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号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
贺子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
杨荣连对此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虽然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子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子珍当作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子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两个要贺子珍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
他让贺子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子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子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程，不忍离开。贺子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瑞金时期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比鱼水还要亲。
在叶坪，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子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挎包就拐进贺子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
有时候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子珍。贺子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这个干部掌握政策。
当地的乡亲心里有什么难解的疙瘩，包括夫妻不和、家庭纠纷，都爱上贺子珍的家去，向贺子珍诉诉衷肠，征求她的处理意见。热心肠的贺子珍从来不嫌烦。
有一次，叶坪一对夫妻吵架，要闹离婚，两口子不约而同地跑到贺子珍家来了。贺子珍仔细听了双方的诉说，发现这是夫妻斗气，并没有根本解不开的矛盾，就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两人在一起相处几年了，有了孩子，相互的脾气都摸熟了。两个人闹点气，过去就完了，不必要太认真，应该为孩子想想。再另外成家，能保证比现在美满?”
两个人觉得贺子珍说得在理，就一起回家了。
这件事贺子珍一直惦记着，不知他们和好了没有。有一天，她特地抽空到他们家去了一趟。不巧，两口子下地了，他们家的老婆婆迎了出来，拉着贺子珍的手，感谢说：
“难为你给他们劝和，两个人已经和好了，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呀!”
江西流行童养媳的风俗。那些还是孩子的童养媳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虐待，没有婚姻自由，被当作牛马使唤。在那个年月，有多少童养媳不甘这种非人的待遇，被迫出走。但大多数人并没能改变痛苦的命运，往往是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陷进另一个火坑里。有的甚至自尽，用死来结束自己可怜的一生。在中央苏区，童养媳问题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贺子珍同中央根据地的女干部，为了争取童养媳的婚姻自由，做了很多工作。有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很多是贫雇农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做这个工作又要有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贺子珍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一起，在叶坪做妇女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她们跟前，泪流满面，拉着她们的手说：
“红军大姐，你们要救救我呀，你们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叶坪村一家人的童养媳．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可是家里硬逼她成亲，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左想右想，只有找共产党，就偷偷地跑出来了。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们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
贺子珍问她公公的姓名，知道是村里的一个基本群众。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极拥护的。没想到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是封建老思想。钱希均是苏维埃政府党的总支副书记，她想了想，觉得帮助这个女孩子争取婚姻自主，符合党的政策，就对贺子珍说：“我们应该支持她退婚。”
贺子珍同钱希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她们把这家的老人叫到旁屋，耐心地对老人说： “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们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都不能勉强，这门亲事要再考虑。他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我们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取消这门亲事。”
办喜事的人家当然感到很意外，顾虑很多，想法也很多。贺子珍和钱希均轮番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终于把这家人说通，取消了这桩婚事。
于是，贺子珍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机关去，找了地方让她住下，对她说：“你不要着急，好好休息．我们替你找个工作，让你自谋生活。”
第二天，贺子珍又同钱希均到苏区印刷厂，为那个女孩子联系工作。工厂把她安排在装订车间。贺子珍又亲自把她送到工厂，路上嘱咐她好好工作，好好学习。那个女孩子热泪盈眶，十分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给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我原本想，退婚不成，只有一死。没想到今天竟走上革命道路。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
贺子珍说：“不是我们哪个人救了你，是共产党救了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妇女的翻身解放。”
这个童养媳从此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她留下来打游击，一直坚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