入他的意境。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谈了好多次。我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依然不动声色，平静地说，“这个毛泽东嘛，没有到过苏联，我不了解他。照你说，你对他的印象不错。然而，说话要有根据，你的根据――特别是毛泽东对美国态度的根据是什么？”

　　米高扬打开公文包，取出了一本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8 年第21 期，递给斯大林，说：“这上面有毛泽东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31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引用了您在1918 年写的著名论文的观点，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斯大林打开刊物，边读边说：“好吧，请继续讲！”

　　米高扬又拿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特别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对策，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的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我到中国解放区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确实没有一个美国兵，人民组织得很好，革命积极性很高。我曾怀疑，美国派往中国的那么多的军事人员到哪里去了呢？山沟沟出来的土八路又怎么对付那些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呢？毛泽东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在解放战争的发展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例如，在天津城外的一个地方发生过冲突，在山东青岛市附近发生过冲突，特别是青岛驻扎有好几万美军，曾试探性地进行挑衅，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毫不示弱，对于美军的威胁和挑衅，坚决抵制和打击。美军欺软怕硬，见威胁无效，怕事态扩大。不仅龟缩了回去，接着索性撤走，逃之夭夭了。这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国民党蒋介石先生作梦也不敢想的。

　　米高扬说，毛泽东告诉我，他们的经验是，美军虽然叫得很凶，其势吓人，但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给蒋介石的军队，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也没有能力到中国冒险。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形势，来之不易，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将革命进行到底！

　　性格多疑的斯大林，尽管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但心头的疑云并未散开。他问：“按你这么说，毛泽东不但是个反侵略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的。”米高扬点点头说。“我是这样看的。斯大林同志，关于我和毛泽东及中共五大书记晤谈的情况，我们整理了个书面材料，请您过目。”

　　斯大林接过了米高扬递上的材料，没有翻阅，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说，当苏德战争处在最紧张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又准备从东方向苏联进攻，当社会主义的苏联处在最困难的关头，可能面对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面夹攻，使我们腹背受敌、危机深重的时候，我曾数次打电报给毛泽东，说由我们提供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运至中蒙边界，希望中共组织兵力到蒙古接运装备，抗击东线日军。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我曾连电催促，毛泽东一直顶着不办。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米高扬解释说，也许，当时中共有什么难处。

　　“什么难处，”斯大林严肃起来，厉声责问：“有一个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政党之间的分水岭，你还记得吗？”

　　米高扬立刻恭顺地站起来，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把这一点忽视了。而这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检验出各个政党、集团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这里所谈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就是斯大林多次论述过的“保卫苏联”问题。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在1927 年8 月1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①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且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贪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重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②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但多次强调这种观点，而且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因此，1943 年，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接运苏联武器，装备几个师的兵力，抗击东线日军的建议，便成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猜疑、不满的重要依据。其实，这是误解。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简单办法，而指示吕正操、萧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地将部队摆上了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箝制日军兵力，实际上起到了更好的配合苏军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

　　一条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分水岭”，加上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强要对方接受、执行的决策，对方不执行便怀疑对方的革命性的猜疑和不满，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误解越来越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影响了苏联的重要决策。

　　斯大林心头的疑云未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时斯大林威望很高，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等都曾对他备加赞扬，敬重三分。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对中共及毛泽东的怀疑，不仅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众所周知，1945 年初，苏联红军大反攻，追击德国法西斯，接连攻占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广大地区，把政权交给了当地的共产党人，后来成立了东欧的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过了不到半年，1945年8 月8 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仅仅9 天时间，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按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的政权，应该交由该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来领导，东北应该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照例，依照二次大战中苏联和美英解放的地区都按本国性质建立政权的先例，依照苏联在东欧解放区将政权交由该国共产党领导的先例，东北亦应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然而苏联没有这样做。斯大林以种种借口，要把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和伪军，仍然控制着华北、华东和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他们得到命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而不能向共产党人投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美国的这一政策，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偏袒、庇护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帮助它扩大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影响，而压制、阻挠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实行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在盟国中，只有苏联有资格、有实力坚持正义，抵制美国的错误政策；然而，斯大林由于偏见、误解和猜疑，不但没有坚持正义，而且把苏联红军解放的东北三省的行政主权也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

　　当时，东北三省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如果苏联人当时完整无缺地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强大起来的中共，既控制了广大农村和华东、华北、西北，又掌握了相当大的工业力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更快地打败国民党。

　　然而，苏联政府只同蒋介石政府谈判，而没有同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致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斯大林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毛泽东和中共在反对美国侵略上态度坚决，措施得力；历史已经证明，自己前两年的猜疑、动摇是不对的。

　　更令斯大林头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英国一起，刮起了“冷战”之风，企图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连根拔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唱一和，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涛巨澜，不时地向苏联挑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得筋疲力竭、干疮百孔的苏联，亟需和平建设，恢复生产，哪能再向当年的盟友应战呢？然而，西方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但高喊反苏反共，而且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斯大林清楚地知道，这个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稳重老练、处事周全，有时会头脑发热，拼命蛮干。在1945 年8 月6 日和9 日，当德、意法西斯早已投降，日本法西斯已经溃不成军、准备投降的前夜，杜鲁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杀鸡给猴看，威胁苏联，迫不及待地悍然下令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杀伤了无辜的老百姓20 多万。现在，二战结束刚满三年，美苏关系急转直下，由过去的盟友变为仇敌，社鲁门手里的原子弹会不会向莫斯科扔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稳妥的政策，一方面苦练内功，不断加强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注重礼仪，竭力不刺激昔日的盟国。他听到过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谈话，也赞赏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和深刻分析。他也曾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但他没有用“纸老虎”式的语言去刺激对方。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他虽然对毛泽东有过某些猜疑和不满，但也不是反对或不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怕中国内战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过分地刺激了美国，引起了美苏对抗，甚至引发他斯大林极不愿意看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才警告中共和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他才不得不在中国的两个武装集团之间走钢丝。即：一方面公开地“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实现对美英的保证；一方面又给中共以可能的援助，秘密的支持，但以不引起美苏对抗、战争为限。现在看来，毛泽东和中共在这个火候的把握上，比他斯大林预料的要好，既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驱逐了美国的侵华势力，又没有引起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公开对抗。这说明毛泽东了不起。而同时，也证明了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处理中国问题，不但要看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要看蒋介石和毛泽东搏斗的情况，而且要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对美苏对抗的作用，对两个阵营的作用。那么，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1949 年2 月1 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理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末，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③

　　斯大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知道研究一个人的历史，是判断这个人行动方向的一把钥匙。于是，他找来了有关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材料，有关美国对苏联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情报进行研究，并且找来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探讨。

　　斯大林明白，他的威信，在战前只是在国内，在共产国际的范围内是无可争议的，现在则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了。西方列强的首脑们，在个人会见和大量通讯中，对他斯大林也备加赞扬。罗斯福多次赞扬过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写道：“您显示了酷爱自由、高度勇敢的人民摧毁野蛮的恶势力（不管这种恶势力多么厉害）的能力。值此我们取得共同胜利之际，我谨向苏联人民及军队以及他们卓越领导人表示祝贺之忱。”④

　　斯大林还记得，在和杜鲁门初次会晤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那是1945 年7 月17 日12 时，斯大林在波茨坦同杜鲁门会晤，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说道：“请原谅我迟到了一天。我由于同中国人谈判耽搁了。我想飞来，但是医生不让。”

　　“完全理解。”杜鲁门客气地说，“很高兴同斯大林大元帅认识。”

　　其实，斯大林的迟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总是迟迟到会，以至英国代表团成员怀特回忆说，“我们也就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在这次谈判中，由于苏联人民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功绩，斯大林倍受尊敬，几乎成了人们注视的英雄，连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对他敬重三分。

　　斯大林脚踩两只船，继续走钢丝：一面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一面派柯瓦廖夫到北平，拜会毛泽东。

　　斯大林沉着老练，善用智谋，城俯很深，处变不惊。有许多一般人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到他的面前变得不难。他往往用极简炼的语言，甚至在谈笑之中，点出本质，化解难题。

　　有一次，他正和莫洛托夫等人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这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他曾表示“支持蒋主席统一中国”，而蒋家王朝却快要完蛋了；他不同意中共打人民解放战争，然而中共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面对此情，该怎么办？斯大林多时也拿不出好主意。

　　这时候，莫洛托夫拿出了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的报告和请示，要求斯大林表态。罗申大使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将渡江南下，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土崩瓦解的情况，并说他们已得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此事关系重大，罗申请求指示。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难题。一个国家大使馆的去留，标志着一个国家对驻在国政权的基本态度。当时的中国，形势已经明朗化：原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因此，连多年来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让自己的驻南京大使馆原地不动，以便争取与中共接触。美国的上上下下，为此也颇费运筹，考虑再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写道：“政府为保持其声望，自然要求外国使团迁往广州，在法律上，我们都被委任给它，所以也应该合乎体统地跟它到‘临时首都’去。”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合乎体统地”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⑤而是多次和他的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同事们反复讨论“去与不去”的问题。在1 月19 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其他一些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⑥这个建议与上十月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应急计划是一致的。⑦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在给代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司徒雷登大使从南京撤出，看上去就像美国倾向于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并由此使美国失去在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位置。“如果美国要在这些地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进这些利益，就必须有官方代表和这些地区的中央统治当局进行接触。”⑧美国国会中有人对此不满，严词指责。杜鲁门总统经过再三考虑，最终批准了关于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但要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同步。⑨

　　斯大林不顾苏联驻华大使去留的影响，悍然决定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在外交上造成了苏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现象。这一现象，由于其宫各国的大使都未随着迁往而特别突出，成了国际上认为斯大林在中国政策上左右摇摆的重要依据。

　　但斯大林有他独到的办法。在指示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同时，他又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等人从东北来到北平，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的负责人齐赫文等人住在北平香山附近，要求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同志热诚，向他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估价。他说，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下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不久，便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现在，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⑩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与任务和当年苏联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11)

　　柯瓦廖夫利用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电台，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毛泽东和中共的言行。斯大林得知上述情况，非常高兴，指示柯瓦廖夫重申他邀请毛泽东或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莫斯科的意愿。

　　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决定委托刘少奇代表他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斯大林先行会晤，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决定，于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便在加紧进行。

　　在中国国共两党和两军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采取脚踩两只船的自相矛盾的走钢丝政策，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和困难；然而，由于斯大林那老练的技巧，机智的策略，并没有激怒毛泽东，反而使毛泽东有了好感，当作“苏联同志的策略”，以至美英外交界惊呼：苏联对中共以没有外交关系作为拒绝打交道的政策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基于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苏联关闭了它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中的领事馆。(12)同样的，当中共占领故都南京时，苏联大使早已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这些步骤非但未被看成是对中共的冷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恰当的外交举动，显示出它与中共在观点上的一致。(13)

　　英美的猜测未必符合实际，但新中国的诞生，惊天动地却是事实。此情此景，却恰如毛泽东在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注释：

　　①《斯大林全集》第10 卷第46―47 页。②《斯大林全集》第9 卷第47―48 页。③〔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8 月版第534 页。④《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莫斯科版第5 卷第598 页。⑤约翰・莱顿・司徒雷登：《在中国50 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纽约：兰德姆豪斯1954 年版）第216 页。⑥⑧⑨《美国外交文件》1949 年第8 卷第659 页和665 页，第667―668 页。⑦《美国外交文件》1948 年第8 卷第859 页。⑩(11)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12 月版第390―392 页。(12)《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099。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8卷第1291 页。(13)参见艾伦・劳伦斯著《1949 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事务》（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1975 年版）第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