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毛泽东是否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讨论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增设了中央白区工作部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然而，对毛泽东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出版的著作中，有不同的记载。
群众出版社于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急形势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参加，共一百多人。毛泽东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
而广西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４年８月出版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则记载毛泽东未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但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述两种不同的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弄清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及有关情况，便可得到正确的答案。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正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忙于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决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行”。
这里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是指毛泽东、周恩来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正确主张。并且内部商定在会上对毛泽东等进行批判。所以，会议的筹备搞得很神秘。据说，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更不会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了。但毛泽东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