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９月下旬，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城后，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对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河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是这样记载的：９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前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密切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于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２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会议开始后，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便根据会议主持人的号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所作的决议，虽然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由于会议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所以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９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后，在县城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陈毅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负责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会议，忙得不亦乐乎。加上当时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出击闽中某些战斗的失利，红四军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因此，在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情况。开会讨论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的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都没有统一认识，只好决定请示中央。就这样，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３天，结果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又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

　　时至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史称“九月来信”）。在此信中特别强调：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１２月２８日、２９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这次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８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谭震林等１１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上述情况说明，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

　　１９２９年９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其结果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由此可见，说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有误的。重任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的。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增设了中央白区工作部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对毛泽东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

　　群众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急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共一百多人。毛泽东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

　　而广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４年８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则记载毛泽东未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但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有关情况，便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正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忙于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行”。

　　这里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正确主张。并且内部商定在会上对毛泽东等进行批判。所以，会议的筹备搞得很神秘。据说，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更不会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

　　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

　　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

　　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１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１８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

　　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１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２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会议内容就是改选中央政治局。那么，这次会议重新选出多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在其中名列第几位？

　　中国书店于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的、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是这样记载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会议(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引者注)，却还是选进了中央政治局。不过，位置在１２人中的倒数第二位了。红旗出版社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对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和排名次序是这样记载的：

　　正式委员：(其中经常在瑞金者９人)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

　　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

　　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所列的这个名单来看，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１２人，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二位。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

　　而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的《朱德年谱》证实：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既然如此，那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便是１３人。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记载是１２人。到底是１２人还是１３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笔者又查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此书记载：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到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各省的代表……全会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此书同样记载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记载王稼祥是候补委员。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候补委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稼祥从１９３１年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长，１９３４年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朱仲丽的记述，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即王稼祥于１９３４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朱仲丽的记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的记载，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２人，即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其中毛泽东排名倒数第三位。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成，其人数应是单数，不应是双数，这是一般的常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是１２人，即双数呢？笔者认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１９３４年革命遭到挫折，面临危急形势，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不长，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常在瑞金者只有９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１２人，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