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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进学堂






  古田会议召开后,红四军经过整顿,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在赣南、闽西不断向敌人出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当红四军要离开闽西的时候,闽西根据地领导人邓子恢忧心忡忡,找到毛泽东说:“敌人几万兵力包围过来,红四军一走,单靠闽西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局面,能不能留下一个纵队,巩固闽西?”

  毛泽东宽慰他:“不要看到三省‘会剿’,几万人来势汹汹,这是表面现象,其实,他们都怀鬼胎,各有戒心,拥兵自重,谁也不敢靠前同红军作战。过去的经验表明,他们都是跟着红军主力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这回,他们来了,发现红军主力转移江西,赣军金汉鼎部必定马上掉头回江西老窝防守;广东的敌人也就顺势往回走了。三省‘会剿’就会‘会而不剿’,很快散伙。”

  邓子恢一听有理,心里有了底,变得从容安定了。

  毛泽东把这个做法称为“离开闽西,巩固巩固”。他说:“其实闽西这几个县是最安全的地方。”

  邓子恢诧异地问:“最安全? 何以见得?”

  毛泽东说着:“战场主要在赣南,这是一;分田分得好,地方政权建立得好,这是二。所以,我还想拜托一件事。”

  邓子恢忙说:“毛委员尽管吩咐。”

  毛泽东根据情报判断,最近一年,蒋、阎、冯大战不可避免,蒋桂、粤桂军阀混战也不是一时可以了结的,正是红军大力发展工农割据的好时机,仗是少不了的,不是天天也是三五天有一大仗。因此,他决定让贺子珍找个机会学习一下。

  他对邓子恢说:“子珍身体不好,又很想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让她留在上杭,到上杭师范学校插班学习。”

  邓子恢满口答应,说:“这不难办,可以住在可靠人家里,也有可靠人的关照。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是进步的,有几个党员没公开身份。可以说,没有反共的。”又对贺子珍说:“子珍同志,你尽可安心读书。”

  毛泽东听了很觉放心,说:“一切就仰仗子恢了。”

  贺子珍这才明白,毛泽东要她去上学,因为她曾几次表示,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不然,毛泽东同朱德、陈毅谈话,她常常听不懂。她看毛泽东一提,邓子恢满口应承,便笑着对邓子恢说道:“麻烦你了!”

  邓子恢喜滋滋地:“学习是好事,应当做的,不必客气。”

  毛泽东看了看,问道:“你来的时候似乎心中犹豫。”

  邓子恢笑了:“如今经毛委员一指点,胸有成竹了。”

  贺子珍担心没有衣服,想做两套学生的衣服,总不能穿军装吧!

  毛泽东还要她改个名字。

  贺子珍想了想,说:“我妈妈叫杜秀,就叫杜小秀吧!”

  第二天,贺子珍在大屋前的路旁,同毛泽东话别。

  毛泽东同邓子恢握手,说:“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还是十六字诀。”

  邓子恢表示回去之后,就向特委传达毛委员的布置和要求。

  毛泽东同贺子珍握手道别:“过些日子,我是要检查你的功课的,学习可不许偷懒啊!”

  贺子珍答道:“放心吧!”又叮嘱说:“天太冷,晚上看书写东西,要披上红毛毯。”

  贺子珍和邓子恢站在一起,看着毛泽东骑马走在大队中间,走在苍松翠竹之间,目送他渐渐地远去。

  于是,贺子珍到上杭,成了上杭师范学校的一名女生。

  上杭三面环水,西边靠山地,城墙高厚,城门坚固,北、东、南环水的三个城门被过去占领上杭的敌人封闭,至今也没有打开,只有西门供人马来往。

  贺子珍住在一座小楼里。小楼前门临巷,后门有小竹林子,通向一个小山包,这是过去的地下交通站。楼下住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王大嫂和她上小学的儿子。她是地下交通,为人忠实可靠,邓子恢安排她照顾贺子珍的食宿,又叫她的妹妹淑华来同贺子珍作伴,一起上学,同班同桌。

  淑华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眼睛,笑眯眯的。

  于是,上杭师范学校来了个插班生“杜小秀”。

  每天,钟声响之前,她总是准时进入教室,她名义上是淑华的表姐,父母外出经商,来饫锊灏嗟摹?/p>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勤勉好学。男学生有穿唐装的,多数穿中山装。女学生则一律阴丹士林蓝布紧身大襟衫,黑裙子,脚穿黑色女扣绊布鞋,有梳辫子的,个别有梳男式西装头的,多数是齐耳短发。

  贺子珍穿着蓝布女衫、黑裙子、黑布鞋,短发齐耳,俨然是一个女学生。

  然而,过惯了戎马生涯的贺子珍,一下到教室里安下心来听课,还不适应。有时,坐在教室里听课,她恍恍惚惚,好像这才是做梦。她好久都无法适应学生生活。不过她还是很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上课之外,她还可以在晚上看好多没看过的书,都是邓子恢托人替她找的白话小说和名家散文。

  贺子珍努力学习着。她认真复习功课,总是把要背诵的文章背得烂熟。一天,贺子珍正在小楼上背诵《滕王阁序》。王大嫂进来了:“小秀,老邓来了。”

  邓子恢进来,上前握手:“子……呵,小秀,背书?好学生呵!”

  贺子珍待王大嫂去沏茶了,忙问:“润之他们有什么消息?”

  邓子恢简单地说了红四军的行踪。红军从古田经宁化、清流一带回江西,攻克宁都、于都几个县,如今在吉安一带活动。他说:“红四军离开闽西到赣南,江西敌人金汉鼎慌了,怕老巢有失,马上从长汀往回撒;福建的军阀为了争夺省主席的交椅,自家打起仗来;广东敌人不敢孤军深入,退回广东去了。果然,就像毛委员算的一样,他们‘会’不成,也‘剿’不成。”

  贺子珍听了,欣然而笑。

  邓子恢询问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还需要什么帮助。

  贺子珍由于平日打仗惯了,上学听课背书,很不习惯。以前同大家一起,现在周围就一个大嫂,一个淑华,她常常有掉队迷路的感觉。她说:“现在好多了。你带来他们的消息,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又问:“如果我们的赤卫队从这里撤走了,敌人进了上杭城,我去不去上课?”

  邓子恢答道:“照旧读你的书。现在,你只做一件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贺子珍愉快地笑了,好像现在才吃下一颗定心丸。

  除了国文课外,贺子珍也喜欢上历史课和音乐课,因为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就让她看历史书,慢慢地就被丰富多彩的历史所吸引。上历史课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最近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讲林肯和解放黑奴。她不太喜欢数学和物理,因为她学起来比较吃力。幸好淑华的功课很好,全班头名,晚上总来帮她复习。

  转眼间,暑假到了。贺子珍与毛泽东又相会了。

  分别了近半年之久,两人见面自然激动和高兴。

  毛泽东问:“杜小秀同志,上杭师范的高才生,这一半年收获很大吧?”

  贺子珍白了毛泽东一眼:“哎呀,不要挖苦我了,什么高才生,与你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吧。”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今天晚上,夜色好,风也凉爽,我来检查你这个学生学得怎么样。我问你,国文第一课学什么?”

  贺子珍说道:“《滕王阁序》。”

  毛泽东问道:“这篇文章应当背得烂熟,你背出来了?”

  贺子珍得意地摆摆身子:“差不多吧!”

  毛泽东想了一下:“我不要你背全篇,我说上句,你接下句,不许错了,错了打手心。”

  贺子珍撇着嘴:“你说吧!”

  毛泽东说:“层峦耸翠,”

  贺子珍答:“上出重霄;”

  毛泽东说:“飞阁流丹,”

  贺子珍答:“下临无地。”

  毛泽东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贺子珍答:“秋水共长天一色。”

  ……

  毛泽东表示很满意:“好,可见你用心学了。”又问:“还学了谁的文章?”

  贺子珍一一数来:孟子、司马迁、李白、杜牧,还有鲁迅、周作人的诗文,苏东坡的几首词。

  贺子珍说完,问毛泽东这一半年来的情况。

  毛泽东简单地谈了他离开古田后的经历,同红五军彭德怀会师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在富田消灭敌人几个旅,粉碎了他们的“三省会剿”,然后分别到赣南、闽西,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他说:“这次我们又到了寻邬。”

  贺子珍马上想到去年圳下一仗,耳目不灵,打得太艰难,想到了伍若兰被捕的惨剧。

  毛泽东讲了寻邬的变化。好多区乡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政权,耳目就灵了。他说:“我又见了古柏和曾碧漪,他们都向你问好。”

  贺子珍又想到他们去年送信及时,不然,红四军差点被敌人围在罗福嶂了。当她听到不久将把古柏、曾碧漪调到前委来时,她高兴得要跳起来。她希望同曾碧漪一起作伴。

  毛泽东特别提到他在寻邬搞了一个调查。他很重视这个调查,要贺子珍尽快抄出来,发出去,让大家明白:谁没有调查研究,谁就没有发言权。他找出这份调查草稿,对贺子珍说:“子珍,你一定喜欢这篇文字。文章开门见山,这样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闭着眼睛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念到这里,他放下这份调查草稿,说:“子珍呵!我们吃那些天使的苦还吃得少吗?”

  贺子珍也叹了口气:“人家说你做的事,书本上没这么写过。”

  毛泽东翻着文章,拿到贺子珍面前,说:“所以,第一节专门谈到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一节。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第二天一早起来,贺子珍就埋头抄写《寻邬调查》。紧赶慢赶,抄好文稿,又帮助政治部的同志刻好,印好,装订好。不出三天,便把装订好的油印本《寻邬调查》送到毛泽东跟前。

  毛泽东翻了一遍,说:“好,他们马上发下去。不够,再印再刻。”他认为这也比炮弹厉害,希望到处落地开花。

  贺子珍问道:“部队明天要走了?我想和你一起走。”

  毛泽东有点意外,说:“你不想当女学生了?平时,你多想上学呵!”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这次部队可能要直奔南昌、长沙,还说不定奔武汉,上头的决策,风险很大,要办的事很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繁杂,他要集中精力去应付。他说:“你还是安心当你的学生吧!”

  贺子珍看看毛泽东,叹了口气。

  于是,她又按时到上杭师范学校上课。校园中,柿叶由绿变红,柿子由绿变黄,枝头上仿佛挂满了小灯笼。由秋到冬,她跟着头发花白的国文老师上国文课,又背了不少课文。

  一天晚上,贺子珍在王大嫂家,同何长工见面。何长工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时候,早就认识了。这次他左右打量,差点认不出这个女学生姓甚名谁了。

  这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同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宋裕和、谭冠三、谭政、藤代远、萧克、林彪、毛泽东、高自立、何长工、曹玉(女)、欧阳毅。王大嫂提上一壶水,为何长工沏茶。贺子珍为他斟了一杯。

  何长工笑着说:“听老毛讲,你成了女学生了。我特意到学校看看这个女学生。难怪你在老毛身边一久,就要闹点小情绪,想往外飞呵!”

  贺子珍也承认,日子一久,她觉得就像天上飞的鸟给关在笼子里。

  何长工揭她的底,说:“可是,飞久了,你又舍不得这个笼子,恋恋不舍!”

  贺子珍叹了口气:“没办法,人活着常常这样自相矛盾。”又说:“非常想念大家,谈谈你吧!自从我们下井冈山以来,你都到哪里去了?”

  何长工最早在宁冈,当书记;后来到老彭(德怀)那边当团党代表、师党代表,如今是红三军团第八军的军长。陈毅离开四军,到红六军当党代表了。

  贺子珍又叹了口气,说:“你都带一个军,东征西讨了。我回去,还是管那两个铁箱子。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下爬。”

  何长工笑着指指她:“你又来了!我听说,要成立女兵团,你去当党代表,康克清当团长。”

  贺子珍惊喜地问道:“是吗?我可以飞了?”想了想,又摇摇头,叹了口气。

  何长工说道:“你看你,自己难为自己。又想飞,又舍不得那个笼子。”

  贺子珍问道:“这半年,你们都在哪里打仗?”

  何长工说:“随五军团打了长沙,在浏阳同朱毛他们会师了。”

  贺子珍不明白:“打长沙?润之不是一向主张先在农村割据吗?”其实,毛泽东临走的时候,讲过上头有令,她忘记了。

  何长工说还派了特派员来督战。

  贺子珍一听特派员,就心慌。她说:“不知为什么,特派员来十有八九是批评润之的。这回,又批评他什么了?”

  何长工说:“听说,上头批评没有攻打中心城市,是右倾保守观念,富农路线。我见过那个特派员,姓徐,好神气哟!”

  贺子珍忙问:“润之准又发火了!”

  何长工说:“他率部在南昌、长沙附近虚晃一枪又走了。反正用两条腿走路,又不费汽油。”又说:“后来又派了一个特派员,姓周,被他说服了。”

  贺子珍问道:“你到这里有什么紧急任务?”

  何长工答道:“可能有调动。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调动工作是家常便饭。这次主要是在漳厦一带购买军用物资,主要是药品,接运回去,顺路来看看你。”

  贺子珍连连多谢,说:“老何,你真有心。”

  何长工说:“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你谢他吧!”又说:“又要打仗了,仗是越打越大。蒋、阎、冯中原大战已经结束了。蒋介石一看闽西、赣南闹得很红火,气坏了,决定在南昌设立总司令行营,派兵‘围剿’红军。”

  贺子珍笑道:“蒋介石发火了,润之一定很得意。”

  何长工答道:“是的,蒋介石大发雷霆,恨不得一口把红军吃了。这说明红军干得不坏,戳了他的心肝肺了。”又叹了口气:“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你知道吗? 文才和王佐都死了!”

  贺子珍瞪大眼睛,大大地吃了一惊,“呵”了一声:“为什么死的?”

  何长工肯定地:“死了,他们都死了!”

  贺子珍只觉得自己耳朵嗡嗡直响,心扑扑乱跳:“为什么?”

  何长工提到柏露会议,提到有几个特派员对他们二人充满厌恶的情绪。这贺子珍是知道的。加上特委之间土客籍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这贺子珍也可以猜想到其中的是非、恩怨。袁文才知道“六大”有关歼除土匪首领的决议,逃回井冈山,同王佐商量好了,不离开赣西,时时提防着。就这样他们也是敌我分明,同国民党没有任何瓜葛。后来,特委找了个借口,要杀人嘛,借口还不好找,就把他们骗到永新,说要把袁王部队改编为六军三纵队,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去打吉安,还说是毛委员的意思。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他们相信了。他们就把队伍带到永新。晚上动的手,袁文才还在梦里,给打死了;王佐一听有枪声,马上跑到东门过河,中间的桥板拆了,王佐不会水,掉到河里给淹死了。

  贺子珍惊呆了:“润之知道了?”

  何长工谈起来心绪还是沉重的:“知道了!他亲口对我说:杀错了,杀错了!他很生气,说做了蠢事。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倒帮他们做到了。”

  贺子珍的泪水不停地流着,终于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没有大仓相见,会有井冈山吗?他们身上有缺点错误,别人身上就没有缺点错误,就是完人!”

  何长工连忙劝她:“子珍,子珍,你也不要太难过。”

  贺子珍怎么也止不住哭,越说越哭得伤心,她感到太痛心了:“不说他们为秋收暴动部队提供了落脚点,做了好事。就说他们帮助了我和永新的干部,我们也感谢不尽。当时,我们无路可走,天下这么大就没有我们容身的地方。是他们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说着,呜呜咽咽地哭了好久,一直收不住声。

  何长工反倒给贺子珍斟了一杯热茶:“你喝口茶。”

  贺子珍喝不下,只是不停地拭泪。她极力控制,仍然止不住抽泣着:“也不知道梅香嫂子跑到哪里去了?”说着话,又流下泪来:“这太不公平了!”

  何长工同袁文才、王佐情谊颇深,也曾经难过得好久都心中不悦,说:“不公平的事常有呵!问题是明明不公平的事,还说是公平的,还不让说是不公平的。”

  贺子珍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这样死,太委屈。宁可在战场上牺牲,在刑场上就义。”她想起过去相处的日子,又泣不成声,流下泪来。

  何长工想起一件事,本来想慢慢再说的,省得她更添烦恼,转念一想,长痛不如短痛,说:“这次打长沙,牺牲了不少同志。打长沙不久,开慧同志被捕了,还带着三个孩子。敌人一定要她登报反对毛泽东。她宁死不从,上个月十四号,在长沙从容就义了。”

  贺子珍听了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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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瑞金岁月
1、出生入死






  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来到了部队,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

  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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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毛毛出生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蔬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院长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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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席夫人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号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

  贺子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

  杨荣连对此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虽然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子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子珍当作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子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两个要贺子珍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

  他让贺子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子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子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程,不忍离开。贺子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瑞金时期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比鱼水还要亲。

  在叶坪,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子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挎包就拐进贺子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

  有时候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子珍。贺子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这个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子珍的家去,向贺子珍诉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子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子珍家来了。贺子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子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子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子珍的手,感谢说:

  “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作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子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人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子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子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子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我们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取消这门亲事。”

  办喜事的人家当然感到很意外,顾虑很多,想法也很多。贺子珍和钱希均轮番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终于把这家人说通,取消了这桩婚事。

  于是,贺子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机关去,找了地方让她住下,对她说:“你不要着急,好好休息.我们替你找个工作,让你自谋生活。”

  第二天,贺子珍又同钱希均到苏区印刷厂,为那个女孩子联系工作。工厂把她安排在装订车间。贺子珍又亲自把她送到工厂,路上嘱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学习。那个女孩子热泪盈眶,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我原本想,退婚不成,只有一死。没想到今天竟走上革命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贺子珍说:“不是我们哪个人救了你,是共产党救了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翻身解放。”

  这个童养媳从此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她留下来打游击,一直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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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渡逆境






  这时候,除了贺子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子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

  开始,贺子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

  毛泽覃 “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子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贺敏学“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

  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

  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她被撤了职务,并被送进了党校。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以当斋工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

  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子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

  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 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仗势压人,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子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奥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子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运动毫无办法。”

  贺子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细细想一想,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那些人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毛泽东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又深入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这个思想,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除了读书以外,还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对贺子珍说:

  “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军队的事不让我管了,苏维埃政府的事我还可以做呢。”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高兴地说:

  “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们还可以做。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才是错的。”

  此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上。他常常骑着一匹马,提着一盏马灯,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了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的情况,实地调查执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方针对发展生产有利。接着,他发动中央根据地八个县的农民开展了规模广大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主要是查地主的田,看看有无漏报漏分,保证贫苦农民能多分田地。

  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不顾疾病在身,积极领导中央临时政府工作。这是193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除了下去搞调查研究以外,还在沙洲坝的住所,把调查所得,整理成文章。他在这里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查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子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

  “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

  在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沉重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着战斗。贺子珍给了他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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