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桔。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些经典式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毛泽东则进一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考察，反映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艰辛历程和思想成果。

　　一

　　“五四”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民族危机的加剧，唯物史观合逻辑地在中国思想界传播开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青年毛泽东通过研读唯物史观的启蒙著作和认真总结现实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在192O年底到1921年初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转变最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牢固树立起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二是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按照唯物史观的体系和结构来观照，青年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和系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问题上。

　　青年毛泽东在阅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启蒙著作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但是我们注意到，青年毛泽东并未把阶级斗争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在阐述自己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②。在这里，毛泽东尚不能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而是单纯地把资本主义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当成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据，这就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伦理谴责的色彩。由于脱离了生产力，毛泽东也难以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而将其无限制地泛化和扩展了，认为当时人类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这就势必得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阶级斗争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但它并非唯物史观最根本的原理。从逻辑关系上说，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反映。从历史角度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阶级斗争则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未把阶级斗争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固然与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有关，但同时也与他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与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毛泽东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目标问题，一是手段问题，认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便形成了社会改造的完整方案。在接受唯物史观以前，毛泽东追随过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改造方案，但这些方案终究都不能令他满意，这不仅因为它们在目标上显得空泛和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其所设计的手段根本无法和目标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唯物史观不仅明确揭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他素所怀抱的大同理想相契合，而且提供了达到上述目的的有效手段，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泽东所言：“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③青年毛泽东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出发，有着强烈的实践理性，这决定他首先汲取的是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最具有实践性的内容，而非社会基本矛盾等抽象的、深层次的理论成果。

　　与同期的李大钊、李达等人相比较，李大钊、李达等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要明显超出于毛泽东。李大钊在解释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④李达也指出：“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墓”⑤。此外，陈独秀、蔡和森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有一定的思考和认识。但是，李大钊、李达、陈独秀、蔡和森有一种共同的理论上的困惑，即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把生产力当作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力量，类似一种“自然进化说”，另一方面则突出和强调阶级斗争，又像主张“人为的革命说”，这两个方面不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也最易遭人责难和非议，如李大钊对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便“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⑥。陈独秀与蔡和森在关于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信中，也涉及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陈独秀说：“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⑦不难看出，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相离为二是当时不少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其产生的根源是他们认为“进化说”与“革命说”之间存在某种矛盾并力图化解这一矛盾，但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仅仅变成了对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而不能被人们自觉地当作历史规律，发挥它在创造将来历史中的认识功能和指导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在社会革命问题上忽视现实的经济条件而超越阶段。如果说李大钊等人的上述见解还是对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质疑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则使他们感到马克思似乎过高地抬高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与俄国有着很大相似性的中国也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在与梁启超、张东苏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局限，这就是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估计不足。李达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就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是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是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⑧蔡和森说：“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棋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馄、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

　　⑨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识要超出于毛泽东，但由于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相互关系，没有把社会基本矛盾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见解与毛泽东处于同样的思想层次，即都主张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起来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但唯物史观并非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在历史领域活动的全是有意识、有目的、凭思虑和激情行动的人，离开人的活动就无从体现出历史的规律。在一切生产方式呈现对抗性的社会中，必然分化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几个基本阶级，造成阶级斗争的局面。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然而，阶级斗争的性质、规模及其结局始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⑩恩格斯在评价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也说过：“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1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当时俄国处于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俄国随后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准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遇到挫折。于是，列宁转而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及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都不可能改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和俄国相比较，中国和俄国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但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工业产值已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0％以上，而中国在抗战前夕，现代工业的比重才仅达10％左右。撇开具体的历史境遇的差异不说，单从经济上讲，中国也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努力研究中国的实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紧要的政治任务是用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关于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学术界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可是，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过程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认识和运用处于何种状况，则仍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民主革命在经济上的动因是因为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关于中国生产力的状况，毛泽东在1923年4月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便指出：中国“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后来在广州农讲所给学员讲授《中国农业问题》课程时，毛泽东初步表达了中国要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思想：“在中国的生产力上说，大部分还是农业生产，而经济上的要求是要由农业的生产进至工业生产..我们要努力工业经济，以与帝国主义的工业经济相抗衡。”(12)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在政治上就必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

　　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生产关系的构成及其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初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革命》半月刊上，随后经历两次不同程度的修改，分别发表在1926年2月的《中国农民》和1926年3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在原稿和头二次修改稿中，毛泽东都未能从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划分社会各阶级，而采取了根据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的办法，即打破都市与农村的界线，把城市和农村经济地位大致相同的社会集团划归同一个阶级，如城市中的官僚买办、军阀与农村中的大地主同属于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华资工商业主与农村中的小地主同属于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未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关系，仍有将中国社会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思想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特点及其反动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把当时的国民革命理解成了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民族革命。

　　不久毛泽东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写道：“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土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维护。”军阀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把地主（大、小地主）从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加以分析，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封建生产关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解决了我党长时间以来不知道军阀代表什么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问题，明确和突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性质。

　　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地主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以重租、重捐、高利贷等剥削方式残酷地压榨农民，造成农村经济的普遍退化和调敝。要解放农民这一中国“生产的主力军”就必须打倒地主阶级，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所谓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变革封建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才能提供工业原料，购买工商业产品，从而带动工业的振兴。

　　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强调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这相对于党的创立时期来说，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还不善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入手来分析中国民主革命的缘起。他使用得最频繁的是“阶级”的概念，而几乎没有提到过“生产关系”的概念。尽管他所列举的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对象即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正是中国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分析》一文中有关生产关系的一些论述，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等，则属毛泽东1951年对该文作第三次修改时所补充，不能完全代表毛泽东当时的理论水平。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研究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了较自觉的运用，他初步意识到，中国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中国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13)“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14)地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文化上推行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使农民知所尊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民主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因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而政权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故农民必须以政治斗争为主，兼及经济和文化的斗争。政治斗争的任务是摧毁封建地主的政权，不推翻这个政权，就不会有农民的地位；经济斗争的任务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文化斗争的任务则是打倒“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15)毛泽东着重指出，文化斗争是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为前提的，“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庭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

　　(16)农民最关心的是经济的解放，在经济问题解决以前，不宜生硬的勉强的动员农民进行文化的斗争，“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疱是不行的。”(17)总之，文化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超出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看到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变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关系的认识虽然是就农村而展开的，而且还不十分明晰，但却是他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思想胚胎和萌芽形式。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倾注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方面，加之处在艰苦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读到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因而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运用方面，相对于大革命时期来说未有实质性的突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发愤攻读马列主义原著以及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著作。为了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把学习和钻研唯物史观当作刻不容缓的任务。他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18)他还向刘少奇推荐恩格斯的《从猿到人》，郭烈夫的《唯物论》等著作，并表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19)此外，艾思奇、吴黎平在写作《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鼓励。随着这种集中和刻苦的学习，毛泽东对作为唯物史观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阅读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国内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时，对其中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段落密加圈画，标上单杠、双杠、曲线、竖线等符号，对论述不够清晰之处则打上疑问号，留下了苦苦钻研的痕迹。1937年7、8月间，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时，便多次提到社会基本矛盾，如在论述研究矛盾的特性必须以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为前提时，他指出：“这种具体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给了我们很好的模范。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一矛盾统一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政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0)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毛泽东得以全面、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思想条件。

　　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但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怎样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以为只要无产阶级领导各革命阶级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便基本具备了，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前提。像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虽然意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在实际上却极力贬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义。瞿秋白认为：“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21)蔡和森也指出：“二十世纪为世界革命时期，即苏俄社会革命时期。我们的民生主义，当然不能采私人资本方法，这无须多说。”

　　(22)这样就把民主革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毫无实践意义的论断。从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认为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这显然也是侧重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左”的经济政策，强调在民主革命时期要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争取和团结革命力量。至于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地位及作用，他没有作出预见性的阐释。只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认识深化的基础上，通过深湛的理论思考，才解决了如何使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水平相协调的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呈现多层次、反差大、整体水平低的状况。抗战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90％左右。毛泽东立足这一现实的国情，科学地阐述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演变趋势。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建立它的生产力条件在于中国有了10％左右的现代工

　　业，没收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所垄断的现代工业的绝大部分，便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中国大约有90％左右的落后的与古代近似的农业和手工业，这决定在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则既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辅助力量，又分别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向公有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中介形态。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是把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因而对待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不可简单地用伦理评价去代替历史评价，而且对其存在价值的判断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众所周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刺激下产生起来的，人们在痛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同时，也不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持厌弃的态度，把资本主义一概视为消灭的对象，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眼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的必然产物，而且各自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些剥削制度在历史上均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即是说“恶”往往充当了历史前进的杠杆。他们考察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他们之所以要求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像巫师一样已无法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无法再容纳和驾驶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力。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便决定中国革命的锋芒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和私有财产，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换句话说，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立足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经济条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资本主义给予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他在解释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理由时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4)他进而指出，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被扫除，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25)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是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可以说，确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未来中国有其重要历史进步性的观念，标志着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认识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令我们联想到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俄国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革命后不可能实行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当时俄国的一些清谈家和惯于唱高调的人指责新经济政策是“倒退”，是“右派布什维克”的“妥协”。对此，列宁严肃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只有向资本主义作出必要的让步，才能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些表面上格外革命的人常常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实质上是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只从中抽出两种成分来作简单的比较，而不知道，“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26)正确的态度应是自觉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方法和方式。列宁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渗透着冷静的历史主义精神。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可以断定，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受到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启示。

　　拿新经济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相比较，两者在利用资本主义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但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的产物，是在着手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转而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发展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则是毛泽东自觉地从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而设计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它从一开始就肯定了私人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实质上是借这种过渡的同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形态代替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辨析，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毛泽东则把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体的社会形态进一步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对三者辩证关系作了如下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7)把上层建筑分成政治和文化两大部分，说明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经济的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化和发展，其特点在于突出了政治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更具体更内在地揭示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辩证统一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即这场革命不仅要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要廓清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28)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这种新政治和新经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凝炼将其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立这种文化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宗旨，其目的在于清除长期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带来的文化灾难，把一个受奴化思想和封建思想毒害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的文明先进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国民素质的全面进步。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社会，只有具备了三方面的条件，才能转向社会主义，否则不能轻易地谈转变。正如毛泽东所倡言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9)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意图和目的，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把握社会形态及其演变时高度自觉的整体和系统思维方式。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深入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对于我们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注释

　　①《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②③《新民学会资料》，第150页，第23页。④⑥《李大钊选集》，第223页，第190页。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34页。⑦《独秀文存》，第837页。⑧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3号。⑨(22)《蔡和森文集》，第77页，第767页。⑩(1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第248页，第256页。(12)广州农讲所学员冯文江1926年6月听课笔记。(13)广州农讲所学员金绍绩1926年听课笔记。(14)(15)(16)(1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页，第31页，第32―33页，第33页。(18)(1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第219页。(20)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21)《瞿秋白选集》，第254页。(24)(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0页。(25)(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第663664页，第664页。(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

　　赵南起

　　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这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指挥艺术之高超，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革命战争，以其辉煌的胜利。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余年遭受列强侵略与欺凌的耻辱，使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自豪、自信和自尊，表明自己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驾驭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指导这场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是武装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要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军事工作作为党长时期的工作重心，毛泽东始终以极大的精力注重战争，研究军事，指挥作战。据统计，毛泽东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组织指挥和参与组织指挥的战役战斗就达239次之多，尚存的从1927年到抗美援朝时期亲自撰写的军事论著和指挥作战的文电达5000余篇（件），约400余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仍对军事斗争倾注大量心血。毛泽东的军事实践，包括领导武装夺取政权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光辉、最成功、最精彩的实践；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大系中最丰富、最完善、最系统化的理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是与他百战不殆的军事实践和科学的军事理论创造分不开的。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军事人物如群星灿烂。可是，像毛泽东这样集政治领袖、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融实践的开拓性和理论的创造性于一体，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人物，则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凭借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领导数亿人民群众，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同时也建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大厦。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科学价值，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振兴中华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实践特色

　　任何理论思维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背后，都有与之相联系的深刻的时代背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下，到了兴亡继绝的危险关头。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包括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探索，但是最终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面临着新的抉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中坚。然而，旧中国积重难返。面对反动势力极为集中和强大，革命力量比较分散和弱小，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的局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完成民族和阶级解放的神圣使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大课题。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大体经历了四了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奠基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问题作了可贵的最初探索。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装装斗争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创建人民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率先成功地探索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规律和指导规律。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若干著作，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方针原则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根本性问题，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发初时期急待解决的一些特殊而又复杂困难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时期，这主要体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反抗日本侵略者并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需要，毛泽东于长征结束后，开始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理论，包括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持久战的理论，人民军队建设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理论，等等，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等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武装和指引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忱，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才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惊天动地的伟业，成为决定日本法西斯失败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第三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面成熟阶段，这主要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军事艺术和军事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撰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大量指导战争的文件、电报中，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独特的战略进攻包括战略决战的理论，制定了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指导原则，解决了最后夺取国家政权重大历史关头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对一系列战役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重大决定性战役挥洒自如的作战运筹，以及前无古人的战略魄力和用兵如神的组织指挥，表明他的军事实践更加丰富和全面，理论更臻科学和成熟，军事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四阶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丰富的升华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国防和巩固国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入国家建设，毛泽东难以再写更多系统的军事论著，然而在他领导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及指导作战的大量文电、指示和训词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内容。他提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任务，根据国际形势的突变，果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并及时总结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与高度现代化敌人作战的一系列新的军事原则。之后，又领导制定了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以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一些基本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其鲜明的气派和特色。主要表现在：

　　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国情相当特殊。没有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要创造出满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需求的军事思想，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是最早注重国情研究并最早认清国情的党的领导人。为了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前，即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倾注了大量心血。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深入社会最底层，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研究中国社会的论著，对旧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其中的两篇杰作。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后，毛泽东也丝毫没有忽视对国情的研究，无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国情方面的论著在他的著述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正因为毛泽东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了中国国情，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奠定了牢固的社会认识根基。

　　以丰富的直接实践为主要源泉。自古以来，许多兵学大师包括最负盛名的孙武和克劳塞维茨，由于经历和实践范围的局限，所创造的军事思想体系，大都来自对间接战争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兵圣孙武主要总结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推出了不朽的名著《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主要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推出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经典《战争论》。他们都是以间接战争经验为主来构筑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战争经验之精华，但与众不同的是，它主要是来自中国革命战争的直接经验，来自毛泽东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的亲身实践。从1927年秋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长时期战斗在军事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于遵义会议后实际位居最高统帅达40多年之久。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最有条件把军事实践斗争和军事理论创造结合起来，并从全局上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循环往复与升华。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的近半个世纪中，经历了多种作战对象、多种作战样式和不同战争规模的实践，经历了创建和发展新型人民军队的实践，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进行国防建设的实践。丰富多采、蔚为壮观而又艰苦卓绝的军事实践活动，为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创造提供了动力、源泉和检验的标准。所以与古今中外其他军事思想相比，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更深刻、更科学，体系更完整，更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人类军事思想武库中的瑰宝。

　　以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为活的灵魂。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开拓意识和首创精神，他不迷信本本，也不囿于已有的科学模式。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非凡的理论上的勇气和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进行大胆创造。毛泽东军事思想诞生之前，各式各样的军事思想早已存在。在中国有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思想，也有以“曾胡左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军事思想；在外国，有各领风骚的法、德、日、美、俄等国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尤其是马克思、列宁的军事思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毛泽东并不照搬硬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以自己所特有的胆略和才识，具体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博采众长，致力于创造性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把军事科学和军事艺术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集个人能动作用与集体智慧结合之大成。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造就了千百万群众英雄和一大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包含了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和首创精神，凝聚着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们的心血和智慧。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群众的实践。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区武装割据，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战略区，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分割状态。独当一面的各地区、各战略方向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在对敌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军事斗争策略和手段；在中央工作的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通过参与重大决策、起草军事文电、撰写军事著作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活动。兼有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军事家的韬略、哲学家的思辩与诗人的想象力的毛泽东，相信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吸收和集中来自领袖群体和广大群众的真知灼见。他在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军事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集个人能动作用与集体智慧结合之大成，完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工程。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论及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认识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理论体系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生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指导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和建设与保卫国防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认识与指导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理论。军事斗争主要包括力量的建设和力量的运用两个方面。纵观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军事理论著述，通常放在第一位的是力量的运用而不是力量的建设。毛泽东东则不然，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刻把握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革命真谛，从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把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放在首位。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中，看到农民固有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创建一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力量，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伟大任务。毛泽东紧紧抓住军队的性质、宗旨及任务等关键性问题，创造了一整套崭新的建军理论和原则。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将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注入军队，使其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根本上杜绝了军队领导权重蹈落入个人或狭隘集团手里的历史覆辙。同时，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军的唯一宗旨，使军队的行动与党的政治任务相统一，把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明确军队存在的根本意义和目的。并且规定了以战斗队为主，同时兼顾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制度；贯彻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三大原则；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制定了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的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纪律；重视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等等，从而保证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

　　（二）进行人民战争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虽发生过一些具有人民战争性质或特征的战争，但受其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更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及其理论的创造，才开创了真正的全面人民战争的先河，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人民战争理论。毛泽东基于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认识，提出并实践了充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问题。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提出：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不断积蓄、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行以主力兵团为骨干，与地方武装、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使人民武装力量有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可靠的组织保障；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进行战争的意义和目的，从而调动其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组织千百万民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共同对敌，从而最大限度地壮大革命力量，分化瓦解孤立敌人；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如经济战线、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形式相配合，形成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多条战线的、各个方面的波澜壮阔的对敌斗争局面，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争的一般规律是强胜弱败，但力量的强与弱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创造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整套趋利避害、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揭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争指导规律，解决了复杂艰巨的“以弱胜强”的作战指导及其方法问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①在对敌斗争态度上，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并据此确立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即在总体上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在一个一个的局部上，采取慎重态度，讲究作战艺术。②在战略方针上，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即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以使战略全局上的劣势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局部优势。③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慎重初战，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力求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胜。④在作战形式上，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形式相互配合，井根据不同战争时期、不同战略阶段的敌我力量对比和我军作战能力、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其主辅地位，适时进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推动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⑤在战役和战斗的方针上，基本的是歼灭战，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但不反对一定条件下的击溃战、消耗战，从而积小胜为大胜，达到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的目的。

　　⑥在作战方法上，基本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发挥近战、夜战特长，以保证确有把握地歼灭敌人。⑦在作战指导基本要求上，强调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通过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争取作战的主动权，将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⑧在对敌斗争手段上，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举，加速敌军的瓦解和我军的胜利。（四）建设现代化国防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从武装夺取政权到掌握和巩固全国政权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在领导和筹划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中，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国防理论。这一理论强调：①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统筹安排。经济建设要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要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国家经济建设，使军费保持适当比例。这对减轻国家负担，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②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毛泽东提出了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以及加强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的要求，领导我军由单一军种建设成为包括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使我军力量结构和作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③发展现代国防科学技术。毛泽东倡导建立起我国独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国防工业体系，而且在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候，果断作出了发展尖端技术，研制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重大决策，有效地打破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与核讹诈，促成了我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质的飞跃。④建设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毛泽东注重现代化军队与强大的民兵有机配合，领导建立起民兵与预备役合一的国防后备力量体制，满足未来人民战争的需要，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用兵的矛盾。⑤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申明中国决不称霸，不侵略别人，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是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也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在军事战略上实行后发制人。正是根据这一原则立场，我军赢得了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而且还应邀援助友好邻邦抗击外来侵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军事辩证法学说。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哲学概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最高层次。它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精髓，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是用以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争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学说指出：

　　①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社会本质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它的军事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②敌对双方诸因素的相互对立、依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构成战争矛盾运动的内容和过程，推动战局的发展，决定战争的结局。这种对立、依存和转化，在战争过程中表现为双方客观物质基础与自觉能动性的综合竞赛，表现为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物质基础薄弱的一方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能够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力量对比可以发生由弱到强的转化。战争指导者不能超越客观物质基础的许可范围去期求胜利，但应当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能动地夺取胜利。③战争的形态是在不断否定旧的作战方式中发展的。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适时实行以转换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使战争形式符合战争特点和作战任务的变化。④战争虽然较之其它社会活动形态更带所谓“盖然性”，但同样是有规律可循并可以掌握和运用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指导战争的根本要求。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既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要研究所从事的战争的特殊规律。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⑤认识战争规律和将这些规律应用于战争，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在战争指导中具体表现为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⑥军事活动中的诸多矛盾双方是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要用辩证的观点而不一定是径情直遂的方式，处理战争指导上的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战争与和平、物质与精神、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等等矛盾关系。可以说，从军事辩证法概念的提出，到这一学说的完整建立，都是毛泽东的首创。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以其特有的完整性，出色地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军事力量建设与军事力量运用的高度统一，战争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高度统一，在如何认识战争、依靠谁来进行战争和怎样进行战争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独到性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类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军事思想全面通向真理开辟了发展道路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继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之后，又一次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军事理论，闪耀着普遍的真理光芒。古代中国孙子兵学的产生，标志人们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由悟性阶段进入了理性阶段，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约米尼等人军事思想为代表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近代欧洲。它冲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开始用科学手段探讨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不过，欧洲近代军事科学相当程度上是借助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唯心论精神建立起来的，难免鱼龙混杂，真理与偏见并蓄。以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为启始的第三次飞跃，为真正科学地考察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首次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则代表了这次飞跃的最高成就。

　　（一）创造了高超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艺术。古今中外的战争各不相同，但战争指导艺术的高低具有可比性。一般说来，在力量上拥有一定优势，或势均力敌的条件下赢得的胜利，虽然也来之不易；但战争艺术的最高荣誉，从来属于那些以弱胜强的统帅。西方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拿破仑等人，都因此而摘取并获得了“战略之父”、“战争巨人”等桂冠和殊荣。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战争艺术更为高明。第一，世界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将帅，大都是能赢得若干战役战斗，能赢得整个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却为数不多。而毛泽东一生不仅创造了大量以弱胜强的战役战斗范例，而且指挥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次，以往世界战史上的以弱胜强，基本上是总兵力对比上的以少胜多，武器装备上则相差无几。毛泽东的战争艺术，不仅做到了数量上的以少胜多，而且还做到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其中包括先后打败两支拥有当时世界一流武器装备的外国侵略军。第三，毛泽东不但擅长运用战争指导艺术，而且善于从战争指导艺术的运用中提炼和升华出理论。毛泽东军事论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影响之广，在中外军事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之相比拟。近几十年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国际上广为传播，毛泽东军事著作成为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军政要人的案头读物，被许多国家列为军事院校的研修课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世界地位。

　　（二）所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毛泽东以前，中外众多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在探索军事规律上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但是，在世界军事史上，还难以找到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对军事领域的种种问题既进行过长期而广泛的实践探索，又亲自从事勤奋而深入理论研究的人物。从国内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到国际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从建军路线到作战方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和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指挥百万大军的战略战役运筹，从持久胜敌的全面战争到速战速决的边界自卫还击作战，从“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建军、作战到建设国防现代化，从如何赢得战争到如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这里面既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又包含军事领域的大量一般规律问题；既广泛涉及到军事科学的应用理论，又深刻地触及到军事科学的基础理论，可以说覆盖了军事理论的各个重要层次和各个基本方面。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直接经验和前人进行战争的间接经验，作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和精辟的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不是一座内容博大精深、结构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大厦。毛泽东对军事规律的理论揭示，就其丰富性、系统性和真理性而言，都达到了前人未能达到的程度。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不只是比较于其它各家军事理论而言的，其中也包括它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和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基础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是：①对以前尚未遇到的新课题，第一次提供了科学答案。如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新道路。②在前人未曾开垦的理论领域，首创了全新的学说。如军事辩证法。③把过去已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如人民战争。④把以往的一些理论预见，变成了完整而成功的现实。如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应有自己的表现的预言，在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⑤在先哲们没能完全解决或解决得不理想的问题上，作出了迄今最成功的回答。如怎样建设一支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历史发展的当代丰碑，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三）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是它的军事问题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包括研究、解决战争和军事问题，无不受一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一切理论也只有被用作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的工具时，才能进入实践过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尚未在军事领域充分展开。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从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与军事斗争实际的紧密结合上，创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军事思想及军事思维方法。它不仅集中地表现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原理，同时也体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如果说孙子兵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可以超时代、跨领域地辐射，那么，兼有高度哲学成就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就尤其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既可以为我们抵制当代军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和思潮，正确地观察思考战争与和平、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问题，提供一套科学的思路，又可以为我们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建军与作战，提供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非军事方面，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揭示的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军事哲理，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融通性。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各条战线，还是思想、文化、体育等各个行业，总之凡一切存在矛盾斗争和开创性活动的领域，毛泽东军事思想都能从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多方面，拨动、启迪人们的创造智慧，从中总结、抽象出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策略。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揭示了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基本规律，不仅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指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中，邓小平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创建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直接领导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各项内容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根据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现代战争的需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制定了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相对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论断。毛泽东晚年，基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虽然对世界大战的危险看得较重，但他关于中美、中日建交等发展大三角关系的战略决策，以及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都包含着争取和平、适应世界形势发展的深谋远虑。80年代初，邓小平洞察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很迫近的看法，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大发展，而且蕴含着对冷战体制难以维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这一理论，深刻地反映了当代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促进发展是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既为我们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也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毛泽东在著名《论十大关系》中，就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发

　　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实力的思想。邓小平把这一思想落到了实处并作了重要发展。他基于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即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战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不断增强国防实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他提出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发展道路，既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又不断提高整个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水平。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认为高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同时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他确定我国武装力量实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建设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并要求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贯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使民兵、预备役部队切实达到快速动员的要求。

　　（三）关于以现代化为中心，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精兵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我军必须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我军建设偏离了这一正确轨道。邓小平主管军队工作后，根据现代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针对我军现代化水平低与战争日益高技术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毅然决然把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重新确立为我军建设的总任务，并进一步为我军指出了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战斗力为标准，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发展道路。他强调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部队经常性工作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强调实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力改进和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管理和技术军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强调健全、完善法规，严格遵守纪律，加强科学管理，依照条令条例从严治军；强调适应新形势和现代战争的需要，加强后勤建设；强调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强调我军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强政治思想建设，保证政治上合格，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四）关于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始终实行的战略指导方针，并根据不同的战略形势和任务，确定不同的具体内容，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思想强调继续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战略问题的总原则，坚持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的统一，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系统阐明了制止战争的思想，提出争取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要求做好制止和避免战争的工作；倡导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做好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保持战略指导的灵活性；提出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增强立足现有装备练兵打仗的信心，积极探索克敌制胜的新的作战思想、战略战术及作战指导方针。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和进步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法宝，而且是和平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胜利指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军事工作上，正沿着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的道路，贯彻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提出的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总方针、总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科学决策和重要部署。他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队建设总要求，使我军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标准；他强调把发展高科技、改善部队武器装备放在突出的地位，指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他号召全军高中级干部要认真研究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其作战方法，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他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搞好后勤建设，注重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军队素质等等一系列指示，都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创造性贯彻。我们坚信，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一定能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毛泽东军事思想将继续大放异彩，显示出无比的威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章竟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价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贡献。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70年代初，他对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以一系列精辟论断，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

　　在天才论思潮泛滥之际，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问题的根本立场

　　林彪原本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杰出人物的才能是天赋的，先验的。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此他捡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天才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在所难免。千百年来，在哲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关于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天才”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林彪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认为有“天才”，他本人赞成天才论，而在于他把天才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硬要全党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加以接受，使其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集中暴露了他的这一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以后又多次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称天才”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强加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1970年庐山会议），企图推翻党中央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就不单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毛泽东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他的党性，都使他不同任何唯心主义思潮妥协，不允许任何错误观点玷污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尽管在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个人崇拜曾在认识上产生过偏差，警惕性有所减弱①，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林彪这种甜言密语和曲意逢迎所陶醉，相反地，他越来越感到“讨嫌”，特别是在“天才”问题上，他依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同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党的九大之前，他

　　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天才地”是什么意思？这是无法作科学解释的。照林彪的说法，就是毛泽东“天赋很高”、“天资很高”，是“天才”。可是，把毛泽东继承、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赋”、“天资”、“天才”联在一起，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适用于一切人，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断然圈去三个副词，完全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定信念，出于对林彪鼓吹天才论、搞个人崇拜的厌恶，而不是像林彪集团所歪曲的那样，是出于所谓的“伟大和谦虚”。

　　圈去三个副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这深深触动了林彪那敏感的神经。通过对毛泽东“称天才”，使自己也登上“天才”的宝座，通过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本是他的如意算盘。毛泽东的做法，惊扰了他的美梦，危及了他的根本利益。林彪终于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在开幕式上发表突然袭击式的讲话，中心就是坚持“称天才”。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为了在理论上用马列主义的“老祖宗”压毛泽东，欺骗与会的中央委员，林彪集团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他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材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天才论思潮进行一次总清算。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当时正处在“语录”盛行的时期，“语录”几乎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为什么毛泽东断然斥责他们编的称天才《语录》是“谣言和诡辩”？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总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判断。

　　首先，这个《语录》的用心，是要把马、恩、列、毛这些革命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成为天才论者，是要证明“称天才”并非自林彪始，而是从“老祖宗”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天生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等，都是“废话”。其后，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及一些书信中，又对天才论反复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也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观，特别是阐述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

　　列宁曾多次论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能，但从未强调过“天赋”、“天资”等等，而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才能的极端重要性。如他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文章中指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组织才能和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②。在谈到倍倍尔时特别指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③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才能，是个坚定的实践论者。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反映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也表明了他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是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的。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其次，《语录》所采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即利用马列著作中有“天才”字样的只言片语，歪曲、阉割它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

　　《语录》共摘编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七句有“天才”字样的话，其中恩格斯一句，列宁五句，毛泽东一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话。其实，若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话也可以找到，恩格斯有“天才”字样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多。但是，若根据这些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天才”，赞成天才论，那就像仅仅根据唯物主义者有时也用“灵魂”一词，就断定他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也是唯灵论者一样的可笑。

　　“天才（Genius）这个概念同“灵魂”一样，是从神学的胎胞里出生的，本身并不科学，但因为流行已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要剔除它很不容易。何况，在辗转流传中也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沿用这个词，但其含义已不再是指“天生的才能”，而是指“卓越的才能”或“非凡的才能”。“天才”含义的这种演变，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如歌德在早期曾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控制的神力；但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虽仍用“天才”这个词，其含义己侧重于“卓越的才能”的意思。所以决不能因为歌德后来仍用“天才”这个同，就不加分析地认定他始终是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

　　只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这个词并不是在它的原始含义（即天生的才能）上使用，而是已注入了新的内容，给予它新的含义。

　　一是作为赞誉词来用。如马克思说贝尔纳多特“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④。恩格斯说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⑤。这里的“天才”显然是指比一般才能更高的杰出才能，同样，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称赞康德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是逐渐生成的这个观点为“天才的发现”，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非凡的”、“卓越的”或“出类拔萃”的意思。

　　二是作为讽刺、调侃语来用。如马克思说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⑥；说耶利米・边沁是“资产阶级蠢人中的一个天才”⑦；他有时还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即学者、律师等称作所谓的“天才人物”。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既不顾“天才”含义的历史演变，更不看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天才”一词，只是把一些有“天才的著作”、“马克思的天才”、“富有天才”、“天才条件”等字眼的句子摘出来，就牵强附会地冠上“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这样的标题，这是不是“诡辩”？

　　由此可知，“谣言和诡辩”乃是《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短文的“点睛”之笔，确实抓住了《语录》的要害，揭穿了林彪、陈伯达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阉割其精神实质的骗局。

　　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从而与天才论划清了界线毛泽东对于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一向坚持有破有立，以破带立，以立促破。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也是如此。这集中表现在：他在批驳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的同时，作出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看起来似乎很浅显，实际上却抓住了根本，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

　　1.它明确揭示了才能的本质属性。对任何事物只有认清它的本质属性，即搞清楚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才能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如果把本质属性搞错了，认识就会陷入困境。天才论的失误，首先就在于没有弄清楚或者说看错了才能的本质属性。

　　早期的天才论是神赐论，如柏拉图就认为诗人的才能是神赐的。到了近代，神赐论逐渐为天赋论、遗传论所代替。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断定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实际上就是认为才能的本质属性是生物性。如现代西方天才论的代表人物高尔顿和弗洛伊德，在才能的研究中就表现出明显的生物学倾向，用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的话来说，“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天才和创造行为主要是一种生物学现象。”⑧林彪强调“天赋”和“天资”，把他的脑袋特别灵归之于父母的遗传，同西方天才论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生物学倾向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特别重视家谱、亲缘关系、遗传基因、精神病理、童年智力、出生次序、早期个性心理等等的研究，想从这些基本上是生物性课题的研究中，寻找才能的来龙去脉，揭示“天才”的奥秘。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类研究并不成功；尽管有些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过“轰动效应”，但终因经不起实践检验相继陷入困境。

　　毛泽东作为一个有精深哲学修养的理论家，一向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针对林彪的天才论作出的“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对才能的本质属性作了科学的界定：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如实反映了才能的本来面目，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它突出强调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是对天才论者所宣扬的才能可以天赋、“天才”能够遗传等生物学观点的彻底否定。

　　由于受天才论的影响，有些人总是把天赋看得比知识还重要，认为才能的高低，才能的差异，主要不是取决于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是取决于天赋是否优异。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毫无疑问，人的才能都要以生理素质为基础，以肌体的生理能力载体，而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确有先天的成分和天赋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人的一般行为能力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才能（指创造能力）并不是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的自发延伸，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使知识与肌体相结合，使生理能力变成知识能力才形成的⑨。一个人即使天赋优异，若不与知识相结合，不经过知识的灌注和训练，也不可能具有创造才能，就像任何聪明的小孩，不经“呀呀学语”，不可能自发地会说话一样。所以，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天才论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天赋”，而在于“天赋”指的是什么。若是指人的生理素质和生理能力（马克思称之谓“自然力”），这没有争议；若是指才能，即知识能力，那么，它既不可能天赋，也不可能遗传，只能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这里他以个人的经历对“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作了最好的注解；同时也对天才论作了有力的反驳。天才论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区分生理能力与知识能力，只根据某些表面现象作出普遍的结论；而善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不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却正是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2.它集中概括了前人对才能本质属性的认识成果。千百年来，在才能的研究中虽然出现许多学说、学派，但从根本上划分，主要是两种：天才论和知识能力论。知识能力论作为天才论的对立物，为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在我国，王充是最早的注意研究才能的本质，并对天才论作了系统批判的学者，他明确地将才能看作是由知识转化而来的力量，他在《论衡・效力篇》中提出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论断，为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安放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诸葛亮也是个知学论者，他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⑩。在欧洲，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能力论的发展和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歌德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11)。赫胥黎说：“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来培养的”(12)。他们都把知识看作是才能的基本要素，都看到了才能的知识属性。

　　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向强调才能的知识属性；即使有时他们用“天才”这个词，但实际所指并不是天生能力而是知识能力。如林彪、陈伯达编的《语录》中第一条是：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恩格斯确实是这样说的，但他只是借以赞扬马克思对刚刚发生的事变的卓越理解和透彻洞察。他紧接着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13)只要通读全文，领会其精神实质，就会看到，恩格斯虽然用了“天才”这个词，但他决不是一个先天能力论者，而是一个坚定的知识能力论者。同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及其学说时，有时也沿用“天才”二字作为赞词，如“马克思的天才”、“天才思想家”等等，但是他从不认为马克思的才能中有什么先天的成分。相反地，他一再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是“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他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4)。说明在才能问题上列宁的唯物主义立场也是明确而坚定的。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成果，而且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对这些认识成果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由于前人还没有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样的概括，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才能认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同天才论划清界限。长期以来，由于对才能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许多人包括一些唯物主义者都无法抵挡天才论的影响。有的全信。如狄德罗是个唯物主义者，在别的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聪明智慧，但在才能问题上却陷入了迷信，他说：“天才是一种纯粹的天赋”(15)。有的半信。如严复在评论诗的创作时说：“大抵论诗功，天人各分半”(16)。傅雷在谈到艺术才能时也说：“成就的大小、高低，是不在我们掌握之内的，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赋”(17)。有的基本上不信，但仍保留了一条天才论的尾巴。如报刊上还常见这样的观点：“人的才能大部分是出生后学来的”；“才能固然有天赋的成分，更多的则是学而知之的”。应该说，这种观点是相当唯物的，基本正确的；但是，肯定才能有先天的成分，默认才能少部分是先天的，那就在实际上为天才论留下了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既不可能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彻到底，也难以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毛泽东关于“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不仅明确了才能的知识性，而且强调了知识的后天性；由于它在理论上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没有给先天论、半先天论、少量先天论留下任何活动地盘和繁衍空隙，所以能够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贯彻到底，同天才论彻底划清界线，澄清天才论造成的思想混乱。

　　强调才能要靠社会实践，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为才能的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毛泽东对于人的聪明才智的形成和发展，一向坚持两个基本观点：社会实践的观点和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在同林彪天才论的斗争中，他再一次强调并发展了这两个基本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才能归根到底是个知识的问题。知识从哪里来？他认为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来。

　　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是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首要条件。在《实践论》中，他针对那些自恃聪明而轻视实践的所谓“知识里手”，深刻阐明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这段话，不仅把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讲透了，而且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的关系讲透了。既然知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才能也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它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特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说：他们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里他虽然提到“天才条件”(18)，但着重强调的，是实践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是离开实践任何天才也不能成功，实际上是对天才论的否定。但是林彪、陈伯达的《语录》，竟将这句话摘编进去，歪曲为“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对此，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驳说：“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天才论者虽然煞费苦心，但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论据，只靠歪曲马、恩、列、毛的话过活，说明他们在理论上是何等贫乏。

　　在毛泽东看来，获得知识、发展才能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吸取和集中群众智慧。他有一句名言：“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这里他说的知识，主要是指有关中国革命的知识：这种知识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只能从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中去发掘，去寻找，去总结。他说：“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19)。在毛泽东看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是获得知识的捷径，也是救治愚昧无能的良方。他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20)。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隐含着对天才论的憎恶和批评。知识不可能靠“天才”得到，有些人以无“天才”而自卑，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固然不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另有些人以有“天才”而自傲，同样不肯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也不可能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经验，当知道林彪极力吹捧他“是天才”，“是世界最大的天才”，极力突出他个人，以至把他神化的时候，他不是高兴，而是气愤，不是引以为荣，而是引以为耻。他明确指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里，他虽然并不反对沿用“天才”这个词，但却赋予它新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同天才论者突出个人、制造对“天才”的迷信截然不同，他把个人放在集体中，强调的是才能的集体性。大量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深刻的，科学的。一部科学史，就是科学家前后相继，接力奋进的历史，他们每个人的才能不仅以前人知识成果的利用为前提，而且以这种利用为内容。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才比这些巨人看得远些。文学家何尝不是如此！歌德在晚年总结他一生的成就时说：“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我要做的事，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天才”人物“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他们的伟大处，就在于“懂得怎样和旁人合作，怎样利用旁人去替他工作”(21)。由此可知，毛泽东关于“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观点，不仅概括了他个人的实践经验，也反映了历代“天才”人物成长、发展的普遍规律。

　　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所强调的上述两个基本观点，为正确认识个人才能与社会实践、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这两个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向导，从而为分清两种才能观和历史观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准绳。如果说毛泽东过去强调这两个基本观点主要是从认识论和领导方法方面来立论，那末，这次则进了一步，将它直接同才能、“天才”联系起来，为才能、“天才”的知识性和后天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有了“才能属于知识范畴”这个论断，再加上知识、才能主要靠社会实践、靠集体智慧这两个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就不再是抽象的笼统的理念，而是一座已经立起梁柱的建筑物，虽然细部仍需建造和装修，但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这无疑将对才能问题的研究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结了天才论泛滥的教训，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列和对“天才”问题“要继续研究”的任务天才论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潮，这已是唯物主义者的共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不应成为问题。为什么林彪竟能使它在党内兴风作浪，并且确实欺骗了许多同志？

　　这里当然有一些复杂的因素，如当时党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崇拜气候，这种气候为天才论的繁衍提供了温床；林彪又是打着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幌子“称天才”的，而且给“天才”贴上马列主义的标签，这就容易迷惑人和欺骗人。但是，对于受天才论影响的同志来说，最根本的教训，还是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他特别提出：凡有阅读能力的，都要读十几本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此外，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

　　强调读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读哲学史，当然不是说从中可以找到有关天才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可以从中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吸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其中也包括两种才能观）斗争的经验教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两种才能观的斗争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天才论的泛滥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历代唯物主义者都同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思想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它的指导下，对才能的认识和对天才论的批判，都获得了新的进展。如：天才论者强调天赋能力，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知识能力，强调要具有从事复杂劳动的、发达的、专门的劳动能力，就要经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天才论者认为造成人们才能差异的主要的先天条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是社会实践、社会分工，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22)；天才论者突出个人，把“天才”看作是“唯一者”加以神化，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中，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3)；天才论者看重“天资”或“上帝的恩赐”，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勤奋学习和积极实践，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才能观。尽管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写出有关才能的专门著作，但从他们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从他们有关才能的这些精辟论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批判天才论的有力武器，尤其可以学到认识和研究才能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

　　毛泽东强调读马、列，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避免上当受骗。林彪的天才论之所以迷惑了不少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所谓称天才的语录进行欺骗。他们摘取的是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有的甚至完全歪曲了它的原意，颠倒了理论是非。但由于对原著不熟悉，对基本原理不熟悉，就不容易识别，就像毛泽东说的：“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所以，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避免上当受骗，避免在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问题上“闹出大笑话”，就得认真读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

　　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认真读点马、列，而且提出对“天才”这个既是认识论又是历史观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他所说的“还要继续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当时虽经批评，林彪及其一伙并没有改变纂党夺权的野心，并没有放弃唯心主义天才论；另一方面，“天才”问题是认识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千百年来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有许多思想上的混乱需要清理，有不少认识上的难点、疑点需要研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由于同林彪的斗争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所以当时对天才论也主要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批判。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揭露了林彪的阴谋，批判了他的一些天才论观点，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一句顶一万句”、“顶峰”、“大树特树”等等。遗憾的是，在这之后，他所说的“继续研究”未能继续进行，但是，他的《我的一点意见》，他对林彪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批判，已向我们提示了“继续研究”的可靠途径和有效方法：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外部表现和内在本质。如果只看现象，只凭感觉和印象，而不深入研究才能的本质，就容易为扑朔迷离的现象所迷惑，把才能神秘化。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4)在批判天才论时，毛泽东首先作出“才能属于知识范畴”的论断，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才能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才能的后天性，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从原则上同天才论划清了界线。

　　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吹得天花乱坠，但终归因为不符合事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对林彪的“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的谬论，就首先指出这“不符合事实”。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由此可知，通过摆事实把道理讲透，这是破唯心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也是立唯物主义的最可靠的途径。这就需要广泛地收集材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要既从认识论上进行研究，也从历史观上进行研究。“天才”问题首先是个认识论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个历史观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天才论者大都坚持英雄史观，就像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谈到蒲鲁东时说的：他们认为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25)。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时也说过：按照他们的理论，就是“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即应崇拜天才”(26)。林彪的天才观与这些论者可以说一脉相承。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唱《国际歌》，因为“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毛泽东针对林彪的天才论重提“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丝毫没有可以忽视英雄人物个人的历史作用的意思，而是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基本原理，关于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一句话，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正确地看待个人、评价个人和宣传个人，而不要上天才论的当，受唯心主义的骗。我们党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一场政治斗争早已成为过去；但是这场斗争所包含的思想理论内容――毛泽东批判天才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却因为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才能观，而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还要继续研究”，是毛泽东的遗愿；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肩上，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样，就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了。”“林彪、康生这些个人野心家则利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这种说法，完全否定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并且竭力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0、451页）②《列宁全集》第36卷，第70页。③《列宁全集》第17卷，第376页。④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57页，第634页。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4），第285页。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⑧《天才和杰出成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7页。⑨关于才能的本质、才能的形成问题，我在《知识力：才能的内在本质》（《求是》1993年第16期）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从略。⑩《诸葛亮集》，中华书局出版，第28页。(11)(12)《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04页，第250、251页。(12)《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科学出版社出版，第53页。(13)(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第602页，第124页，第82页。(14)《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8页。(15)《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31页。(16)《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85页。(17)《博雷家书》，第37页。(18)这里所说的“天才条件”究竟具体指什么，不是很清楚。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指“天赋”、“天资”条件，即先天的生理素质方面的条件。(19)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20)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邢世忠

　　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杰出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唯物辩证法和战争指导为一体，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取得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研究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探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

　　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二、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

　　三、运用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科学处理战争中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关系错综复杂。就作战行动而言，就有走与打、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歼敌与保地、集中与分散、正规战与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等等。作为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这个基本矛盾法则，揭示了研究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新天地。

　　把矛盾对立双方放在统一体中进行考察，防止和克服战争指导上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对于战争中诸对矛盾方面的相互关系，一般的军事家大多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看不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往往陷入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对各种矛盾进行了透彻精辟的分析，辩证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于指导战争。如在走与打的关系上，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认为进退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走是以必须的打为条件的。走是手段，打是目的。在实践中，他创造了许多用走调动敌人、用打歼灭敌人的范例。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三出陇海线，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都正确地处理了走与打的关系，时而大踏步的前进，时而大踏步的后退，时而与敌周旋，时而“声东击西”，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挨打，逐一就歼。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走出来的，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寻求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

　　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对战争中矛盾复杂关系的处理，毛泽东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时当地条件，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如在内线与外线的关系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上敌人处于外线，我军处于内线，要变被动为主动，我军必须在战役战斗中变内线为外线，把敌对我之大“围剿”变为我对敌之小围剿；把敌对我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变为我对敌在战役战斗上的分进合击；把敌在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我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抗日战争，中国军队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内线，但他把内线与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胆挺进敌后，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在外线主动打击侵华日军的主要力量。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等作战方式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能根据敌我力量的消长适时地转换，而且在战役战斗中也注意使其相互配合，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把处理复杂关系的着眼点，放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上。毛泽东在处理战争复杂关系时，始终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不怕丢掉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使作战形式服从作战目的。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为我军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把歼敌放在第一位，把保地放在第二位，使保地从属于歼敌。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西北战场我军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强大攻势，主动放弃延安，利用陕北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疲惫消耗敌人，创造了“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山东战场，我军主动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毛泽东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但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不排斥必要的分散。非主力的分散是为了主力的集中，次要方向上的分散是为了主要方向上的集中，当前的分散是为了下一步的集中。在战争指导实践中，他将二者有机结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又化零为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通观毛泽东对战争各种复杂关系的处理艺术，他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始终作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目的，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方法，使战争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

　　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是实力的对抗，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战争。但是，仅有物质条件，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③要把战争的诸因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与发挥整体威力，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关键在于指挥员的主观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也是两军指挥员主观能力的竞赛。正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用进步的思想灌注部队，用先进军事理论和正确的作战方针指导战争，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使我军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物质条件极其微薄的情况下，夺取了一次又一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把主观认识与战争实际相统一，不打无把握之仗。发挥人在战争中的主

　　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主观同客观相统一，战争指导同战争实际相符合。只有少犯错误，多打胜仗，才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战前准备工作，认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④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看成是胜兵先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和作战指导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把情况想得更复杂些，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立足最坏的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从来不把决心建立在盲目乐观的估计之上，从而使我党我军在许多复杂险恶的情况下，都能从容应付，稳操胜券。比如，渡江战役，就做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准备。抗美援朝，也做了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国内的周密考虑。毛泽东还力主慎重初战，把它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首要环节。认为第一仗的胜败关系极大，影响于全局，甚至影响到最后一个战斗。他总是在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实施作战，否则宁可推迟也不仓猝应战。第二次反“围剿”时，开始由于敌在富田不脱离坚固阵地，毛泽东、朱德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持重待机，终于抓住了敌人脱离阵地的机会，首战富田，再战白沙，继而转中村、临广昌、出建宁，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水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从而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逐步实现敌我力量的强弱转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作为我军实现力量转化的主要目标，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反对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我军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把战略上的以弱对强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以强击弱；把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把战略上的持久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消耗战变为战役战斗中的歼灭战。通过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由量的积累逐步实现敌我力量强弱对比的根本性转变。解放战争初期，敌拥有总兵力430万，我仅有120万。毛泽东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1948年6月，使敌总兵力下降到365万，我军发展到280万。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把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切行动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但计划又必须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加以调整和修改。战争情况的瞬息万变，使战争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体察端倪，见微知著，适时修订原有的计划，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渡湘江后，敌人在湘西没置口袋，企图围歼红军。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极力主张改变方向，进军贵州，使我军摆脱了危险的境地。在许多大的战役战斗中，他都能依据敌情变化，采纳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修改完善计划。同时，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总的计划指导下，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极大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灵活性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毛泽东战争指挥艺术的突出特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就是这种灵活性的生动写照。他善于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态势；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围歼敌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把灵活性贯穿在战争指导的全过程。拿“围城打援”来讲，宜川战役运用的是“围城打援”，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则采取“攻城打援”，平津战役还采取了“围”，“隔”并用，“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弄得敌人扑朔迷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计划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毛泽东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我军在复杂情况下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巧妙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不断创造新的战法。毛泽东实事求是，胆略非凡，敢于冲破陈旧观念，从不拘泥于前人的模式和经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军事理论总结和概括，创造出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他非常善于运用思维的奇正变化规律，从各种战争因素奇中有正，正中有奇，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无穷变化中，创造了许多出奇制胜的战法。四渡赤水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红军在战法上一反常规，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待敌重摆阵势与我决战，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不知所措，处处挨打，而我却长追稳打，游戈自如，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奇正变化源于古代，但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像毛泽东这样得心应手，用兵如神。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高超艺术，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群众，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以独具特色的时代风格屹立于世界军事科学之林。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出神入化，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特别是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古今中外军事家难以企及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战争样式和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唯物辩证法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强大理论武器。尤其在高技术条件下，如何立足于国情和军情，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我们以现有装备打败拥有高技术优势装备之敌，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要科学分析高技术战争的各种矛盾和各种复杂关系，着眼战争全局和发挥整体优长，研究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要坚持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充分考虑人的能动因素，研究创造适应打赢高技术条件下战争需要的战略战术；要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把握现在，预测未来，探索高技术战争的运筹和指导问题，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创造新的战争指导艺术，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1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5页。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9页，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