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而且可能把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向自然开战，在不长的时间里把我国经济搞上去。适应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哲学思维的重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的一个思想，他用以作为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有关反作用的思想，关子反作用的思想，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和全党都认为，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不仅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大大地改进了党的作风，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1958年：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比过去八年都看出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他又说，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现在做到了，也有信心了。同月31日，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同样的内容。“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又取得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力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2)1958年4月15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兴奋地写道：“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33)毛泽东不切实际地估计了整风反右的结果和影响，轻信了反右运动后由于党内外民主受到严重损害而产生的假象。然后，他又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生产热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反作用的原理，预料必然会有一个生产高潮出现于革命高潮之后。用他的话来说，大跃进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34)

　　中国革命是在许多物质因素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党和毛泽东都非常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精神力量的作用，这些成功的经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有关主观能动性、精神反作用的理论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过极大的、积极的影响。三大改造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是，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他在对“反作用”的认识中已出现了一些绝对化、片面性的苗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基本方面，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1958年前后，他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先改造生产关系的方法，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人们的觉悟越高，生产关系越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这种认识会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如它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重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但是这些合理的因素也因被过分地强调而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偏颇。根据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原理，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即“思想统帅”。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具体工作很多，但作为党的各级领导，首先应当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了，就能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展开。1958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当听到发言中有人说对双轮双铧犁能不能用有争议时，毛泽东插话说，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他反复要求全党凡是讲问题首先都要讲思想，指出以政治思想工作带动业务工作是党政军普遍适应的方法。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对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表示不满。他反问说，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他认为，全面的提法应当是又红又专，政治应当是各项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他反复要求全体党员、知识分子要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共产主义觉悟，专就是科学技术。怎样做才能红，才能保证思想的统帅作用呢？他认为首要的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有共产主义理想，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强调先进思想的统帅作用，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巨大优势。毛泽东把这些传统和优势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是他对当代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在我们运用和坚持这一重要思想时，也应注意到，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作为统帅的思想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的思想只能在全党集体的实践中形成并受到检验。其次，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也有一个合理的实践界限，也有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它必须与物质利益、经济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而正是这些方面，却多少被毛泽东忽视了。

　　在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问题。既然思想是统帅，那么，发动“大跃进”首先就应解决思想问题，在当时，他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主要是保守思想、教条主义、精神不振、迷信权威等等。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和同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了很大篇幅，援引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论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他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精神不振作、思想不解放，像贾桂一样。他要求全党要有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气概，要有活跃的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

　　破除迷信的范围很广，按照他当时的说法，主要是破除对苏联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教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老年人、权威、名人、洋人、古人的迷信，等等。例如，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会，实际上我们做的已经超过了马克思。对科学家不要迷信，要相信又不要相信，对工业伦机械化也不要那样迷信。不要伯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怕老年人和名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古今中外这种例子多得很。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要妨碍贯彻正确的建设路线、如此等等。

　　毛泽东这样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义，直接原因是他有感于党内许多人思想上还有不少框框，对“大跃进”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和保留。而在思想深处，这反映了他哲学思维层次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先进的思想和高度的觉悟，就能顺利地解决各种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向自然开战，掀起生产和技术革命高潮之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为它是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前提。

　　毛泽东关于反作用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他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三大改造时期，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他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视。当时，他所关注的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大跃进”期间，我们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生产关系反作用的重视，但这时他所强调的顺序变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所有制和分配关系。1957年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在一些讲话和著作中谈到，1956年的三大改造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但在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这主要是指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现在问题发生在相互关系上，所以要抓住两头带中间，整风就是要整这些关系；如果整好了，人民就会心情舒畅。他希望通过整风使干部去掉官气，反掉官僚主义，使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他认为整风基本上解决了相互关系，使工人觉得真正解放了，因而生产情绪大增。而如果不经过整风，不解决相互关系，则国民党的作风和老爷气还会大量存在。要想“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渴望实现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在那段时间里，他对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引发了人们的名利思想，地位思想。所以，破除法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完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他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比较激烈的态度。但很快，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在现阶段法权还“不能完全破除”，所以要破除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在所有制问题上，在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大社的优越性。他认为合作化的规模大一些，公有制的程度高一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他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建设和规模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曾说过，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社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对高级社的规模和性质也不满足了，纷纷要求向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过渡。毛泽东根据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根据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理论的理解，对这些要求曾一度采取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尽管他还有所保留且时间也不长。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而大就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对于人民公社的这些特点，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牧副，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掉了自留地，是逐步去掉资本主义残余，等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批评党内一些主张应增加社员自留地，耕畜要以私养为主，主张大社应变小社的人是向富裕中农让步。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特点的概括和评价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当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他说，在理论上，他肯定了“共产主义，一个条件产品要多，一个条件思想要提高”。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因素越多，就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公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根据，则是 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群众性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社是自发的……我们只是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做，人民就自发搞起来了。”(35)他还谈到，由于 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及1958年相继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了大跃进(36)。总之，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意识精神的产物。至于这种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赖以产生的生产力水平，则往往被忽视。在分配关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他对工资级别多、差别大表示不满，认为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以及争地位、争取要加班费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37)他希望逐步增加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如在农村公社中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以至逐步过渡到全部供给制。他认为进城以后，以薪水制取代供给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一种倒退，导致党内外一些人争待遇，比地位，追求享受，发展了个人主义，破坏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培养出来的民主传统和作风。他对重新实行供给制寄予很大希望，认为这样将大有利人们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有利于干群打成一片，有利于消除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但他也有比较冷静的一面。就在他对供给制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他也指出：“不要马上提出废除工资制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38)等等。总之，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希望更多地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素，他相信这样将会提高人们的觉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全党、全国人民经过整风反右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又为这些因素的增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及三大改造迅速完成的实践，根据自己目睹的“大跃进”高潮迅速出现的现实，进一步发展了他以往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他认为，依靠先进的思想和革命热情，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有力地推动生产关系改善和发展，使之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又将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这里，我们感觉到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强大力量，相形之下，生产力本身具有的那种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就逊色了。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达到顶点。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解放思想的号召迅速变成全国人民狂热的行动，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过火过急现象的出现，他对自己上半年的某一些过头的提法也有了一些警觉。在此之后，在一些具体问题和提法上，他又对以前的一些观点作了一些重要修正。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突出强调的另一个思想，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毕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方面，而群众运动则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是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场面和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大跃进”期间，他又把这种观点和方法直接用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大跃进”的实践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有关理论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谈到“大跃进”时指出：“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群众。”(39)在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40)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据和保证。他说：“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人民的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的突破定额、发明创造……。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41)。他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各项事业，而1957年出现的大鸣大放正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它为群众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使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对比了中苏两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认为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我们中国的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他对苏联建设中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说：“那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42)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不重视群众，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而这正是他们在理论上忽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结果。

　　为了把群众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改进干部作风，建立于群之间平等的相互关系，要革除一些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结合1956年的“反昌进”，多次提到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不要反冒进。他对各地在“大跃进”中发生的许多过急过火的做法及其所带来的严重损失，都采取了相当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担心严厉的批评会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例如，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高指标，他表示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数、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而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观潮派、稳妥派和秋后算帐派，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时发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在“大跃进”的发动和高潮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讲话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这些言论并不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却无不反映了他有关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思考，无不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和贯彻这些理论的努力和愿望。无论是在哲学思维的层次上，还是在一般工作路线方法上，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还多次阐发和强调了关于趁热打铁，不断革命的思想。

　　不断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状态及发展动力等观点的总和。其基本思想在于，不论是一件具体工作，还是一项规模巨大、历时长久的社会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其间断性、阶级性，更要注重其连续性、不问断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处理各革命阶段、各战役、各项工作之间时间上的联系时，就已体现出这一思想的某些内容。解放后，在实现由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过程中，不断革命、趁热打铁的思想成为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并受到高度评价。“大跃进”期间，结合着对三大改造经验的总结和对整风反右、“大跃进”实践的思考，毛泽东有关不断革命的思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8年1月，毛泽东比较系统、集中地谈到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他谈到，建国以来我们所完成的一系列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夺取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再接着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特别指出，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气力去破坏，如果在这几个过程中间“断了气”，在间隔，就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扎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他提出了新的不断革命的任务：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虽然不可能一次完成，在今后仍然要经常进行，但今后的重点要放在技术革命上去了。这就是说：“从1958年起，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43)这样一个不断革命的思路，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太快了，但从其内容看，从其所反映的发展趋势看，却是正确的。

　　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上，他从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都是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如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这里，他侧重于不断革命中的革命一面，他主张快，主张高速度。这是他对迅速完成的所有制改造经验的总结。在三大改造的后遗症尚未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些经验总结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工作应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44)1958年1月底，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专门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和打仗一样，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的任务的问题上去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种方法上升到思想方法和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45)他又以建国后的实践为例论证这种不断革命。“……1949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就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接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46)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了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湖南人常说的：“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就是说，在这种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只要大方向有了，其他诸如方法、政策及一些阶段性目标可以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断加以解决，关键是要首先干起来了，不能停顿。这里，他对不断革命的论述，已超出了具体工作方法、策略的范围，进入了一种哲学思想的境界。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对不断革命的根据和原因，当时他也曾多次提及。其主要之点在于，如果放慢了革命的步伐，在两个革命阶级之间停顿过长，有可能给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敌对势力的发展以可乘之机。如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在解放后，革命有所停顿，搞了七八年民主主义秩序，结果出了富农。而在国内，也有类似问题存在。如在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干劲不如新区，其原因就在于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化，群众还没有习惯于 “新民主义秩序”，而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47)这里所说的一些现象，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而毛泽东对这些现象原因的分析，虽然有一些片面性，但也有一些合理的见解。

　　在这一段时间里，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论述的侧重点，一是论证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不断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二是用这种观点和建国后的实践，说明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应不停顿地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这与他以后的继续革命思想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点：第一，在内容上，后者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而前者是强调要不停顿地从社会革命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的技术革命上去。第二，在速度上，当毛泽东讲到由社会革命转到技术革命时，他强调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高速度；而当他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时，他强调的是这种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如果这种长期性估计不足就会导致右倾的错误。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视和浓厚兴趣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期间的诸多讲话中，他几乎是凡事必讲辩证法，逢会就讲对立统一。他不仅自己讲，而且反复要求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尽管每次谈的内容都算不得系统，但因谈论的次数多，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因而也就比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辩证法的许多方面。可以说，这是继《矛盾论》之后，对辩证法又一次比较集中、系统的论述。

　　在辩证法诸多方面中，他谈得最多、强调得最多的一个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到了对立统一，发表了许多见解。“大跃进”期间他依然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则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更侧重于辩证法在各项具体工作中的运用。

　　毛泽东自觉地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和处理“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又从不同方面对这一规律本身发表了不少议论，这些议论有些是相当深刻、精彩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可以促使落后赶上先进。接着，他指出了这种比较的哲学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 ‘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他还说：“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48)

　　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是他当时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他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之一。他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9)当然，在这个对立统一体中也有主次，即“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50)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矛盾问题和对立统一关系时，常常讲到矛盾双方的关系是“一个吃掉一个，一方消灭一方”，这是战争年代经常遇到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开始注意到这种关系中的另一些类型。例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排斥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其特点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共产主义。”(51)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个重要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优越性、全面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是，如果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无限制地加以夸大，或者，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急与缓、劳与逸、多快与好省等诸多关系。如果只从具体事物本身来看，他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精彩的、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大跃进”在全局上急于求在的失误，那么，他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便不能程度不等地被打了折扣。

　　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毛泽东讲得最多、用得最多，而且是最能反映他个性和领导风格的，是有关暴露对立面以至树立对立面的思想方法。

　　早在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52)1958年3月，他又谈到，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意见的，这样做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暴露对立面，从而给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53)通过争论，暴露事物自身矛盾。这是一种按照辩证法规律积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关于揭露对立面的思想还不止于此。当时他还经常谈到要通过设置对立面和对立面的斗争，从而推动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他表示他自己历来是主张对立面的，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四平八稳不行，要通过对立面逼一下，才能使人们在认识上警醒，下决心解决间题，这就是有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54)他还举例说，技术革命是逼出来的，世界上好多东西是逼出来的，整风是逼出来的，有了对立物就逼出来了；你看拷红，用家法打红娘逼出一篇道理，红娘压倒了老夫人。”(55)既然对立面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设置对立面这样一种方法。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各部设政治委员时谈到了这一方法。他说，设政治委员是设置对立面，逼部长进步。（5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到，所谓比较法，实际上也就是设置对立面。(57)在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说：“要设置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右派在社会上是存在的，他们想说话，我们就让他们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大概他也感到了“设置”一词可能引起的争议，所以他特别强调了对立面的客观性。“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随意地设置和建立的。”(58)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即原来没有对立面，是人为设置的，如水库、水坝，这些东西原来是没有的，是人为的，人造卫星也是人为的，这也是设置对立面。当然，这类对立面必须是按照自然规律才能设置起来。显然，他这里所说的人为设置的对立面是指经过人类加工创造的与自然物相对立的物质存在。

　　从重视对立面到暴露对立面再到设置对立面，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刻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他相信对立统一关系是认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关键。他在对立的关系中认识事物，并自觉地把这种关系当作解决矛盾的有利条件。对他来说，对立面不仅是一个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积极主动地加以发现并利用的有利因素。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使之具体化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是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主动的工作方法的哲学依据。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提法也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中，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不是也能得到相应的重视？是不是会导致把对立和斗争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中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特别是“设置”一词，可以因人，因事产生多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实践中导致极不相同的结果。

　　与毛泽东关于对立面思想同样生动、深刻突出的，还有他有关转化的思想。关于转化，他在《矛盾论》中曾有过经典的表述，即“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他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而且，在矛盾的同一性中，这是较矛盾相互依存更为重要的一面。“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59)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成功地将这一规律运用到军事指挥艺术、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他对转化理论的重视和运用也就更为突出。如前所述，《论十大关系》就是他运用转化理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次成功的、杰出的尝试。这次尝试反过来又使他更加重视对转化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简明哲学辞典》中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它只看到了对立面的对立和排斥，而不承认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和转化。他以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例，论证这些对立的事物通过斗争而相互转化。在这里，他对转化理论的阐述与发挥，目的在于为“双百”方针提供理论依据，说明“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6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用了专门一节来研究一个只有用转化理论才能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他认为，当时在国内外出现的一些乱子这类坏事有两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61)他不仅论证了转化的普遍性，而且指出：“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具体他说，就是“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他又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于。”联系到当时“多事之秋”的具体背景，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解释和发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可能在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动荡和事件面前，处变不惊，应对裕如，积极引导事态向有利方向发展。

　　在此之前，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一件与此相适应的转化类型。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要想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吗？那就请多研究一点它的对立面，把研究和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作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毛泽东转化理论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坏事变为好事可能性的肯定，还在于他把坏事本身当成向好事转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认识是他哲学思想中一个很具特色的内容，集中地反映着他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能动性、进取性。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兴趣更浓，应用的范围也更广。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从当时引起普遍注意的一个问题入手，谈到了转化问题。他说，苦战与休战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转化的。由此他引申说，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他还说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在列举一些相互转化的例子以后，他们觉得意犹未尽，提出：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这样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样强调转化问题呢？他接着作了说明：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可见，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重视与宣传，是他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反对拘泥于本本的教条主义和对“大跃进”心怀顾虑的“右倾保守主义”。应当说，转化理论的确有助于克服形而上学僵死的思维方式，有利于解放思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对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内当时确实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潮，那么，用转化理论来活跃思想的思路就是对症下药。但如果对当时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不准确的，那么，这种主要是为了“破除迷信”、针对着“右倾保守”而强调的转化理论，其所起的作用就另当别论了。

　　1956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他的转化理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即矛盾转化的最好时机、最有利的条件，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或者是矛盾的一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如让右派充分暴露、表演，这样才能教育人民，粉碎其进攻；错误犯多了，其后果和原因也就清楚了，向成功和正确转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或地区，让它烂透了反而更易于解决矛盾，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和方法蕴含着辩证法的深刻精髓，在实践中也往往是行之有效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意识，使毛泽东始终具有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巨人气魄和风格。但是这种转化类型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矛盾是不宜用这种“激化――解决”的方法来处理的。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曾多次谈到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认识论问题，值得深思的是，尽管他那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调查研究，但在实践中，他却在某些问题和某些时间里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早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谈到，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指出，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赋的，不是生下来就有的，而是生下来观察了许多事物，才形成了概念，我们的思想只能是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来的，感觉材料是从客观世界来的，根据感觉材料又形成判断。毛泽东很重视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指导实践，他在这次会议上又说，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后理论才为实践服务，开头是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民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头脑里面，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客观规律才能反映到主观世界里来，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发展理论，指导实际，只能从实践中得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出门，闭上眼睛，离开了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体系来。接着，他又从理论领域转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他说，不论什么人，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样有名气，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去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也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贫乏了。所以我们规定每年要出去四个月，去接触人民，接触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事，他们做的什么事，他们做的事情的过程如何，经过了哪些艰苦……。他不仅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而且谈到了人的思想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和测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和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是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会用不会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即使是对于他高度评价的总路线，他也认为应由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出，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已被实践证明了，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他指出，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证明。尽管当时他对形势的估计已很不冷静，但在理论上，他还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权威性。他反复论述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意在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他在谈论认识论时，更多地谈到了调查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经常说，北京这个地方不产生任何东西，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也不出思想；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原材料产生自工人、农民，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他又说，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64)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五条中，他要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则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为了解决干部深入实际的问题，他还根据当时湖北省委的创造，多次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要有各自的“试验田”。“试验用”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是指领导干部的试点，这种试点集调查研究、具体指导、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观等功能干一身，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工作。”

　　自1958年至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纠正“大跃进”错误这两段在内容上很不相同的时间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宣传，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的这种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大跃进”期间，当毛泽东已经脱离实际的时候，他却又十分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殷切地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固然有认识条件限制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也说明，认识论问题、哲学问题，有时并不是只靠哲学本身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是只靠真诚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希望实事求是和能够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回事，认识论的实现还必须借助于认识论之外的许多条件。包括许多具体科学、新兴科学的学习和运用。

　　如前所述，在这一段时间里，适应发动“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广泛而又深入地阐述发挥了哲学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规律和范畴。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在有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毛泽东不同意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经过整风反右，他终于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确定为我国的主要矛盾。较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只谈两类矛盾、基本矛盾而没有明确指示主要矛盾的情况来看，他关于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理论发生了明显失误。但从理论形式上看，却是较为系统、完整了，因为他明确指出了这个理论体系所不应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要矛盾的提出，解决了一个矛盾，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重要的矛盾，即主要矛盾与中心工作的分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三大改造后，全党应将工作中心转到“向自然开战”方面去。反右后，他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全党工作中心的看法却未改变。从1958年初起（特别是在1958年1月），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谈到不断革命――即从社会革命向技术革命转变――的问题，多次谈到工作中心、重点的转移问题，但却极少提及他刚刚明确并非常重视的主要矛盾问题，两者恰成鲜明对比。

　　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在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说，我们不能老整风，目标是转向技术革命。在这次会上，他还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在整风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技术革命上来。在同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要求“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又说：“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

　　这些言论表明，在当时，毛泽东明确地认为，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转到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上去。这是当时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内在逻辑。他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发动了“大跃进”。不论“大跃进”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失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却是正确的、富于远见的。他当时还没有发现自己所确认的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之间的矛盾。他已经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但却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1958年4月，他曾谈到，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中心，带动其他工作。这里，他没有提出那个本来自然而然就应提出的问题：中心和纲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未提主要矛盾而奇怪，现在又为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的关系而困惑。这种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以后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可能。理论上的这种不彻底性，成为导致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错误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场错误的斗争反过来又发展了错误的理论。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错误地发动了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1959年7月至1959年底一段时间里。在此期间，毛泽东改变了他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些过火做法的看法。他不再说要当“右倾机会主义”，不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而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反右倾、鼓干劲”方面。这次急剧的、大幅度的变化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提出的“斗争哲学”。

　　关于斗争性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已经作了经典的论述。在此之后，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斗争性占有比同一性等范畴更为突出的地位。当然，在他哲学的成熟期里，他并没有因对斗争性的注意而忽视同一性。这与斯大林只注意前者而轻视或否认后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1957年前后，在毛泽东对斗争性的理解中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他非常注意斗争的绝对性、永恒性，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论述的同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却似乎没有加以进一步的探究，他注意到，在一般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总是肯定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但却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又有其特殊的一面。例如，在以阶级对抗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斗争性往往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的作用就明显突出。而且，即使是斗争性，其内容和形式也与以往很不相同了。不是说他笼统地忽视同一性（例如他对同一性中的转化就特别重视），而是说他忽视的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对平衡、相对静止这一方面，而这正与他对斗争性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把彭德怀等提出的不同意见当做一场“阶级斗争”，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这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五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接着，他又把这一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65)从字面上看，他这里使用的不是规范的哲学思维语言，但却很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当时在他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斗争哲学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直接实践来源是庐山会议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其理论根源，则是在矛盾斗争性的问题上，他由重视、强调发展到夸大。他使真理向前迈出了不应有的一步，从而使自己偏离了原来哲学的正确轨道。斗争哲学混淆了哲学意义上斗争范畴与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军事实践中斗争概念的界限，不适当地夸大了斗争性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或作用，而对矛盾同一性，统一性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相对稳定、平衡、互相渗透等范畴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忽视。斗争哲学的提出，也反映了毛泽东60年代以后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他更侧重于政治斗争，党内斗争，从被夸大了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中汲取哲学发展的养料。他从错误的党内斗争中提升出来的这一哲学观点，反过来又成为更为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哲学依据。

　　毛泽东虽然发动了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并在会后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但他却没有因此再次全盘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与庐山会议之前仍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仍然对高指标持批评态度，表示对商品形式暂时还可保留，提到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取酬相结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