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在８月４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１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

　　对此，Ｒ．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

　　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８月５日写的，写在６月２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无标题。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

　　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敢，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

　　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

　　顾洪章对记者说，他于１９５４年就到内务部移民局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但轰轰烈烈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１９５５年。

　　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１９５５年８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３８６８万亩的号如，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１９５５年８月９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５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８００余名报名者中挑选６０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８月３０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１５００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后，又有１６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边疆、荒岛、荒原。

　　１９５５年９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１０４篇按语。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便从中选择了两篇编入书中。其中一份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郏县李庄《在一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经验总结，欣然提笔写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沉重和高小毕业和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讲座中共中央提出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４０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１９５７年４月８日，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１９５７年底，据２０个省(市)的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７．９万多人。

　　上述情况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始于６０年代初。其实，早在１９５４年５月党中央就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１９５５年８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１９６６年８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８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在中南海贴出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对此，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解释说：大概是８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８月８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是非，实行了白色恐怖呢?大字报接下去写道：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再往下年，文尾署名是“毛泽东”，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地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这段记述证实，当年在中南海院内贴出的毛泽东的大字报，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更不是毛泽东所贴，只不过是别人的的抄件而已。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镇居民到家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何时?天津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６０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６０年代初吗?此说有悖于史实。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３日，《长沙晚报》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千万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文。此文的“导语”写道：如果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这个人就是顾洪章，有人这样告诉记者。１９５４年，他就进入当时的内务部移民局，涉足于萌芽状态的上山下乡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在国家主管上山下乡的部门工作―――不管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即使在“文革”期间，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断过，尽管那时候，红卫兵甚至没有放过他所在机构的档案。直到１９９４年，他才离开解决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相关部门，那一年，他６８岁。

　　幸运的是，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堪称上山下乡的“活档案”的当事人，他说这是他首次向传媒公开内情。

　　世界知识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２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６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果真如此吗?是的。翻阅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人民日报》，便可看到以下的记载：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３月１４日---２３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共讲了６个问题。９月２４日----２７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１９６３年２月１１日----２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做了讲话。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１２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１９６１年１月至１９９６年８月，毛泽东就先后主持召开了这么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怎能说只召开过一次呢?

　　１９７１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王洪文保卫了毛泽东，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吗?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２２日，毛泽东针对党的九届二中全公后出现的新情况到南方巡视，以便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而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抢班夺权，对毛泽东的南巡行动非常恐惧。于是，便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之际下毒手，以实现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对保卫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１９９８年《家庭》杂志第１２期发表的《王洪文胞弟谈家事》一文其中这样写道：１９７１年８月中旬到９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起到了“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作用吗?追寻毛泽东的行踪，看一看王洪文的表现，便可得出正确的结论。据当代中国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把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１６日抵达源北武昌。在武昌住了１０天，于８月２７日夜间到长沙。８月３１日下午１点钟左右离长沙，当天晚９点到南昌。晚１０点多钟，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友楚、程世清等谈话。９月２日上午吃过午饭离南昌，于３日零点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的列车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空五军政委)谈了话。９月１０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这天下午１５点３５分，乘专列由杭州出发，１８点１０分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