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理论与实践，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尖锐冲突，使他开始以痛苦、矛盾甚至自责的心情，回顾“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往事。此时，他虽然还没能能够从全局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一定限度内对以往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消除或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等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出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清理极左思潮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以上工作中，一个被摆在优先和重要地位的工作，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林彪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毛泽东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反过来，也使他加深了对那些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打倒或被贬抑的老干部的认识和感情，深感迅速地解放和使用他们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之下，毛泽东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 ‘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与九大及其之前毛泽东对老同志的严厉批评相比，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所表露出来的友好、团结愿望，以及一种虽淡实浓的自责心理。毛泽东曾经很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即《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蓄。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1972年批判林彪时，毛泽东引用过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识人之难。他除了想以此说明认识林彪一类大好似忠的野心家需要一段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希望老同志、老战友谅解他的苦衷外，也流露出在经历了又一次风波、曲折之后，他对重新恢复与这些老同志之间的友谊、信任所感到的由衷的高兴与欣慰。1972年1月初，陈毅病重，毛泽东专门让周恩来、叶剑英去向陈毅转达他对“二月逆流”平反的想法。他再次表示，“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是想用这个好消息，这份数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的亲情去安慰、鼓舞重病中的陈毅，还是希望陈毅不要带着“二月逆流”之类的遗憾离开人世？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后，毛泽东难以抑制悲痛、沉重的心情，他亲自阅改了周恩来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并坚持带病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1969年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曾说，陈毅是作为右的方面的代表参加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的。而现要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也是对以往错误的自我批评，毛泽东是认真地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的。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批示

　　说，应当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表示了对一直未能结束对邓小平“审查”的人的不满。根据他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央的这个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落实于部政策的工作。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寥寥数语，一种浓浓的战友之情油然而生。

　　他又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在短短的一席话中，他三次说到要“自我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他在干部问题上的深刻转变，还有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林彪事件后，尽管落实干部政策还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极力抵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等有可能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打开局面。1972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践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亲自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新的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不好，但毕竟结束了被审查、被下放、“靠边站”的生活，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自己的努力。

　　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等积极缜密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党的干部政策得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的工作得以恢复，落实干部政策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暴发起来的造反派的势力，削弱了极左势力的社会基础，加强了党内外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积极转变，使得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任务，推动了这些部门工作的发展。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判，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现象，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林彪的，但却不能不使江青一伙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根据周恩来要抓企业整顿的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具体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国家计委针对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发出文件，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强调统一计划，加强管理。这个文件虽因张春桥的坚决反对而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却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于 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提出中学教育要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在外事工作方面，这个期间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断和周恩来的努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次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以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到1972年底，共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国外交上获得的重大进展，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价值达43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引进，扩大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外关系上的重大决策，开始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为开辟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 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恩来等为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江青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条战线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到逐步恢复，工农业生产明显好转，文教科研事业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怀疑、不满也在逐渐加深，批判极左思潮本身，已经击中了江青一伙的要害，遭到他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而批极左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确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批极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露出来。毛泽东从林彪事件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这种认识上的进步却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一更深层次、更根本的问题面前停止了。某些局部性的认识变化并没有使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他从自己固有的公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是第们穴路线斗争，再一次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也是不可能否定的。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毛泽东的眼界，也决定了他批判极左、纠正错误的局限性。这样，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林彪事件之后，与林彪等人有着共同的思想体系并曾一度紧密勾结的江青一伙，曾一度处于十分尴尬、被动的地位。当他们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之后，便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受林迫害的的左派”。他们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左和整顿充满仇恨，处心积虑地干扰、破坏，随着批极左和调整的深入，双方的摊牌已不可免了。1972年11月下旬，在一份周恩来487批示同意的内有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内容的文件上，江青，张春桥一伙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分别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以及“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等等。积蓄己久的矛盾终于以尖锐的形式表露出来。在周恩来等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出于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考虑，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主张。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在讲到林彪集团的性质时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他表示不同意用批极左思潮的思路批林，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很快就被江青等人传达到全国。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至此，周恩来等批极左，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大会虽然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一批江青集团的骨干分于也被塞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活动更加猖獗。

　　1973年下半年以后，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担心批极左会导政否定“文化大革命”、“出现“复辟倒退”的后果，不断在他面前进行诬陷和挑拨。这种挑拨更加深了毛泽东的忧虑。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侨的谈话中，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说话中，他还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再一次失误，于 1973年底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从1974年初起，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有关批判孔子的一些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孔子为名，攻击周恩来等在前一时期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

　　1974年上半年间，江青一伙活跃异常，到处讲话，接见，到处送材料。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用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等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社会上动乱再起，一些造反派再拉山头，重打内战，到处揪斗老干部。一些早已消声匿迹的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出现，到处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因政治动乱再次下降。

　　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他此时并不愿意看到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当他觉察到社会上已出现运动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运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对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批评。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曾批评江青不执行自己的意见，批评她不研究马列的书和自己的著作，提出江青搞特权，并说“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3月27日，当江青坚决反对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时，毛泽东又气愤地写信给江青说：邓小平出国是我同意的，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随着政治动乱的发展，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他对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批评江青一触即跳，“你也是难改呢”，针对江青到处以特殊身份发指示、讲话、训人、送材料的种种劣行，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警告江青等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原先希望通过斗、批、改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运动等意料之外的事件又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推到难以预料的未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却难以结束这场运动。他不希望这种难以预料的过程无休止地拖延下去，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入手。现在队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际上等于把“文化大革命”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动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强烈愿望。

　　“四人帮”企图利用四届人大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义正辞严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经江青等人策划，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说，这么搞不好”，“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当面交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当时，毛泽东虽然远在长沙，但是对于北京围绕着四届人大展开的斗争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注意。他对于江青等人露骨的篡权活动日益不满。1974年11月12日，他在江青的一封信中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 （为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又批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政治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谈话中，他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能力和工作。他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并提议邓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多次批评，以及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有力地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1975年1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人大，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月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唤起了他们的希望。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遗祸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所面临的重要困难，以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派性和消除派性入手，排除重重障碍，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得各业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要落实对干部、对知识分子、对老工人、劳动模范的政策，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使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心协力的配合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破坏、干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迅速地，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军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整顿初现成效。{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493_1.bmp}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正确方针和优良传统。而当这种整顿全面铺开，深入发展时，必然又会遇到同周思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各项工作时间同样的问题，即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本身的否定；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能否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和范围里彻底纠正极左的问题。毛泽东支持过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他反对极左思潮，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以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和生产顺利进行。但是，他不能容493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全面整顿的限度。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等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又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他1958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观点的发挥。他用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来衡量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对社会主义初给阶段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如按劳分配带来的分配上的差距，社会分工，某些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的规章制度，农村集市贸易，家庭副业，甚至商品生产，货币工资等等，产生了某种忧虑，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或者是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种基础。正因为如此，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这些事物及其发展前途，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促使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九年，他自己也想结束这种动乱的时候，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纯洁性，处于一种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处境。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又开始了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的策动下，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1975年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时，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他要求全党“要安定，要团结”。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他说，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他批评江青等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并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会上，他告诫江青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可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会上，毛泽东反复几次谈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表现得很突出，对他们的批评也很尖锐，但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考虑，他在进行了上述批评以后又表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6月间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四人帮”进行批评。1975年7月14日，在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中，针对江青一伙把持的文艺界中萧条、冷落的局面，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7月18日，长春电景制片厂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状共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意见、批示和政治局的批评，使“四人帮”的气焰和篡权活动暂时稍有收敛，使这一阶段的整顿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

　　但是，在由于整顿的深入进一步激化了邓小平等与“四人帮”的矛盾以后，江青等人又利用毛泽东要在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局限性，再次借机掀起了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逆流。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在1975年8月一次有关古典小说《水浒》的谈话，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江青公然编造出一个”《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再一次斥责了江青的讲话，但到此时，他对“全面整顿”的支持也快到极限了。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的错误政策，越来越深入地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终于，这种发展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面整顿被迫停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6年2月，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批评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还说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在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在经历了周恩来、邓小平两次整顿之后，在目睹了“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备尝“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中，毛泽东这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打击，一些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再起，领导系统重又瘫痪，停工停产，全国再度陷入动荡之中。

　　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使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清楚地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长期以来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怀疑、不满和愤恨迅速地接近了爆发的临界点。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丧心病狂，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人十邵群众的无比愤怒，终于引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毛远新等的汇报，对“天安门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提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