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正忙于做宣传发动工作，没有立即去北京。７月又接连收到来信催促，他只好决定到北京走一回。毛泽东在离开长沙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慈母的病情。于是，便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后，又特地给在韶山务农的七、八舅父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们代为照料母亲。在信中写道：“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初七日”，是１９１８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即为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然而，据《毛泽东年谱》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的记载，毛泽东没有在８月１３日去京，而是在８月１５日(农历七月初九)离长沙赴京的。毛泽东离长沙赴京，同行者中有李维汉和罗章龙。李维汉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罗章龙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记述了他们于８月１５日与毛泽东等离长沙结伴赴京的情况。罗章龙在文中写道：８月１５日，在长沙登船北上，１６日到达汉口，然后改乘火车。“当火车到河南郾城县，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从许昌回到漯河，被冲坏的铁路已修复，于是又乘火车，于８月１９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到达北京。罗章龙所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无疑是准确可信的。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从长沙第一次到北京后，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与李大钊相识。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有以下３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８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其记载是这样的：１０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也是毛泽东于“１０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经多方查证，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应为１９１８年９月。其理由：第一，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到北京后开始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９号(现１５号)杨昌济家。后毛泽东便搬到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地安门内的三眼井吉安夹道７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等８人住在一起，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元钱作为生活费便可维持生计，但也因此必须找个工作挣点钱。基于此情况，不可能拖延到１０月份才经杨昌济介绍认识李大钊，请求帮助安排工作。第二，８月１９日，毛泽东到北京后便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于８月下旬请杨昌济帮助寻找工作、认识李大钊的可能性不大。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至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１日。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第一次到北京的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记载，毛泽东是于１９１８年９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据此，毛泽东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时间应为这年的９月。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确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其原因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１９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联同北京各大专院校的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到镇压，许多学生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不仅拒不执行教育部要他开除为首“闹事”的学生的指令，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带领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及北大部分教员，与反动当局说理、交涉，保释被捕学生。这些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率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被释放学生的归来。对蔡元培的这些表现，政府当局极为不满，并于５月８日下达命令，要对蔡元培进行追查，甚至还扬言要暗杀他。基于这种情况，蔡元培于５月８日晚送出辞职呈文，９日晨５点半即悄然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

　　蔡元培递交辞呈，离京经天津到杭州后，北大校长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３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曾登载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消息。蔡元培于５月９日留下辞职声明，在北大引起巨大震动。为挽留蔡元培留任，北大广大师生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职。在北京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请蔡元培复任。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０日，蔡元培离杭北上，１２日抵京，２０日正式到北大视事。在蔡元培离京去杭州的４个月中，北大校长的职务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具体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５月８日至９月２０日；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是１９１８年９月底的事。因而确切的说法应当是：１９１８年９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的引荐，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早年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徐州、曲阜、南京等地，是哪一年的事？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做这样的自述：

　　１９１９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

　　１９１８年９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即北京沙滩的“红楼”)当助理员，其职责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刊者的姓名。工资每月仅有８块钱。但当了这个助理员，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费问题，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同时也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毛泽东于１９３６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那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１９８２年２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对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情况是这样记述的：杨昌济介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认识了他钦佩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被派在图书馆作助理员。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是这样记述的。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９０年６月号刊登的《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一文则认为：李大钊在杨昌济引荐相识后，为了帮助毛泽东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他答应帮毛泽东找工作。当时，他并没有应允可以在北大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一职位。李大钊是在得到北大校长批条后，才决定聘用毛泽东的。

　　那么，这位为毛泽东写批条的校长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是蒋梦麟写的批条，其根据是蒋梦麟的自述。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即李大钊―――笔者注)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是蔡元培写条子批准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北京大学校史》的记载：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

　　上述两种意见，哪一个是对的？要弄清这个问题，显然必须搞清楚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准确时间和当时谁在北大任校长。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准确时间是于１９１８年９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

　　１９１８年９月底，谁任北京大学校长呢？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北京大学开始执行校长职务，直到１９２７年７月。从蔡元培任此职时间来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事。有的专家、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因此，正如上述蒋梦麟所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经查证，蒋梦麟此说有误。

　　毛泽东在这段自述中说，他在１９１９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阅《毛泽东年谱》和其他有关毛泽东行踪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记载毛泽东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至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即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曾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三十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参观；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没有他离京到上海的记载。

　　１９１９年３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泽东所说，是否这一次呢？对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１９９０年２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记载：１９１９年３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正忙于筹办欢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于是便匆忙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长沙期间，他致信舅父母，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给舅父母的这封信中，明确说３月１２日由北京动身，１４日到上海，其间只有３天时间，怎么可能游览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么多地方呢？除此，毛泽东这次离京去上海，是因为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到许多地方漫游呢?由此可以说明，上述毛泽东所说的上海之行，肯定不是１９１９年３月这一次。

　　那么，准确的应是哪一年的事呢？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第二次离京去上海，是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１日离京，５月５日抵沪，计有２７天之久。这么长时间，途中游览天津、山东曲阜、孟子出生地、东岳泰山等地，从时间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据此可断定，毛泽东在自述中所说的上海之行，无疑是１９２０年４月的事。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着手筹建团的工作。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１９２０年入团者就有１６人，１９２１年７月前入团者达３６人。

　　这些入团者，哪一个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有的著作记载，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张文亮；有的说是彭平之。到底是哪一个呢？据现在保存的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１９２４年填写)记载，在湖南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是彭平之，其入团时间和介绍人栏内填写的是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由毛泽东介绍参加青年团。就是说，他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彭平之，字承玺，号绶宗，今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红光村人。１９１７年，彭平之考入湖南湘乡县驻省中学，经蔡和森的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其实，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彭平之就曾慕名而去拜访毛泽东。１９２０年８月底，陈独秀等从上海向全国各地发出信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毛泽东，并要求根据团章尽快发展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