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月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这次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盛会，加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会议期间，虽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出于维护团结的共同愿望，两党在各自作了一些妥协、让步之后，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通过。

　　毛泽东显然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会议期间，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也取得了 1957年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兴奋情绪，不久就又被赫鲁晓夫的无理举措所激起的愤怒所取代。

　　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不仅表明国际共运经受注了反共浪潮的冲击，也表明了苏共领导已经渡过厂困难阶段。赫鲁晓夫在克服了内外危机、巩固厂自己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些曾经在斯大林身上发生过作用的规律，又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他曾经严厉地批判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过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已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情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由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赫鲁晓夫不能理解，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三9厅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从苏方建议中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影子，而这却是来自刚刚倚重中国党的支持渡过危机、靠大批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那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他说：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

　　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

　　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却无法弥补这次争执在两党之间所造成的裂痕。毛泽东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井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和苏联舆论界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采取封锁的亚洲冷战体制，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也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不同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他访美时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炮轰金门、马祖，严惩蒋介石集团的挑衅行为，打破了美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虽然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湾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但又深恐此举会影响美苏合作的气氛，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在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直对炮击金门、马祖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耿耿于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又赶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吹棒“戴维营精神”，宣传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用教师爷的日吻，教训中国不要希望“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赫鲁晚夫等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在谈及中印边境冲突时，他继续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显然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戴维营会谈给他带来的巨大兴奋和优越感之中，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美苏合作的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党的内外方针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要求或者暗示中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实现苏联的外交利益，甚至发泄以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批评的不满。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听着。他望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回想着自苏共20大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我党“双百方针”的批评，对“大跃进”的嘲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下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上的无埋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以及庄戴维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毛泽东感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他已经预感到今后国际共运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和风浪。毛泽东讲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断然拒绝了苏方存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拒绝了苏方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5名美国特务的要求。他表示，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行。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欢而散。

　　会后，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出于和解的愿望，一方面也是有感于苏方在一些问题上的鲁莽，曾提议将10月2日中苏会谈记录烧毁。这个兽莽的政治家有时又幼稚得惊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烧毁一纸记录又有什么用处？！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次争论时，曾说：去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该拿武装去试验资产阶级政权是否稳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他采取中立，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自己兄弟。他还给我戴了两顶帽子，说我是冒险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还了他一顶帽子――迁就主义，半修正主义。他不骂修正主义，骂教条主义，所以跟他的指挥捧走很难。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指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来说，应当估计联共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他伯我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

　　自1960年起，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缓和的不多，冲突却一直在发展。较之50年代，双方分歧和争论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共运中一些更为广泛。深入的问题。1956年至1957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1958年至1959年间，斗争主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进入60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了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凭借其大国大党地位，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章。这些文章针对赫鲁晓夫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鼓吹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言行，引证列宁的论断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一一进行了批判。文章就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批评了国际共运中其他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文章在批判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的同时，也表露出我党当时一些“左”的思想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在与苏共的分歧中，除了对个人崇拜、大国沙文主义等老问题外，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列宁主义还灵不灵？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60年代初，毛泽东发展了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还不能说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已经形成体系，但这一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因为：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斗争”也不讲了。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思想相当混乱，《莫斯科宣言》丢到脑后去了。人们反对教条主义，把列宁主义的对立斗争和对立统一说成是教条。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代是不灵了。现时代不灵了，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因此就可以和平过渡了？固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

　　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中国党仍然希望在两党内部，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这些分歧，而不主张把这些分歧公之于众，特别是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但是，在苏共在中印边境冲突时用发表声明的办法把两党分歧公诸于众之后，中国党开始在报刊上批评苏共的一些做法。即便如此，中国党仍然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但是，中共的这些良好愿望并没有使赫鲁晓夫等稍有收敛。苏共在分裂、甚至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0年6月，在有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它“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

　　1960年7月6日，即布加勒斯特会后第10天，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

　　7月16日，苏方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

　　7、8月间，苏方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如此等等。

　　苏共领导的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给当时正处于严重困难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巨大压力，但它却不可能使中国党和户国人民屈服。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党，低估了毛泽东。面对着苏方的施压、挑衅和刁难，中国党和毛泽东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又做了一篇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大文章。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一股反华逆流时曾说：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1960年初，苏方撕毁经济技术协议后，他们不会想到，毛泽东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几年后，当中国已经战胜经济困难，突破了一些尖端技术时，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及此事：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的坚定、从容、自信，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仰。和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自如。1961年底，他有一段话：

　　我常说天是垮不下来的。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杜，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但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但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但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赋予毛泽东一种巨大、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藐视苏共领导趁人之危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

　　1960年11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在相互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妥协。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会议使中苏两党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治”，估计到还会有反复。

　　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举行，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重要观点，并再一次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会议攻击了当时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与此同时，会议还多处影射反华，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重申了中国党希望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愿望。

　　苏共22大加深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会后不久，苏联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党则发表了阿党反击苏联的材料，苏共对此进行指责，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国党戴上了“反对列宁主义”，“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

　　随着赫鲁晓夫在大国主义、分裂、反华的道路越走越远，毛泽东对赫氏、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根据这些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60年代初，毛泽东曾作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变质了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考虑到赫鲁晓夫其人变化无常，他的一些主张也不算系统，毛泽东又表示，对他还要再看一看。

　　1961年9月，苏共22大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几个月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根据对苏共领导不断加深的认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及我们党的对策也作了几种考虑。60年代初，他曾提出，解决分歧有两个或三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经过比较短的时间就获得解决。第二种可能是，时间需要相当长，但不是很长。第三种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又指出，我们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因为现在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修正主义这种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泛滥一个时期。

　　在苏共领导的共运纲领中，毛泽东最不能同意的是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力工具，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使它和平地转入人民手中，改变它的性质。这不仅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实践。他认为，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不过渡。鼓吹和平过渡，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迫民族在武装到牙齿、在世界各国到处进行侵略、颠覆和干涉的帝国主义面前放下武装，放弃暴力革命，这实际上是背叛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苏两党的斗争是世界人民革命的问题。

　　对于苏共等早已酝酿、而在22大终于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毛泽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党是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是“全民”的，还要它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连形式逻辑都不顾的悻论。在政治上，它对社会主义各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危害极大。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

　　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苏共领导的性质，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仍然认为，不管人家怎样，我们对苏联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团结。1963年9月，他还重申了中央对苏联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中苏分歧和国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浪潮，面对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沮丧与惊慌。他坚信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反华不得人心，坚信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满怀信心他说：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他又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他坚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的经验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习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他表示：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最后，毛泽东从容、坚定他说：“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与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彼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民还孤立吗？ （笑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可能是愤愤不平于自己当年在政治角逐中的毁灭，也可能是出于对当年论战中左支右拙窘境的耿耿于怀，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罗列了一大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材料”后，对毛泽东发了一通充满怨恨刻毒的议论。但是，如果他看过毛泽东当年这些文字和言论，那么，不管他曾有多深的成见，也不论毛泽东当年在理论上曾有的一些错误，赫鲁晓夫都难以否认，不论是在哲学素养、政治智慧和信仰力量方面，还是在从容镇定、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他们都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毛泽东的冷静、坚定、深刻、机智、从容、乐观与赫鲁晓夫的鲁莽、游移、轻率、偏狭、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面临看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甚至战争威胁。但是，在六十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友好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即使是发生了台湾海峡危机那样的书件，毛洋东电并不认为美帝国主义敢于入侵我国。

　　进入六卜年代以后，情况大不相同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以至中苏同盟关系的解体，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大不同于五十年代了。1962年印度政府再次挑起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集团趁中苏关系破裂和大陆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3年起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台湾签订了各种军个或准军事的条约和协议，对我国构成军事包围，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也日渐猖撅。

　　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局面，毛泽东在研究、指导国内四清运动及国际反修的同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毛泽尔戎马半生，用兵如神，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他坚信人民战争的伟力，坚信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坚信正义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家来说，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确是愚拙可笑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并没有掉以轻心。用他自己的活来说，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面对着不断严峻的局面，毛泽东精心研究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形势和任务，亲自指导了我国一系列重大的战备活动。

　　l962年，正当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时，毛泽东要求利用对付蒋介石进攻的战备行动，把军工搞起来，对原来的常规武器生产储备方针作了相应的调整。1963年初，在一次听取中印边界反击战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都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要注意军事，只搞文化、不搞武化是不行的。

　　自1964年起，毛泽东对我国遭受外敌人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性估计得更为严重。在1964年5、6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并不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毛泽东低估或轻视了核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实际上，曾经枪林弹雨，在血与火中指挥雄兵百万的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现代武器并不陌生。他估计到，一旦大战来临，敌人会在全面进攻之前，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轰炸，并有可能占领一线。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国防工业要摆在三线，要经得起敌人头一轮大轰炸，不要把我们多少心血、多少时间搞起来的老家当一下子就打掉了，不要在战争初期就把我们的力量，国防工业生产能力破坏掉，要把国防工业建在三线，建成能抗飞机轰炸、抗原子弹袭击的巩固的战略后方。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交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与会人员，把这些事做好了，我就放心了。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同年8月他提出，现在再不建设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还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北京可能被轰炸，各省被割断。他认为，应付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兵工厂。这样，即使各省被隔断，也不至于垮掉，仍有能力生产武器与敌展开持久战。他提出，中央主要生产、研制尖端武器，重武器，各省主要生产轻武器。因此，他要求各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抓常规武器生产。他曾敦促一些地方领导，要有准备，赶在和平时期搞点枪，否则战时割断了就搞不到了，针对当时人们的一种顾虑，他说，有人说搞了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这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一定要搞。他责成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抓武器生产，这样，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在三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但认为我们要有战略大后方，而且战略大后方要建设得适应战时需要，要保证在敌大轰炸的条件下，仍能保持正常生产。为此，在三线工业造点布局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靠山、近水、扎大营。考虑到战时可能被敌人封锁割断，以及我国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他主张国防工业在结构上要“小而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以及现代战争的特点，发展了他以往的战略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在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如果排成一条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则会使战线拉得太长，敌人到处可以突破。所以，只有大胆地、主动地、彻底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才能有理有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敌人拉长战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背上包袱。而我方则有把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歼灭敌人。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就扑空，我打你准能消灭你。打得赢就打，不打，总是跑，是机会主义。而打不赢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敌人来了，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陷得越深越好。在确定诱敌深入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在战争初期第一线要顶的精神。1965年，毛泽东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搞几道防线，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人。他强调，在反侵略战争中，作战的根本方针是运动战，攻的时候用，防御时也用。

　　民兵建设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考虑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把民兵的作用和建设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1962年6月，毛泽东发出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他在解释这“三落实”的方针时说：组织落实，就是搞多少民兵，搞多少普通民兵，有兵有官，有强的干部，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一有情况能召之即来。政治落实，就是对民兵要做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要设政治委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坏人，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千民兵。军事落实，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各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搞些训练。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甚至于帝国主义把大规模战争强加于我们，怎样对付，都要有办法。

　　1965年3月，美国派出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并出动飞机对北越进行轰炸，越南战争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军政要员和舆论工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升级行为，中国党和政府立即作出了坚决、强硬的反应。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从6月起，中国先后向越南北方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

　　与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同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1966年3月苏共23大力标志，中苏两党断绝了两党之间的关系。此后，中苏边境冲突日益增多，苏方也开始向中国发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毛泽东进一步加重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1965年10月，他再一次要求全党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伯造反。(17)他要求，全军应以临战的姿态搞战备。同年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它突然袭击，准备它摔原子弹，准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各国反动派一齐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提出了要把国防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在1965年9至10月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局布”。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由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毛泽东重视人的作用，重视政治思想、觉悟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武器装备、尖端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毛泽东曾气愤他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加强国防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根据毛泽东的决心和指示，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从六十年代起，应以跃进的姿态加快国防工业，特别是尖端技术的基本建设速度。六十年代初，尽管我国的国民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国家许多重点工程下马，围绕着国防工业中一些重点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中央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别的项目都处于压缩、下马的状况，而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则处于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1964年，毛泽东提出，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管他什么国家，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就在这一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毛泽东大力发展尖端武器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以超出常规的速度发展着。1964年不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使全世界瞠目的成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结果。

　　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备战距今己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不应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倾向，是自由世界最大的问题”，以及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设想，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人们只要不忘记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昨天的事实，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蒋介石集团不敢妄动，使得美军即便是在侵越高峰时其地面部队也未敢越过17度线，使得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始终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反应和动向，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孙子兵法》有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大规模备战和紧张对峙的结果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遏制住了强敌入侵中国的企图，尽管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62年底至1963年初，苏共及受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我党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希望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但分歧已发展至此，这些努力已无济干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同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于6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复信就诸如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会议进行期问.苏共中央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破坏会议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和攻击。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声明“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苏联又掀起了一次反华宣传高潮。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 《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革命与建设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党对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愿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捍卫了中国和中国党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斗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这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看得更为清楚。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曾总结说，“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未，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12)但是，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也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13)

　　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也有过一个总的看法：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4)

　　中苏分歧和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

　　早在1956年苏共20大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已浮现了“出赫鲁晓夫”的阴影。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就曾认为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修正主义相呼应。

　　自60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六十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病根未除”后，接着指出：病恨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之后，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15)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个难想象，1961年11月苏共22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1962年上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开始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些已经变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的蜕变，是党、政、国营企业及其他部门中产生出大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结果；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新形成的概念和思路，马上又被用来分析国内的问题和形势。所以，“四清”运动中很快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等概念，得出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结论。(16)

　　中苏大论战加深、加重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呼应”的问题，更是因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国内“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逐渐重合，以及由于“反修”、“防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措误有力的放大、催化作用。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迅速发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巡视。12月他到了上海，21日，他同正在这里开会的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其中说到：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不到半年，毛泽东两次强调了意识形态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居心险恶、善于奉迎的康生抓住小说《刘志丹》，作为“翻案风”的例子，证明毛泽东所说“翻案风”的存在。

　　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因为小说《刘志丹趴已被批判而放心。相反，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敏感异常，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只是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而是问题很多。所以他才作出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估计。

　　毛泽东如此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没有来由的。

　　5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提出并倡导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后来又把它们作为文艺工作的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又带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这一思维框架里，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文艺作品，学术见解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毛泽东领导甚至直接指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的错误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担心、非但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加重了。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党的领导；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从上述估计出发，他提出思想战线上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乃至头等的大事。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全面贯彻，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则受到来自“左”的错误方面的极大影响，难以真正实行。从反右派运动到三年“大跃进”，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是图解政治的现象日甚一日，搞了诸如“新诗歌运动”、“教育革命”、“文化大跃进”之类的违背自身客观规律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大批判此起彼伏，相继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批判”新人口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西方文艺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其结果，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取得真正的健康的进步与成绩。

　　60年代初期，国家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调整。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一是为了调整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二是为了复苏和繁荣文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是从多方面进行的。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自“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文艺工作，并着重总结了教训。会议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作品宣传了“五风”、文艺工作未能很好地执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狭窄及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说，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它是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要解决好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问题。他还说，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周恩来特别指出，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周恩来指出，这是从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出发。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①

　　这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故简称《文艺十条》。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变成8个方面的问题，称《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以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的名义下发全国。

　　《文艺八条》是文艺工作进行调整的重要文件。它是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它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文艺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文艺八条》提出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文艺八条》专门阐述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内容，指出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文艺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要克服文艺批评中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要容许多种多样的批评。《文艺八条》要求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指出不要简单地把钻研业务同脱离政治、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文艺八条》提出要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领导机构去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充分发挥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的作用。

　　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也同时作了调整。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针对1958年以来学校生产劳动过多的情况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力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它指出，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知识，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又要重视通过生产劳动，以及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等，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对学生参加劳动要有适当安排，不能过多。《高教六十条》还要求在科研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

　　同年，中共中央还通过了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提出，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因此，《科研十四条》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冲击科研业务的情况，要求科研机构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研工作；保证科研人员以主要精力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等冲击业务工作时间，聂荣臻在为这个文件而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废除“白专”的用语，认为这个口号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报告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恫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报告和 《科研十四条》都重申了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反对轻率地把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提到哲学的高度，简单地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贴标语，不以多数压服少数。

　　文艺、教育、科学政策的调整，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知识分子，1962年2至3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3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专程赴会，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认为：“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特别说明，他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都不改变。稍后，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他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陈毅还严厉批评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随便打击人的现象：“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工夫就否定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那个给你的权？”他指出，一个领导人，随便打击别人，这种作法是封建的东西。

　　广州会议的精神象春天的雨露滋润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田。有的人提出要把广州会议的精神刻在石碑上，永远不忘。

　　经过调整，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上正轨，并开始恢复生机。文艺创作逐渐重新活跃起来，一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剧作品出现在银幕和舞台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健全，前些年受到轻视和压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以加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科学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一些新兴学科如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取得进展。社会科学研究上逐渐出现了活跃气氛。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毛泽东没有像他重视农业那样关注，更没有像他管农业那样直接抓。但是，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事情并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触及到毛泽东以往的认识和主张。比如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留恋旧世界，对新世界格格不入。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畴。又比如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过多强调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学和正规的教学进程和制度。还比如对于文艺创作，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标准，又按政治标准简单地把作品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毒草”是作为对立面允许存在，归根结底是消灭的对象。他在1957年说过：“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东西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领域调整的一些重要政策，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与判断。对此，毛泽东当然是敏感的。所以，当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抓住小说《刘志丹》大做文章时，毛泽东立即提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点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在他眼里，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问题。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种分歧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变得更加复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股来势汹汹的修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泛滥，而且也波及到中国国内。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出现，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因此，他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大力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国际修正主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报告特别批判了修正主义和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艺及“人性论”、人道主义。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道：“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领，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神往”，反过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也格外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