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称赞毛泽东，“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斯大林坚持“保卫苏联”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震动了西方列强，而且使莫斯科感到惊讶！
克里姆林宫犹豫了。
沉着老练的斯大林，面对自己不大喜欢的毛泽布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势如暴风骤雨似的迅猛发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敌160 多万人，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使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而自己再三向美英等西方盟友保证“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到如今，赖狗扶不上墙，不但蒋介石赖以维护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连“蒋主席”自己也不得不宣布下野，由“代总统”李宗仁收拾残局，这叫我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实践诺言，“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吗？还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自己当初说的如果打入民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话，是错话、昏话、愚蠢话，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作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苏联，应该支持中国人民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很显然，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关重大，情况复杂，一时又难决断。于是，斯大林不仅每天都注视着中国时局的发展，而且叫贝利亚、米高扬以及“克格勃7 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驻美国大使等有关人员和部门，及时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和情报，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艄态度和动向。
1949 年3 月的一天，苏联负责亚洲和中国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兴致勃勃地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屁股没坐稳，就高兴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到中国解放区看了几天，十分激动地告诉你，毛泽东很了不起，中国共产党很了不起，中国人民的革命不但发展很快，而且继承了苏联十月革命的优良传统：还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很坚决，公开提出要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这和蒋介石国民党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米高扬说得很激动，斯大林依然很平静。他抬起头来，望着这位健壮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淡淡地问：“米高扬同志，你到中国去，接触过毛泽东。你说悦，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嘛――”米高扬比划着说，“个头很高，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穿着一身松松垮垮、十分陈旧的粗布灰军装，朴实得简直像个农民，但精力充沛，眼里有神。几句话就能把你引入他的意境。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山村――西柏坡谈了好多次。我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个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斯大林依然不动声色，平静地说，“这个毛泽东嘛，没有到过苏联，我不了解他。照你说，你对他的印象不错。然而，说话要有根据，你的根据――特别是毛泽东对美国态度的根据是什么？”
米高扬打开公文包，取出了一本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8 年第21 期，递给斯大林，说：“这上面有毛泽东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31 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引用了您在1918 年写的著名论文的观点，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斯大林打开刊物，边读边说：“好吧，请继续讲！”
米高扬又拿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特别对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对策，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特别强调，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的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我到中国解放区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确实没有一个美国兵，人民组织得很好，革命积极性很高。我曾怀疑，美国派往中国的那么多的军事人员到哪里去了呢？山沟沟出来的土八路又怎么对付那些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呢？毛泽东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在解放战争的发展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例如，在天津城外的一个地方发生过冲突，在山东青岛市附近发生过冲突，特别是青岛驻扎有好几万美军，曾试探性地进行挑衅，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毫不示弱，对于美军的威胁和挑衅，坚决抵制和打击。美军欺软怕硬，见威胁无效，怕事态扩大。不仅龟缩了回去，接着索性撤走，逃之夭夭了。这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史上是罕见的，也是国民党蒋介石先生作梦也不敢想的。
米高扬说，毛泽东告诉我，他们的经验是，美军虽然叫得很凶，其势吓人，但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给蒋介石的军队，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也没有能力到中国冒险。所以，毛泽东认为，这个形势，来之不易，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将革命进行到底！
性格多疑的斯大林，尽管听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但心头的疑云并未散开。他问：“按你这么说，毛泽东不但是个反侵略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的。”米高扬点点头说。“我是这样看的。斯大林同志，关于我和毛泽东及中共五大书记晤谈的情况，我们整理了个书面材料，请您过目。”
斯大林接过了米高扬递上的材料，没有翻阅，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说，当苏德战争处在最紧张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又准备从东方向苏联进攻，当社会主义的苏联处在最困难的关头，可能面对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面夹攻，使我们腹背受敌、危机深重的时候，我曾数次打电报给毛泽东，说由我们提供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运至中蒙边界，希望中共组织兵力到蒙古接运装备，抗击东线日军。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我曾连电催促，毛泽东一直顶着不办。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米高扬解释说，也许，当时中共有什么难处。
“什么难处，”斯大林严肃起来，厉声责问：“有一个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政党之间的分水岭，你还记得吗？”
米高扬立刻恭顺地站起来，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把这一点忽视了。而这一点，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检验出各个政党、集团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
这里所谈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就是斯大林多次论述过的“保卫苏联”问题。这个问题是斯大林在1927 年8 月1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①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且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贪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重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②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不但多次强调这种观点，而且一直坚持这种做法。因此，1943 年，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接运苏联武器，装备几个师的兵力，抗击东线日军的建议，便成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猜疑、不满的重要依据。其实，这是误解。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简单办法，而指示吕正操、萧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地将部队摆上了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箝制日军兵力，实际上起到了更好的配合苏军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
一条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分水岭”，加上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强要对方接受、执行的决策，对方不执行便怀疑对方的革命性的猜疑和不满，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误解越来越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影响了苏联的重要决策。
斯大林心头的疑云未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时斯大林威望很高，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等都曾对他备加赞扬，敬重三分。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对中共及毛泽东的怀疑，不仅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众所周知，1945 年初，苏联红军大反攻，追击德国法西斯，接连攻占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广大地区，把政权交给了当地的共产党人，后来成立了东欧的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过了不到半年，1945年8 月8 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仅仅9 天时间，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按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的政权，应该交由该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来领导，东北应该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照例，依照二次大战中苏联和美英解放的地区都按本国性质建立政权的先例，依照苏联在东欧解放区将政权交由该国共产党领导的先例，东北亦应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然而苏联没有这样做。斯大林以种种借口，要把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和伪军，仍然控制着华北、华东和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他们得到命令，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而不能向共产党人投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美国的这一政策，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是偏袒、庇护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帮助它扩大在东北、华北、华东的影响，而压制、阻挠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实行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在盟国中，只有苏联有资格、有实力坚持正义，抵制美国的错误政策；然而，斯大林由于偏见、误解和猜疑，不但没有坚持正义，而且把苏联红军解放的东北三省的行政主权也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
当时，东北三省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工业基地，经济实力雄厚。如果苏联人当时完整无缺地把东北交给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强大起来的中共，既控制了广大农村和华东、华北、西北，又掌握了相当大的工业力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更快地打败国民党。
然而，苏联政府只同蒋介石政府谈判，而没有同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致使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斯大林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毛泽东和中共在反对美国侵略上态度坚决，措施得力；历史已经证明，自己前两年的猜疑、动摇是不对的。
更令斯大林头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依靠它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英国一起，刮起了“冷战”之风，企图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连根拔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唱一和，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涛巨澜，不时地向苏联挑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得筋疲力竭、干疮百孔的苏联，亟需和平建设，恢复生产，哪能再向当年的盟友应战呢？然而，西方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但高喊反苏反共，而且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斯大林清楚地知道，这个杜鲁门不像罗斯福那样稳重老练、处事周全，有时会头脑发热，拼命蛮干。在1945 年8 月6 日和9 日，当德、意法西斯早已投降，日本法西斯已经溃不成军、准备投降的前夜，杜鲁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杀鸡给猴看，威胁苏联，迫不及待地悍然下令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杀伤了无辜的老百姓20 多万。现在，二战结束刚满三年，美苏关系急转直下，由过去的盟友变为仇敌，社鲁门手里的原子弹会不会向莫斯科扔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稳妥的政策，一方面苦练内功，不断加强苏联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注重礼仪，竭力不刺激昔日的盟国。他听到过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谈话，也赞赏毛泽东的英雄气概和深刻分析。他也曾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但他没有用“纸老虎”式的语言去刺激对方。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他虽然对毛泽东有过某些猜疑和不满，但也不是反对或不支持中国革命，而是怕中国内战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过分地刺激了美国，引起了美苏对抗，甚至引发他斯大林极不愿意看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才警告中共和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他才不得不在中国的两个武装集团之间走钢丝。即：一方面公开地“支持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实现对美英的保证；一方面又给中共以可能的援助，秘密的支持，但以不引起美苏对抗、战争为限。现在看来，毛泽东和中共在这个火候的把握上，比他斯大林预料的要好，既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驱逐了美国的侵华势力，又没有引起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公开对抗。这说明毛泽东了不起。而同时，也证明了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处理中国问题，不但要看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要看蒋介石和毛泽东搏斗的情况，而且要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对美苏对抗的作用，对两个阵营的作用。那么，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1949 年2 月1 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理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末，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③
斯大林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知道研究一个人的历史，是判断这个人行动方向的一把钥匙。于是，他找来了有关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材料，有关美国对苏联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情报进行研究，并且找来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探讨。
斯大林明白，他的威信，在战前只是在国内，在共产国际的范围内是无可争议的，现在则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了。西方列强的首脑们，在个人会见和大量通讯中，对他斯大林也备加赞扬。罗斯福多次赞扬过他，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也写道：“您显示了酷爱自由、高度勇敢的人民摧毁野蛮的恶势力（不管这种恶势力多么厉害）的能力。值此我们取得共同胜利之际，我谨向苏联人民及军队以及他们卓越领导人表示祝贺之忱。”④
斯大林还记得，在和杜鲁门初次会晤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那是1945 年7 月17 日12 时，斯大林在波茨坦同杜鲁门会晤，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说道：“请原谅我迟到了一天。我由于同中国人谈判耽搁了。我想飞来，但是医生不让。”
“完全理解。”杜鲁门客气地说，“很高兴同斯大林大元帅认识。”
其实，斯大林的迟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总是迟迟到会，以至英国代表团成员怀特回忆说，“我们也就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在这次谈判中，由于苏联人民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功绩，斯大林倍受尊敬，几乎成了人们注视的英雄，连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得不对他敬重三分。
斯大林脚踩两只船，继续走钢丝：一面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一面派柯瓦廖夫到北平，拜会毛泽东。
斯大林沉着老练，善用智谋，城俯很深，处变不惊。有许多一般人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到他的面前变得不难。他往往用极简炼的语言，甚至在谈笑之中，点出本质，化解难题。
有一次，他正和莫洛托夫等人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这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他曾表示“支持蒋主席统一中国”，而蒋家王朝却快要完蛋了；他不同意中共打人民解放战争，然而中共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面对此情，该怎么办？斯大林多时也拿不出好主意。
这时候，莫洛托夫拿出了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的报告和请示，要求斯大林表态。罗申大使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将渡江南下，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土崩瓦解的情况，并说他们已得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此事关系重大，罗申请求指示。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难题。一个国家大使馆的去留，标志着一个国家对驻在国政权的基本态度。当时的中国，形势已经明朗化：原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因此，连多年来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让自己的驻南京大使馆原地不动，以便争取与中共接触。美国的上上下下，为此也颇费运筹，考虑再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写道：“政府为保持其声望，自然要求外国使团迁往广州，在法律上，我们都被委任给它，所以也应该合乎体统地跟它到‘临时首都’去。”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合乎体统地”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⑤而是多次和他的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同事们反复讨论“去与不去”的问题。在1 月19 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其他一些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⑥这个建议与上十月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应急计划是一致的。⑦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在给代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司徒雷登大使从南京撤出，看上去就像美国倾向于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并由此使美国失去在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位置。“如果美国要在这些地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进这些利益，就必须有官方代表和这些地区的中央统治当局进行接触。”⑧美国国会中有人对此不满，严词指责。杜鲁门总统经过再三考虑，最终批准了关于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但要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同步。⑨
斯大林不顾苏联驻华大使去留的影响，悍然决定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在外交上造成了苏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现象。这一现象，由于其宫各国的大使都未随着迁往而特别突出，成了国际上认为斯大林在中国政策上左右摇摆的重要依据。
但斯大林有他独到的办法。在指示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同时，他又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等人从东北来到北平，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的负责人齐赫文等人住在北平香山附近，要求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同志热诚，向他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估价。他说，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下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不久，便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现在，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⑩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与任务和当年苏联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11)
柯瓦廖夫利用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电台，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毛泽东和中共的言行。斯大林得知上述情况，非常高兴，指示柯瓦廖夫重申他邀请毛泽东或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莫斯科的意愿。
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决定委托刘少奇代表他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斯大林先行会晤，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决定，于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便在加紧进行。
在中国国共两党和两军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采取脚踩两只船的自相矛盾的走钢丝政策，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和困难；然而，由于斯大林那老练的技巧，机智的策略，并没有激怒毛泽东，反而使毛泽东有了好感，当作“苏联同志的策略”，以至美英外交界惊呼：苏联对中共以没有外交关系作为拒绝打交道的政策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基于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苏联关闭了它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中的领事馆。(12)同样的，当中共占领故都南京时，苏联大使早已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这些步骤非但未被看成是对中共的冷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恰当的外交举动，显示出它与中共在观点上的一致。(13)
英美的猜测未必符合实际，但新中国的诞生，惊天动地却是事实。此情此景，却恰如毛泽东在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注释：
①《斯大林全集》第10 卷第46―47 页。②《斯大林全集》第9 卷第47―48 页。③〔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8 月版第534 页。④《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莫斯科版第5 卷第598 页。⑤约翰・莱顿・司徒雷登：《在中国50 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纽约：兰德姆豪斯1954 年版）第216 页。⑥⑧⑨《美国外交文件》1949 年第8 卷第659 页和665 页，第667―668 页。⑦《美国外交文件》1948 年第8 卷第859 页。⑩(11)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12 月版第390―392 页。(12)《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099。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8卷第1291 页。(13)参见艾伦・劳伦斯著《1949 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事务》（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1975 年版）第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