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中央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说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在８月４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１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
对此，Ｒ．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
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８月５日写的，写在６月２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无标题。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
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敢，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
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