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余品华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无论对中国革命道路还是建设道路的探索和解决，都具有关键的作用。党的十四大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宣传。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进而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原因和契机、过程和特点及对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重大作用，无疑有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着重掌握历史唯物论，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着重掌握唯物辩证法，有其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首先接受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建党到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宣传重点。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因为理论的传播首先和满足社会的需要有关。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进行社会变革的强大思想工具。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最具革命的现实性，最能直接回答社会革命的诸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部分必然最先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然而，偏重唯物史观，正如艾思奇3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说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没有真正全面为中国人民所了解，因为“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说，比其它任何的介绍都更其重要。”①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讲，1927年前唯物辩证法既然在中国尚未占到上风，那么当时占上风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哲学方法论。毛泽东1936年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曾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成分。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又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陷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②这里他所说的“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形式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形而上学。
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唯物论转向唯物辩证法，同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从实用主义方法论转向唯物辩证法方法论分不开。两者是同步的过程。
五四运动“是以新的科学方法之建立力基础”。但是这一与中国传统哲学方法不同的“新的科学方法”，当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它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③不仅五四运动在哲学方法论的引进上是一个失败，而且直到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也还没有真正从理论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缺陷使它必然要被唯物辩证法所取代。这种哲学方法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改良的哲学，无法满足20世纪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对于变革的急迫要求，满足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要求。它的“浅薄的、美国式的”“拿证据来”的方法只能教人点点滴滴的改良，而不能教人根本变动现有社会制度和寻求中国出路的真正科学方法，自然要被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的先进份子所抛弃。
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破产，是中国共产党人转向真正的科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因和契机之一；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需要，也是转向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这种新的历史观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这是他陷于唯心史观的根本原因。可见，中国人民要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可不掌握唯物辩证法。
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展开，即中国革命新实践的开始，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迫切地寻求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极其艰难复杂的10年。这是中国革命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大起大落，正反面经验极为丰富的时期；是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激烈斗争的时期；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时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国内主要矛盾开始发生转化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时开始从通俗化的介绍性宣传，进到使之具体化、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特点去具体应用的阶段。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呼唤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这是1927年后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流传的最根本原因。1936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时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哲学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中国唯物辩证法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民族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到30年代中期，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就很好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在1927年后为中国人掌握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而且以毛泽东为代表，也已具备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以整体观、恩辨性和朴素辩证法而著称，在一定程度上使唯物辩证法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毛泽东长期受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有很深的哲学功底。他在此时期能突出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他继承中国古代哲学优良传统不无关系。
其次，1924年前后翻译介绍辩证法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唯物辩证法逐步风糜全国。
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黑格尔辩证法几乎同时。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康德哲学（认识论和伦理学），1919年前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介绍很少，出现过“只知有康德，不知有黑格尔”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是先了解新康德主义，然后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从康德哲学进而知晓黑格尔哲学，合乎情理。恩格斯说，“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1921年，瞿菊农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黑格尔》一文。30年代初期，朱谦之、周谷城、贺麟等人陆续介绍过黑格尔哲学。在介绍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批判和改造，也得到介绍和传播（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也是以反对黑格尔哲学力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1924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和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为较早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译文。到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先系统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当属瞿秋白。他从批判实用主义的需要来宣传唯物辩证法，1924年写有《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他说：“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④1923―1926年他写了《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的宇宙观概论》两本书，对唯物辩证法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限于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而是解释一切现实的方法总论”，“是唯物论互辩法的综合”。他明确阐述了矛盾的涵义及其普遍性问题，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矛盾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凡研究一种现象，必须观察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这就是“互辩法”。⑤瞿秋白的书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的重要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有重大影响。
到30年代，唯物辩证法确已“风糜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⑥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青年都需要一个信仰，以为精神的归宿，行为的指针，“辩证法恰好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
再次，毛泽东这时能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实践，成为杰出的代表，也和他历来重视哲学方法论，重视从世界观、方法论总体上求得根本解决办法有关。他的早期哲学思想即具有重视方法论的特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是他早期哲学思想和大革命时期对唯物辩证法初步运用的发展。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即把哲学方法论看作认识世界的“大本大源”，看作开启智慧、安身立命的“工具”。1920年11月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谈到“引起思想迷误”的思想方法上的四种迷误，“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强调决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反映出他反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点。
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优于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正在于他一贯重视认识的方法――思想方法论，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时期他已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的开端。后来他回顾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他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⑦此时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都是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阶级分析方法来运用的典范。他通过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实地考察，注意分析中国社会各种阶级矛盾，如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特点的分析，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区分，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解剖，对中国农民各阶层的研究等等，在当时都高人一筹。特别是他关于“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之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的鞭辟入理的分析，表明他一开始就将唯物吏观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门科学认识方法来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矛盾分析方法。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立统一方法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通向唯物辩证法的中介和桥梁。后来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方法”一节中，毛泽东将阶级分析方法和矛盾分析方法相提并论，正是阐明二者的这种关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科学方法论。1929年他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首次提到“思想方法”。同年，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有关“党内教育问题”一节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纠正唯心观点（主观主义）的方法，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的估量”。⑧这就明确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论而与唯心方法相对照。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科学的分析方法”的概念。1933年―1934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又提出“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强调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到延安后写的《实践论》、《矛盾论》都是为了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代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唯心的方法”。建国后1960年他在天津会议上更说“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哲学就是认识论”，所谓“架子”，也就是思维模式或概念图式。把哲学看作方法论，是毛泽东一贯的哲学观点。
三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来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方法，那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已有质的飞跃。这时已不局限和停留在阶级分析方法上，而是开始直接地加以运用。特别是通过掌握和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来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和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这表现在：
（一）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作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方法。
“矛盾”范畴，中国古已有之，原表示互相对立或不相容的事物。毛泽东早年接触或用过这一概念，但当时还不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最早在《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中用了此范畴：“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遽这态度。”⑨这里还仅限于将“矛盾”用于描述主体的矛盾心理和态度。真正将“矛盾”范畴用于研究社会，分析客观，这是他到井冈山以后的事。
“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石。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范畴已有所了解，但直到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在论述中国社会诸矛盾时，往往使用“冲突”、“争斗”等概念，而鲜用“矛盾”这个哲学范畴。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1927年8月和11月通过的两个决议方案中，曾使用过“矛盾”范畴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分析当时极为险峻的革命形势，如“沪宁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⑩但在1928年初的一些文件中，仍沿用“帝国主义相互的冲突”、“国民党各派的冲突”等等，甚至1928年6月中央给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的信，也还用“冲突”来代替“矛盾”。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用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中日互斗的各派之利益相互矛盾”。之后，7月中共六大的决议已全部用“矛盾”范畴来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形势。不过当时所有中央文件同共产国际决议一样，并没有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展开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因而也没有产生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1928年―1930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中，开始集中、突出而又创造性地运用“矛盾”范畴和矛盾分析方法，从而开始产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可谓是我党在“六大”后真正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一个典范，是从帝国主义矛盾引发中国各军阀矛盾这一基点出发，剖析国内形势，确定革命任务和道路的第一篇深刻文章，也是毛泽东本人直接运用“矛盾”范畴，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第一个成功范例。表明唯物辩证法已开始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掌握。在“国内的政治状况”一节中，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指出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伐打下京、津后，即形成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夭的更大的战争。”(11)从这个立论出发，他分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方面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是中国的特征之一。它“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可见，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及其在中国引起的各派军阀矛盾，是他观察问题的根本方法。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客观矛盾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指出革命者在策略上应视白色政权内部矛盾发展之不同而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战略和策略。总结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一年多的经验，他提出了“红色根据地区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极端重要的战略思想。
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更趋纯熟自如。这表现在：
1.文章大量运用“矛盾”范畴，对必然引起中国革命高潮的诸种矛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指出“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12)而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来的，是新的一连串矛盾的加深和发展。如广大的赋税负担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广大士兵群众、广大学生、城市贫民同反动统治者的矛盾；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同洋货的矛盾；等等。他说，“如果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13)特别是他的至理名言――“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洋溢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可说是后来《矛盾论》思想的先导。2.更为重要的是，此文直接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问题，强调这是正确进行时局估量和决定战略方针的关键，表明了在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更大自觉性。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犯有革命急性病和革命悲观论者的共同认识错误，就在于不懂得这种科学分析方法，对革命和反革命这对矛盾的两方面，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从而“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陷于唯心论（主观主义）。一些人被客观情况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特别是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紧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14)他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所谓“实质”，也就是“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只有考察事物内部的矛盾，才能抓住事物的“实质”，避免主观片面性。这篇文章明显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它和同年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起，形成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
1935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继续大量使用“矛盾”范畴，是二战时期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又一重要著作。文章特别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15)
文章还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狗打架”的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进一步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战争是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他着重阐发了矛盾的特殊性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当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6)的重要论断。此文从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到进一步研究认识过程中的矛盾，研究主观和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体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形成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而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导。1937年在《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及其相互转化的思想。
由此可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已做到全面的运用。
（二）突出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于中国，从而运用了这一规律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
1915―1917年，列宁陆续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制矛盾的理论，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得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不平衡，并使帝国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17)“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列宁在帝国主义阶段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再认识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新发展，列宁在酝酿这一理论的同时，集中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下了《谈谈辩证法》、《哲学笔记》等，表明离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和帝国主义理论。
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运用这一“不平衡”规律于中国，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历史，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18)但是，会议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刻具体的分析。会上布哈林等人对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估计非常悲观，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否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19)同年7月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按照共产国际精神，也运用了“不平衡”规律：“（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够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20)但“六大”在运用“不平衡”规律时，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为中心，所以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原因在于农民运动落后，未支持工人运动，而未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正要求革命必须以乡村为中心。
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谈到：“六大”本来可以对共产国际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一种特性是运动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点作具体的研究，但却做得不够。“六大”“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
(21)不仅如此，立三路线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在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央七十号通告”，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后来错误的根源。”李立三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就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之他主张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错误又与他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真正创造性地将列宁的“不平衡”理论运用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人，是毛泽东。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一原理的方法论基础――矛盾分析方法。
这种运用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思路是从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到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再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且把革命发展不平衡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另一条思路是，从认识人类历史上两种世界革命（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到认识当代两种类型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再到认识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条思路交相辉映，最终导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
从1927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开始，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由之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并认识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错误。1929年4月他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信，已初步提出农村革命为中心和中国城乡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他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23)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他提出“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已初具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雏形。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更从过去间接运用列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原理，到直接运用这一原理，明确提出“中国是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24)
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了新的精辟概括，指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25)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使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他还指出，1927年冬到1928年春在井冈山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时，他就已经把这个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特点指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答复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认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是认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理论基础，而且是认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和持久性特点的分析，也来自对这一“不平衡”的认识。1936年他说，“在1930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26)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必然造成敌人营垒的矛盾和分裂，这就产生了利用敌人矛盾决定我们的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毛泽东十分注意分析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井冈山的斗争》就提出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认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产阶级。”(27)1935年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他分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变化，指出“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斗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下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28)据此，他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问题。
党的六大也指出过军阀战争不断的特点。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军阀战争的分析不同于‘六大’之处，‘六大’尽管也讲了种种矛盾，但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着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2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除上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两者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量使用唯物辩证法诸范畴，作为科学方法论的工具。特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大量运用了一般与个别（特殊）、本质与现象（实质与形式）、必然与偶然、主观与客观、部分与全体、抽象与具体、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辩证范畴，充分表明了他的辩证思维的特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直接全面运用，奠定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理论的基础，对毛泽东哲学认识论、军事辩证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统一战线等理论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运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1937年毛泽东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深刻总结，既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是对开创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哲学总结。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③⑥《艾思奇文集》上，第62页，第57页，第66页。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⑨(11)(12)(13)(14)(15)(16)(23)(24)(25)(26)(27)(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页，第47―48页，第100―101页，第101页，第100页，第149页，第173页，第102―103页，第152页，第188页，第153页，第70页，第148页。④《瞿秋白文集》，第24页。⑤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第50页。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807页。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2页。(17)《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18)(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44页，第173页。(19)(21)(22)(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页，第56页、第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