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牢团赴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说：“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1948 年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①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9 月28 日，毛主席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11 月末赴莫斯科。10 月16 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 月到你那里商定。”12 月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彼、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于1948 年1 月31 日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卒团访苏。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1949 年7 月1 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 年7 月2 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北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6 天才到莫斯科。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悉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星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臭斯特罗夫8 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即7 月10 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见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在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了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问。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了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散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下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
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对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好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诙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 月11 日晚10 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辽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
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下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喽，不得了喽！”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词。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获得完全的胜利。截止1949 年5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2.7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 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 年6 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 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 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 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己发展到390 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 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 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侍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他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地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干。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井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 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力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予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我们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
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赴华工作。
斯大林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一次，在会谈中，刘少奇特别谈到打倒国民党的问题。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他手里拿着那支特制的烟斗，装上烟，慢慢地吸着，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个别听不清的词句，还请复述。
刘少奇说：我们和国民党是又斗争，又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要打内战，我们有准备，就针锋相对，自卫反击，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倒了。
斯大林听着，心情沉重，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他清楚地记得，1945 年8 月，国民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挥起屠刀，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要自卫反击，武装抗争，中国的内战一触即发。就在那个时候，他曾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是中国如果打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现在，历史的发展和自己的预见相反，历史已经证明自己错了。而今天，中共代表团就在自己面前，谈起了这一段历史，使他感到内疚和不安。他深思他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啊！”突然，他又问：“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讲到这里，态度非常严肃、诚挚，表现出深沉的内疚！
会谈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陷入宁静的沉思。
斯大林又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 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
刘少奇解释说：“毛泽东到重庆去的后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又关切地问：
“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了损失？
我们是否干扰了你们？”②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笑了。他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你们胜利了。”
聪明的斯大林，也感到了刘少奇的客气和礼让。停了一会儿，他又内疚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实情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③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当时都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代表团按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问题主要由中国同志负责的主张，并没有向斯大林提出什么批评意见，更没要求斯大林作自我批评。
斯大林主动地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不但没有使他的荣誉遭受损失，反而赢得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尊敬，认为他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联系，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政策等。
斯大林还具体地分析了劳资问矛盾与处理方法。他说，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的继续。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张与分析，表示赞成。
斯大林问中共代表团还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提了几个事先准备提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不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二十年的准备。人民不愿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努力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没有战争狂人。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的一位军官风闻“苏军从阿拉加斯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斯大林说：“我们应该立刻把这个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接着，口授电文。出口成章。
在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中，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是个重要问题。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我们打算在1950 年1 月1 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
刘少奇告诉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在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金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多大作用。
斯大林对围桌而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把这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同志们，你们有意见吗？”
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总是不发表意见，都明白，领袖怎么说，就该怎么办。
“那么谁来起草电文？”斯大林又说。
没有人打破沉寂。
“既然一致同意发通报，那么现在..马林科夫同志，你来动手怎么样？”⑤
马林科夫坐在那里没有反应，不过，人们都看见，他的耳朵竖起来了。
一个人如果有一点自信的话，就应该主动出来请战，但是谁也没有表示勇挑重担。
“那么说，是不愿意喽..那么，我们请..算了吧，还是不求人，我自己来。”斯大林断然他说。于是，他把打字员叫来，一面口授，一面沿着会议桌走来走去。⑥
费德林把斯大林口授的内容给刘少奇翻译，后者十分专注，一字不漏地听着。斯大林说得很慢，一字一句斟酌着，仿佛要把每个字都刻下来一样。每讲完一句就停一下，提醒打字员严格按照他的话打上标点符号，不要任意改动词句。他说得干脆利落，而且只说一遍，不再重复。
口授完毕之后，斯大林要求迅速打印出来，给在坐者人手一份。不一会儿，每人面前都放了一张印好的通报，文字只占半页左右。文字异常简练，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多余的标点符号。顿时，人们对领袖敬佩得五体投地，这是扎扎实实的本领，决不是卖弄聪明信口开河可以得来的。
斯大林又对在坐者说：“看完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有没有补充或删节。”
谁都不吭声，仿佛是在看一份学习的课本。
刘少奇首先打破沉默，他说：“写得好极了，斯大林同志，通报简明扼要。感谢您，祝贺您，斯大林同志。”
“是的，是的，好极了。”别的人马上一个接一个地附和：“我们祝贺你，斯大林同志..”还有其他一些赞美同，如“永远光荣”之类，他们都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膜拜的偶像。
刘少奇将此事电告中央，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算在1950 年1 月1 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1949 年10 月1 日。斯大林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了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举杯祝酒..刘少奇谦让再三，不肯接受..
斯大林很重视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互助。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当然，这代替不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但这的确是朋友交往的一项准则。
交谈了一阵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看电影。影片就在会议室里放映。斯大林的话刚落，灯光一暗，电影就开始了。第一部影片是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记录片。试验的地点可能是在苏联东北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白雪皑皑。飞机来了，投掷了一颗炸弹，命中了目标，蘑菇云腾空升起，冲击波威力无比，地动山摇，楼倒舍塌..影片具体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威力和破坏范围。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种纪录片。
当时，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苏争霸，美国进行核讹诈。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是在用纪录片的事实说明：原子弹我们也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真的要用原子弹袭击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保护。
看完电影后，人们都在低声议论原子弹的威力。
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发展，其速度之快，有时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像试验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大家都不公开说，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因而也有人叫它“秘密武器”。言下之意，苏联也正在研究和发展更新的新式武器。
7 月27 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给斯大林敬酒后，斯大林高兴地和大家碰过杯，一饮而尽。江青的祝酒词：“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使斯大林触景生情，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他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也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
说到这里，斯大林态度诚恳，情绪激动，举起酒杯，为此祝酒！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
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祝愿！”
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刘少奇同志还是不肯接受，他一着急，脸都红了。
就这样，斯大林要祝酒，要祝贺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刘少奇坚持不接受，推让了足足有半十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
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他们知道，按照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宴会、婚礼等场合的祝酒，是人们表示的一种盛情和祝愿，如祝愿对方进步、胜利、幸福、健康、长寿等等，以加强相互间的友谊，增加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刘少奇为什么不敢接受这种良好的祝愿呢？
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往往不了解被压迫、被奴役的东方民族的性格。刘少奇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之一。长期的革命斗争，无数的战火硝烟，把他锤炼得沉着而机智、坚强而勇敢。然而，在那性格深处，灵魂深处，仍然不能不留些被压迫、被奴役的烙印。勤劳、纯朴、憨厚、老实、忍让、谦逊等等，是这些烙印的美称。而在“大人物”面前直不起腰，又往往是这种精神烙印的另一面。
刘少奇访苏，是受毛泽东委托并代表毛泽东会见斯大林的，任务可以委托完成，事情可以代人去办，而性格、人物的个性是无法代表别人体现的。有人猜想，如果毛泽东遇到这种场面，会怎么样呢？难道还会这样谦虚――过分地谦虚，甚至有点卑躬吗？不一定。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倡过放下包袱，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做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
毛泽东曾经多次批评过被压迫者中的奴才性格。他曾举古典戏曲《法门寺》中的贾桂为例，批评那种在“九千岁”――公公刘瑾面前，躬着腰、低着头、不敢坐，说“奴才是站惯了的”奴才性格，提倡人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然而，刘少奇很谨慎。斯大林的祝酒他到底都没有喝。这种由于领袖人物性格的差异，导致重大事态的不同发展，在数月后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两位历史巨人相遇时的性格闪光，奇特场面，曲折经历，和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在人物性格上成为鲜明的对比。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5 月版第36 页。②③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414页。④⑤⑥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7 月版第51 页―5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