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离开遵义以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除了在地面上派重兵追踪、截击外，还出动了空军，在天空中搜索、侦察，寻找红军的去向。
一天下午，太阳已经西斜，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盘县五里排，打算在这里宿营，人们刚刚把头上的伪装取下，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连里的司号员立即吹号通知大家隐蔽。
休养连里有伤病员，有老年人，行动比较迟缓。人们还没有隐蔽好，三架敌机已钻出云层，俯冲下来。
贺子珍已经隐蔽在路旁的一条沟里了。她一看有的人和马匹还在大路上没有隐蔽好，着急地挥着手，大声喊：“还有伤病员没有隐蔽好，大家赶快帮助他们隐蔽!”
说着，她跳上大路，指挥担架赶快散开。
“围剿”红军的敌机，对长征红军实行轰炸。一架敌机几乎从树梢上擦过，发现这里有人，很快转了回来，吼叫着再次俯冲下来。敌机一面开动机关枪扫射，一面投掷炸弹，一股强烈的气浪从贺子珍的头上、胸前冲过，正在她身边的一个警卫员，赶快把她拉回路旁的沟里。
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点以后，贺子珍看到不远的路上，有一副担架，担架员已经被炸死，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顾一切地跳出小沟，向伤员冲过去。她正要扶起这位伤员，帮助她隐蔽，突然，另一架敌机朝这个方向俯冲下来，接着是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隐蔽已经来不及了，贺子珍毫不迟疑地向伤员的身上扑去。她只感到浑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警卫员吴吉清跑过去一看，贺子珍已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顺着头顶、身上、腿上流下来，染红了衣服。满身烟硝和尘土，贺子珍躺在血污之中，昏迷不醒。
吴吉清双手颤抖着，背起处于昏迷状态的贺子珍，去寻找担架。
敌机溜走了。在烟雾中，红军干部战士跑过来，看望躺在担架上的贺大姐，只见她的脸像一张白纸，渗出来的鲜血把她的军装都染透了。
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师李芝。经过详细检查，发现贺子珍从头部、上身到四肢，十七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有一块弹片从她的右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
连里的李医师先给贺子珍注射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当时没有麻醉药，几个同志狠了狠心，按住贺子珍用铗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取出来，嵌得深的弹片取不出来，一直留在她身上。李医师在伤口上敷上碘酒纱布，进行简单包扎。每天到了宿营地，李芝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旧的棉花、纱布沾满了血；从伤口上揭下来，没有热水，只有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连消炎药粉都没有。
据健在的其他在场的同志回忆，贺子珍是因为卧倒的地势稍高一点，炸弹爆炸后，飞起的弹片把她击中了。他们都认为贺子珍的确是为掩护战友光荣负伤，受伤后表现得很顽强，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女红军。
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她思忖自己的伤势这样严重，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人抬着，干部休养连的担架和马匹这样少，老同志和伤病员这样多，要是继续跟着部队行进，对部队的拖累太大，因此，她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请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钱希钧知道贺子珍的意见后，很着急，她认为把子珍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容易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搜查又紧，凶多吉少。
她赶紧找到毛泽民，要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给毛泽东，由毛泽东决定她的去留。
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大姐。他们的热泪淌在贺子珍的脸上。同志们也都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喊着：“贺大姐!”
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一她停顿了一下。大家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她克制住自己，又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把我留下吧，不要拖累大家，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吧。”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经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
这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走到前面的宿营地，离这里有十多里路程。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之后，立即同傅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