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河南。这地方大概颇具典型性，第一颗小麦亩产的“卫星”是从这里“升空”的，第一面人民公社的旗帜也是在这里扬起的。专列停在郑州车站后，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叶子龙找在河南参加上炉炼钢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来汇报，他相信他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会向他讲实情。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的一片赞扬“大跃进”之声仍不放心，他盯住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问。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什么？“吹牛”？胡秀云愣住了，她没料到毛泽东会说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右倾”、“保守”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胡秀云打破了顾虑：“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既是疑惑，也是答案。

　　毛泽东望了望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还是在放大炮？”

　　继续南行。武汉、大冶、黄石、安庆、桐城、舒城、肥西、合肥、芜湖、南京、上海……看公社、工厂、矿山、港口，看农田、高炉……20天的走马观花，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种兴奋的情绪。在合肥，他感慨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果真无忧无虑了吗？不，毛泽东心里也有某种不安与隐忧。在河南，他听到了工作人员关于“高产”的真话。在武汉，他的老朋友、老同乡李达甚至同他发生了争论。李达说，“大跃进”有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毛泽东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讲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如果现在谈。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也不相让，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争论越来越激烈，两人都沉不住气。李达最后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话有些刺耳，但李达所说的确是事实。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将整个中国的经济秩序打乱了，工业与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重工业内部之间、财政和信贷及物资之间等等的比例全部失去了平衡，“以钢为纲”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生态。资源被破坏；农村生产关系的改变急促而粗糙，一个多月内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建立了23397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军事化等做法，违背中国农村的实际，造成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极度混乱；挑灯夜战、连日突击的超强度劳动，致使人们健康水平骤降，许多人患疾病，甚至出现了死人的现象。总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

　　对于浮夸风、放“卫星”，毛泽东有所察觉。但是他的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不相信粮食亩产真的达万斤、几万斤乃至十几万斤，还说过让孩子站在水稻上是“吹牛！站得越高跌得越重”；然而他却把浮夸风作为“群众热情”加以保护，要求领导干部“要热又要冷”，而对群众的革命热情则要爱护、要保护。当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时，毛泽东也不能不开始考虑纠正一些过头的主张和做法。

　　1958年11月。还是在郑州。毛泽东在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批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和废除商品、货币的主张和做法。

　　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10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二字，机动一点。

　　要有一个奋斗过程，混淆这个东西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大容易了。……它是个客观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们主观上把这两个东西混同起来，那就没有奋斗任务了。

　　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个词，忌讳它于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

　　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后来，他索性在会议期间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省 （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读书也是为了纠“左”。显然，同北戴河会议比较起来，毛泽东在思想上有所退却和降温。他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商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目的在于阻止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现象，申明保存商品生产的合法性，刹住否认交换、取消商品的舆论之风。

　　11月下旬，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2月，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冬去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伴随气候的转暖而升温，反而有些减热。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都“唱的是低调”。①经济计划指标有所下降，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趋势有所减弱。

　　然而，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去触及引发“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狂潮的动因。在他那里，“人民公社”依然是辉煌的目标，“大跃进”依然是通向理想境界的坦途，因此，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的纠“左”过程，呈现出似乎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他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另一方面，他也指责“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并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一方面，他说要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要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要在农村人民公社急于建立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他还是认为人民公社是完成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他认为前一段的问题在于走得太快了些，只要把步子稍微放慢一点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寻致这场狂潮的超高速发展战略和未来社会目标模式两个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是没有也根本不会意识到的。正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这个县设计了一个三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要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为25个“共产主义新乐园”，每个“新乐园”都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浴池、养鱼他、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厂、畜牧场等；到1960年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人新乐同，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新乐园”不就是“新村”的翻版吗？毛泽东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是诗人，他喜欢诗，也喜欢诗化的理想。对于他选定的目标与道路，他有种诗人般的浪漫与执著。但是，经济生活并不是一首浪漫诗，它要求人们以最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它，并尊重它自身的规律，在规范。协调。平稳的轨道上办事。一旦失去这个前提，经济生活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不是浪漫。“大跃迸”和公社化运动已经导致了经济生活对人们的报复，毛泽东却还是把它们当作“一首诗”。因此，1958年秋至1959年夏的纠“左”并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困难依旧存在，问题层出不穷。毛泽东对危机的根源已有所认识，但他并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混乱。他要使通向理想境界的进程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失衡转为平衡。再开会，到庐山去开，那里远离尘嚣，或许可以好好讨论一些问题。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指除了政治局的委员、候补委员外，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候补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亦到会。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人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在常委会上，从读书、形势到任务、体制，毛泽东一口气列了18个要讨论的问题。中心在强调“冷”。他承认去年“两小无猜”，把精力放在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说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4年才能达到。毛泽东还说，积极性有两种，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说去年大跃进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10_1.bmp}毛泽东的确想让狂热的形势冷却下来。会议期间，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二周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李锐是他的兼职秘书，恰好也是湖南人，毛泽东戏称开“同乡会”。周小舟说粮食“高产”引起了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话说得重，有些还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竟也承认了，没有发生像他同老同乡李达之间那样的争论。

　　“提倡敢想敢干，确实引起了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I0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三个听者也哈哈大笑，久久不息。王鹤寿是冶金部长，钢铁翻番是毛泽东的提议，他能说不行吗？

　　“我这人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毛泽东对自己的同乡还是推心置腹的。

　　“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准知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 ‘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把抓经济比喻成打麻将，毛泽东多少是对自己不懂经济的承认。

　　“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毛泽东还但露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状态。

　　李锐后来忆及这次谈话时这样说：

　　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

　　这种轻松的场景是前期的庐山会议的一个缩影。7月的庐山，绿树浓荫，空气清新，既可消夏避暑，又能放松精神。遍布山中的古迹胜景，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更给人平添许多雅兴，与会者在这里可以暂时避开第一线繁纷芜杂的事务的搅扰，过一段较闲适的生活，开怀畅谈，总结经验与教训。人们多有超凡脱俗之感，犹如神仙。一时间，庐山会议竟有“神仙会”之说。

　　如果以为庐山会议的与会者真的“超脱”了，那就错了。实际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有认识的分歧。关于1958年以来的形势，毛泽东在常委会的讲话采纳了周小舟的说法，叫“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表面上看，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总的估计；实际上各人的理解和强调的侧重点大相径庭。一种意见认为对形势不能估计太乐观，最重要的是第二句话“问题不少”，去年一年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总结。另一种意见认为去年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今年仍然是大跃进，证明党的路线完全正确，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两种意见互相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遭到指责，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对会议更深入一步地讨论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持前一种意见的。“大跃进”初起，他曾欣喜地拥护这个建设运动。当耳闻目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真情实景时，他由疑虑到痛心。在参加庐山会议的车上，他眼望沿途的饥民，满腹心事，终日不食。在会议的小组会上，彭德怀直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分析失误的原因，同样被人批评为“看问题多”。其实，在小组会上他还有“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没有说，骨鲤在喉，不吐不快。7月14日，彭德怀终于将表达自己看法的一封信送呈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并非人们流传的“万言书”，全文不到4000字。他讲了两个问题，头一个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认为生产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还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他在信中也指出，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一些资源 （物力、财力）和人力；基建项目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后一个是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信的重点部分，彭德怀分析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些是因为对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而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都属战略性、长远性方针，我们缺乏研究；又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

　　信里还有这样一些话：

　　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文如其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历来坦率、耿直，信也不含糊其辞。

　　彭德怀了解毛泽东。大概觉得信里有些话还是蛮刺激的，他特别在开头说自己“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还说这封信是“特写给你作参考”的。细细体会一下，不难懂得其中的“潜台词”：如果话说得难听、不对，敬请谅解。

　　毛泽东怎么看呢？

　　一天、两天……四天、五天……七天、八天，一连八天，毛泽东除了把彭德怀的信批发给与会者讨论外，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在政治局常委内部说过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实际上，这点点滴滴的反映，已经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不满。在毛泽东那里，解决1958年以来的问题，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下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认为彭德怀正是冲着“三面红旗”来的。

　　其实，对于形势的估计，俩人的估计相差不远，彭德怀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还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自己留的余地比彭德怀还大，说“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十年。”不过，俩人的心态的确不一样。当彭德怀看到的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时，毛泽东眼里却是：“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即使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已经闯下大祸的时候，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依然在迷恋他设定的那个理想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东晋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良田肥沃，池塘清清，桑树环绕，男女青年往来耕作，老人孩子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早已作古，但他描绘的那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封闭社会的图画，却依然为后来人所追求和向往，初上庐山，毛泽东不就在诗词中同历史作这种对话吗？

　　朴实、厚道的彭德怀此刻的心情异常沉痛，他当然不同于毛泽东的心态。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找出导致困难的深刻原因，以彻底地摆脱困境，而下是简单地以“缺乏经验”来敷衍塞责。而毛泽东却不能容忍彭德怀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更不能容忍他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缺点错误所作的分析。彭德怀的那些分析，在他看来不是只讲两个运动的缺点错误，而是攻击整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第九天，毛泽东终于发话了。他在全体与会者大会上作讲话，整个讲话没有一个字提到彭德怀的那封信，但锋芒却直指彭德怀。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毛泽东借彭德怀的话，把“小资产阶级泄气性”这顶帽子戴到了彭德怀头上。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联系到了彭德怀的历史，追根溯源。意思很明白：错误路线站错队，正确路线站不稳，彭德怀这次“动摇”并不偶然。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会上的）一部分同志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联系到了社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发了几个文件，其中有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如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意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党外”与“会外”的“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会议初期轻描淡写多了，目的在证明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同轻描淡写讲困难比起来，“两条罪状”的说法又是退一步了，这使许多与会者替毛泽东感到冤枉。而“我无后乎”一番话，更使一些人为之动容。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根，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白。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会议纠“左”的主题急转直下变成反右。一场批判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了。

　　劝说、责难、批判；

　　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

　　按照该会议“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会议的批判已下限于彭德怀的信，他的发言以及他过去有关“大跃进”的言论统统被兜出来予以批判。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赞成或与彭德怀持相同看法的与会者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批判。

　　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进一步批判彭德怀等人。8月16日，当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时，彭德怀等人已不是什么“中间派”、“动摇分子”了，而成了“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的“反党集团”。会议同时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纠“左”的进程终于中断了，尽管它是极受局限的纠“左”。原本打算有所退却的毛泽东，此时却丝毫不再退却，反倒重新超前了。历史仿佛跟人们开了个玩笑。“大跃进”运动就像一把上弦的弓箭，在稍稍向回反拉之后，却以更快的速度朝前射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调整后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

　　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写下了上面这样一些文字。它可以被看成是对庐山会议这场党内批判的一个思想总结，其实质是从理论上肯定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可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者说从理论上肯定把那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人共产党内。这里只说“从理论上”，是因为实践上早已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前面所说的1955年批“小脚女人”、1958年批“反冒进”都能证明这一点，只是以前斗争的规模和程度不及这次罢了。

　　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使革命年代也是如此，而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条件下，党内斗争不仅不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主要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党内分歧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他把这种人为制造的党内阶级斗争作为一种规律，并武断地认定“要斗半个世纪”、“斗到阶级完全消灭”，这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

　　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上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注意力放在了党内。在他看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已不再构成直接威胁，而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党内的“阶级斗争”，从此直至生命终结，毛泽东都在为纯洁党的队伍、消灭“党内资产阶级”而斗争，以捍护井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

　　1958年至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大规模付诸实践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异常活跃，他把“大跃进”作为中国建设的发展道路，把人民公社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目标模式，从而在全国上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果说“大跃进”更多地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赶超战略，那么，人民公社则多少源于他早年追求过的“新村”理想。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繁荣。早年他曾把这信念寄托在“新村”理想上，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他就搁置了“新村”理想（这里不说“放弃”而说“搁置”，是因为当年他放弃的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改良手段，至于这个理想本身他并未曾真正放弃，只是在他的思想中呈隐伏状态）。1958年，当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时，早年的“新村”理想以另外一种形式浮现了，而这个理想的核心没有改变。

　　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一隅的试验都难以维持，而1958年他却可以把他的理想推及全国。这是因为他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可以把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他关于“人民公社”理想的试验场。“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乎都是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发动和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愈是有阻力的时候，行政力量也就显示得愈充分。这既说明“大跃进”的道路和公社化的理想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表明这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所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将如何面对这接踵而至、越来越重的灾难呢？

　　毛泽东看着这本纸质粗糙、颜色发黄的小册子，不禁喜出望外。它其实是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单行本，全文约5000字，未页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的字样。作者正是毛泽东本人。它写于1930年5月，是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作的。当时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后因战争原因散失，但毛泽东多少年来对这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文章念念不忘。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去福建龙岩收集革命文物时，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革命博物馆借去这篇文章。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于1961年1月中旬将原件送给了毛泽东。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未，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读着这些自己当年写下的文字，毛泽东眼前俘现出赣南闽西农村满目翠绿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农舍，仿佛回到了“风展红旗如画”的革命根据地，同老傣们拉家常，问寒暖。不过，这篇文章被发现之所以令毛泽东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当时正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月14日至1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都重点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搞成调查研究年。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他指出：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18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下大了解情况，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凡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战线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次会议标志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路线上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消除脱离实际的“五风”。实事求是的发扬，需要从大力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开始。所以，当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得到他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真是觉得恰逢其时，如获至宝。在他看来，这篇历史文献对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他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④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 《关于调查工作》。”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为了在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也为了亲自掌握第一手材*这篇文章在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料，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一开完，毛泽东本人就组织和领导了3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担任组长，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出发前，毛泽东要求给每个调查组组员发一份他写的《调查工作》，并要求每个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随即，田家英带领的组赴浙江，胡乔木带领的组赴湖南，陈伯达带领的组赴广东，分别开始实地调查。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想特点，更是因为当时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农民缺吃少穿、大量死亡的情况最为突出。当年随同田家英赴浙江农村调查的逢先知回忆说：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⑤各调查组是1月下旬下去调查的，2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便南下浙江、湖南，在杭州和长沙分别听取了浙江调查组、湖南调查组以及两个省的省委负责人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了一些讲话和插话。

　　关于公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公社太大了，这样就把积极性搞掉了，就搞平均主义了，穷的就依靠富的了，瞎指挥风就来了，生产指挥就谈不到了。他谈到生产队大了还是小了好时说，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生产队太大了。比方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生产队，有11个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是一个生产队，户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队的地面很广，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干什么，那个队也不知这个队在干什么。由于地面广，贫富不均，有富队，有贫队，有中间队，在分配的时候要拉平，老百姓就有意见。这怎么会有积极性呢？这种情况就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

　　关于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好还是以小队为好，毛泽东说，在一个核算单位里，有富、中、贫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把生产队 （原来的生产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生产以生产小队为单位，不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他还提出解决核算单位问题的办法，指出，第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方案，维持现状。但是在有的地方实行就值得研究。队很大，结果就搞平均主义，这样就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第二种方案是使经济状况大体相同的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基本核算单位。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搞头，不然他没有积极性了。总之，一百多户就比较难办事，队大了就复杂了。如果是山区，还要小，二三十户都可以。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化小为好。城市里百把户可以，乡村就不宜。现在二三十户比较普遍。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他还说，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常年办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他强调，办食堂或者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台那才奇怪呢！

　　关于自留地问题，毛泽东说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关于种植问题，毛泽东说，农业的种植统一搞是不行的，一个公社统一搞很危险，全省更不能统一搞，如果统一搞更危险。

　　毛泽东还要求解决退赔问题。他说，要决心赔，破产赔。准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一段的汇报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他在上述谈话中提出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做了思想准备。

　　2月下旬，毛泽东把3个调查组和部分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召集到广州，开始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羊城的3月，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毛泽东却连日工作，无心欣赏花城的景色，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一就，3月10日至13日，他就在广州召集了有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三南”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他将《调查工作》的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并说道：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⑥

　　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谈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夭，他宣读了自己给同时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 （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里接着批评道，对于两个平均主义大问题，中央的同志和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原本打算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赴京送信，同时向“三北”会议介绍“三南”会议的情况，但随即改了主意，要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员即刻到广州，把两个会合并起来开。于是，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仍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有10章：一、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二、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五、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六、社员家庭副业；七、社员；八、干部；九、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共计60条，所以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它的中心在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广州会议结束的那夭，毛泽东照例在会上讲话，谈的仍是调查研究：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这几年做官了，已经做了八年了，就是不做调查工作。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做调查。在农村要调查六种人的意见，雇农、贫农、下中农，也要调查富裕中农的意见。这次调查从调查两个平均主义入手。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策略路线包含政治路线，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倒什么人？正确的策略路线，只能从斗争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由此谈到了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多少年后，他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起1962年他从毛泽东身边调离时，毛泽东也曾对他说过：“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1965年高智从外地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译东再次表示“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实现进行这一宏大的调查计划。他晚年的最后岁月愈来愈脱离他历来重视的实际，因而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广州会议后，《农业六十条》草案发往全党进行讨论，并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译东很快便得到了来自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的信息反馈。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农村调查。经过调查，刘少奇感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⑧在湖南期间，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调查情况。

　　5月7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的周恩来，向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通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5月9日，经过对四川、河南、陕西农村调查后，朱德给毛泽东写信，着重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信里反映说，农村社员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里还反映了基层干部对办食堂的意见：“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于，群众有意见。”

　　5月10日，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怀柔县农村调查的邓小平、彭真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间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还反映，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中央其他负责人和中央局及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向毛泽东送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信，毛泽东及时将它们批转给各地参考，并在转发这些报告和书信时写下批语，以随时提醒各级党委的负责人。5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他调查一个生产大队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⑨

　　毛泽东在注意来自各地的调查研究的信息同时，也关注着他领导的调查组的工作。广州会议后，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回到浙江，进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工作，在试点的过程中还进行讨论。4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听取田家英的汇报，并研究今后的调查工作。会后，浙江调查组根据会议决定，分成三个调查小组，分赴三个地方，继续对研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从各地反馈回来的调查研究的信息以及他本人所掌握的情况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完成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即修改《农业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他还感到农村中尚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在近期内作重点调查，这些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4月25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请他起草会议通知，决定于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主要是修改《农业六十条》。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同广州会议比较起来，修正草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草案提出“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修正草案则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草案规定继续实行供给制，修正草案则完全取消了这一条。除此以外，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根据讨论情况会后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前者规定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后者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三条渠道。两个文件纠正了“大跃进”期间在手工业、商业方面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搞活手工业、商业的一些政策。北京会议无论在深度还是范围上，都比广州会议又向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会议作了评价：

　　这一次会议虽然疲劳，但是大有收获，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搞清楚了。去年北戴河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10月搞了个“十二条”。九中全会以前，还是要办食堂，三七开。今年3月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那次会议也大有收获，解放了思想，但是不彻底，主要是食堂、供给制问题不彻底，粮食、商业、手工业、山林问题都没有提到，其实是初步解放思想。

　　他接着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是逐步认识的，逐步深入的。任何人都一样，我也不例外。

　　的确，1961年，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逐步认识的。他最初深感人民公社内部无偿调拨错误的严重，以后又从调查研究的材料中了解到办大社、办食堂、取消自留地等问题。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的认识渐渐贴近了实际。当办大社、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这些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突出特征的错误一旦被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就不仅抑制住热浪腾空的势头，而且缓缓平息下来。

　　1959年10月。

　　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即乘车南下视察。与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的景象截然相反，毛泽东沿途所见，一片萧条。专列开到曾经宣布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范县所处的山东省时，映入毛泽东眼帘的不是“新乐园”，而是龟裂的土地和地上泛起的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接着到安徽，田野里除了飘散着青烟的小土炉和在轻风中无力摇曳着的红旗之外，根本不见丰收的庄稼。随同毛泽东南下的卫士长曾这样回忆：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①

　　一年前，也是在合肥，毛泽东说过“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大有希望”。而今，他曾经目睹的“生气蓬勃”的场面消逝了他期冀看见的“大有希望”的景象更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场面又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呢？

　　山东、安徽不过是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罢了。尽管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试图再次掀起新的“跃进”高潮，严峻的现实还是把一个“左”倾错误酿成的苦果抛给了人们。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 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形状态，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8％以上，在工农业中的比重占到43.8％；而农业则由上年的34.3％下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又增加81亿元，增长了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基建战线太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率的膨胀，导致消费额比上年减少22亿元；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但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到1959年底，现实向人们亮起了“黄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这一切，毛泽东似乎看到了，又似乎没看到。说看到了，是因为回到北京后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他本人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定量”。这当然是对严重困难的承认。说没看到，是因为此后他仍在动员“新的跃进”，对“大跃进”的主要政策没有做大的调整，以致于估计1960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这年底至1960年2月毛泽东的一段读书生活，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上的这种矛盾状况。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本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秘书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秘书田家英。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1958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读书的建议。除号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外，他还说过：“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②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把纠“左”变成反右，读书之事被冲得烟消云散。南下视察所见引起毛泽东震惊，他身边的一件事也使他颇受触动。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中南海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的情况。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所见所闻，还有农民吃的糠菜窝头。窝头交到了毛泽东手中。又是窝头！两年前，毛泽东吃着卫士从农村带回来的窝头时，曾含泪说要“想个办法”改变穷困的现状。两年后，当全国上下都实行了毛泽东所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办法后，卫士给他带回来的，仍旧是捂馊了的糠菜窝头。毛泽东又一次泪水沾襟。这时他是什么心情呢？同情？愧疚？苦涩？我们无法真实地描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终于想集中一段时间来读一读由他本人倡导却被屡屡搁置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

　　读书活动从杭州开始，经过上海，到广州结束。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读书小组的成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记录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些问题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根据读书小组的归纳，有13个方面：

　　1.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3.民主革命；

　　4.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5.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6.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7.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8.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9.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10.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1.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12.国际问题；

　　13.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

　　读书，联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有所反思。他谈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他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还特别说到；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大跃进”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其结果导致了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型状态，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急剧萎缩，引起人民生活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紧张。毛泽东讲到了中国自身的教训：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是讲对农业大量投资，但是实在说不像样子，拿1959年来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50多万吨。毛泽东这时的认识大体回到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水平上。经过两年“大跃进”之后，对农业与工业、农轻重之间关系比例问题有切身感受，再次强调和重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观点。然而，正是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认识上又表现出同上述反恩相背的一面。他谈到要“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大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他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

　　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

　　他谈到“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他谈到“积累、扩大再生产”：

　　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他还批判了“物质刺激”，赞扬供给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些带指导性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诸如超高速增长战略、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平衡论”、轻视或否定物质鼓励等等，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几乎都被肯定下来。这同前面所述的他对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其实，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表象的。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出现了某些缺点，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因此，“三面红旗”不能放弃，不能否定，如果说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上述认识还只是一种潜台词的话，那么，3个月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则道出了他的心声：“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话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还带着一丝温怒。

　　的确，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挑战”。

　　在毛泽东看来，“挑战”是冲着他来的，更是冲着他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他的同征共战30年的老战友彭德怀是“代表”。国外是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批评和非难，尤其是那个“老大哥”国家的指责。

　　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首先是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思想分歧；继而对1958年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又颇有微词。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第七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的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的讲演：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刻从赫鲁晓夫的讲演中，察觉了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之意。《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发回的报道称：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报道猜测说，赫鲁晓失这番活“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西方记者的猜测没有错。赫鲁晓夫后朵在回忆他50年代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时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③

　　问题还不止是意识形态和中国道路方面的分歧，自1958年以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1958年4月，苏方提出在中国共建共管特种收发报无线电台的要求。7月，苏方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原子潜艇舰队的要求。这两项要求都涉及中国的主权，苏联意在对中国实施控制，因而均被中国拒绝。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两国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工业的技术援助。9月，苏联不顾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解释和劝说，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在声明中有意偏袒印度方面。9月底，结束访美之行的赫鲁晓夫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仅强词夺理地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还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二岛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岛使用武力，毛泽东断然驳回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指责和要求。会谈不欢而散。报复接腹而至：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导致中国建设事业的极大困难和损失。

　　毛泽东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是一个历来不畏惧压力的人，当年王明压过他，共产国际压过他，斯大林压过他，他都以其特有的倔犟与韧劲顶过来了，并且最终冲破了压力，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者。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仿佛有一种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现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他毫无惧色地迎接这场他自己感到的“挑战”，甚至宣布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向全世界作战”。

　　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抗拒：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明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千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接着，他谈起了赶超英国，谈起了破除迷信，那气势同发动“大跃进”时相比毫不逊色。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我们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各种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复杂。说起来，赫鲁晓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早掀起“赶超浪潮”的领导人，而且最旱宣布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时却转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他的批评却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至少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提醒人们注意改造生产关系、发展经济建设的复杂与困难。然而，50年代未60年代初，来自苏联的批评同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理论上的认识分歧和中苏两国关系上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情交织在一起，缠绕不清。而且，这些批评又偏偏同来自西方世界的非难，有某种表面上的相同之处，让入觉得两者有一呼一应的联系。毛泽东没有对这团缠绕不清的“乱麻”作条分缕析的清理，而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连同理论上的种种分歧和它在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统统视作了“挑战”，并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于是，他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又拒绝了至少在客观上有益的批评，维持了他在国内建设上的错误。

　　当然，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计的社会目标模式，是他维护错误更深刻的原因。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再号召“破除迷信”，但他意识不到他本人已经陷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迷信。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还是迷信得那样真诚和固执！

　　1960年，中国继续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年初，舆论认定1960年国民经济将实现“新跃进”。然而，年末，当寒冬夹带着冰雪降临大地时，现实也冷酷无情地把一个更大的苦果抛给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比上年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少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比1959年又下降了9.8％，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大量增加，钢产量增加479万吨，达到1866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基建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积累率居高不下。相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却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每人年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诸肉由102斤降到3.1斤。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少布，政府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表明，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几乎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66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六”字是个吉利的字眼，两个“六”更是吉上加吉，人称“六六大顺”。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房里，眼望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灾情的报告，不要说大顺，就是小顺的感觉也丝毫没有。

　　他的卫士长后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译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译东用手指指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面对巨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复杂，也远为沉重，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弄清导致这场他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未必会因此对“三面红旗”作彻底的反思，他还是在考虑从既定的政策和步骤上有所退却，而调查研究是这却的第一步，当然，退却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严峻现实迫使所致。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历史竟会如此惊人地相似。两年前，也是在庐山，也是在夏季，也是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结果，纠“左”转成了反右，导致了一场国民经济的大灾难。对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心态较为复杂。他对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毫无反侮之意，反倒耿耿于怀，屡屡提及。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8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纠“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但是，对于庐山会议前已经存在、庐山会议后愈演愈烈的灾难，毛泽东又心情沉痛，认为庐山会议的反右打乱了原来的纠“左”步骤。6月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话锋一转，他又说：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个假象，以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其实不是那样。既不否定对彭、黄，张、周的错误批判，又承认庐山会议反右打断纠“左”的失误，这就是毛泽东心态的复杂之处，也是他认识上一种深层的矛盾。

　　这次又要上庐山开会，这次的会将怎么开呢？

　　上山之前，毛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但，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情。⑩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重点在城市方面。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抓农村工作，对农业政策做了较大调整。北京会议时，毛泽东提出：上半年把农业问题安排好，下半年再搞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这次庐山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提议召开的。会议提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会议就工业、财贸、教育等方面的调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这次庐山会议的确未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在宽松的气氛中完成了原定的各项议程。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去，我辩过来，需要。”其实，毛泽东本人心情又何尝不舒畅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这首七绝诗。诗的内容多少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

　　年初以来，毛泽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北上南下，开会调查，先抓农业，现在又抓了工业、财贸、教育，制定了大政方针，部署了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看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并在好转，问题已经不那么大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这样谈到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面对那样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上面这些话的确显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容是从容，却含有某种过于乐观的成份。就政策而言，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已经开始了调整，但不等于实际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开始一天天上升。因为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制定政策的过程时间要长，困难要多，所以政策的制定并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全面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当时的经济生活还远不是“一天天向上升”的局面，工业方面还在继续下降，危机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的估计比实际情况要好，曾使他的秘书田家英感到不安：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 （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同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相联系，毛泽东对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或者换句话说，1961年的这一系列纠“左”的工作，还不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的。

　　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表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及一系列具体做法；一个是深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主体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前者是枝，后者是干；前者是流，后者是源。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就要解决作为本源的深层次问题。认识深层次问题比认识表层次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深层次问题的形成，有久远的历史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原因。就毛泽东个人而言，认识深层次问题要更困难些，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他本人提出来，并且是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

　　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层次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是，他没有去触及作为这两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他甚至仍然维护它们。就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还肯定“总路线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指导思想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执行的过程中。所以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只要在退赔问题上改了，就能成为红旗。就其认识过程而言，在表层次问题上表现了勇气，在深层次问题上则出现了停滞。正是由于认识过程的不彻底，毛泽东才会说“错误就那么一点”。当然，对错误的不彻底认识，还没有妨碍对表层次问题的解决。

　　河北邯郸。

　　刚下庐山的毛泽东在这里召集河北、山东等省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调查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普遍发展高级社以后，特别是普遍建立公社以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生产权和分配权因此不统一，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半年前，河北要求全省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山东提出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广州会议曾议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通过。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依然关注农村工作，其中特别注意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所以去较早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河北调查。

　　在座谈中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毛泽东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对核算单位退到小队的不同看法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三级所有，土地还是放在大队好，名义上归大队所有，实际上还是归小队使用。

　　9月29日，即毛泽东召集座谈会的第三天，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大队，分配权却在小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毛泽东还在信里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随信附去河北邯郸座谈会的记录及河北、山东、湖北、广东等省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他建议各地党委派调查组去农村作调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看究竟哪个办法好。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附了毛泽东召集郴郸谈话会的记录和河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材料。《指示》说：“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在一两个点进行试验，并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1961年岁尾。当冰雪又一次覆盖大地时，毛泽东已然挥去了一年前沉重的感觉，满怀轻松和愉悦。他对中央的同志说，他感觉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毛泽东兴致盎然，禁不住笔走龙蛇，写下《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来。相比之下，陆放翁“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孤芳自赏显得有些可笑，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凄凉抑郁又显得有些可怜。在毛泽东眼里，虽然雪飘四野，冰挂悬崖，但做然怒放的梅花不己透露出春天的信息吗？虽然严冬中梅花独绽枝头，但她不正等待着同粲然烂漫的山花一道去拥抱春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