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项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一九三七年初戏剧性地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

　　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对中国革命基本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

　　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得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

　　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①。

　　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据地”苏联需要和平，共产国际便成了在全世界进行和平宣传的有力机构。

　　这里毋庸进一步赘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争。

　　重要的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未来活动。一九二七年以后，有一段时期，这种活动几乎等于零。俄国在中国的机构封闭了，俄国共产党人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中国。俄国来的财政、军事、政治援助陷于停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大混乱，有一个时期，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是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却在纯粹中国人自己的领导下自发开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俄国的什么赞同，一直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才给予出生后的认可。

　　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不错，有些机构偷偷地恢复了；还派了代表到少数几个大城市中去找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学生继续在俄国留学，然后秘密回来搞革命工作；而且还有一点点钱送进来。但是俄国完全没有办法同中国红色区域发生任何直接的有形联系，因为中国红色区域没有海口，完全受到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过去，中国曾经有过好几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现在却只剩下两、三个，常常几乎与整个社会隔绝，很少有能冒险逗留几个月以上的。以前曾经有好几百万元钱输送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手中。现在流到共产党手中的一次只有一、二千元涓涓细流。以前整个苏联都支持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现在援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共产国际已不能动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庞大资源，只能象一个可怜的继子那样走一步看一步，如果行为稍有不当，就很可能给正式取消继承权。

　　在这十年之中，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实际财政援助，看来是少得惊人。当牛兰夫妇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作为共产国际远东首席代理人而判刑时，警方的完整证据表明，对整个东方（不仅仅中国）的总支出最多不超过每月一万五千美元。这与大量流入中国进行基督教宣传（这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宣传），或者进行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款项相比，可谓微乎其微。这同美国在一九三三年给予南京的五千万美元小麦贷款相比，也是少得可怜。据外国军事武官的报告，后一笔贷款的收入对蒋介石反共内战有决定性的价值。

　　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卖了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弹药给南京，以便摧毁中国苏区，当然没有卖任何东西给共产党。美国军队出借许多军官为中国训练空军，结果炸毁了红色中国的许多城镇，意大利和德国军事教官实际上亲自领导了几次破坏性最大的轰炸，象他们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纳粹德国派最能干的将领冯・西克特将军去援助蒋介石，并派一大批普鲁士军官改进南京的围剿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说什么俄国撑中共，我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了。相反，很明显，蒋介石在近十年内却得到了外国给他而不肯给共产党的重要援助的支撑。

　　也许可以断言，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军事情报专家都无法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打仗时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要少。

　　①参阅斯大林著《论反动派》第518-519页（一九七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注

　　在我离开保安之前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十月九日甘肃来的无线电消息告诉我们，四方面军先遣部队在会宁同一军团的陈赓领导的第一师胜利会师。几天以后，陈赓和一方面军所有重要的将领都在甘肃同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许多其他人，高兴地碰了头。甘肃的东北部分全部落入红军之手，四方面军有一个纵队渡过黄河到了甘肃西北的狭长地带，政府军的反抗已暂时被压下去了。

　　红二五二六二七师会师永平

　　现在所有正规红军都集中在西北，建立了良好的通讯联系。冬服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保安和吴起镇的被服厂。三支大军据说总共有八九万久经沙场、装备良好的战士。保安和整个苏区都举行了庆祝。甘肃南部作战期间的长期悬虑不安的气氛已经结束。现在人人都对将来充满了新的信心。中国最优秀的红军现在全部集中在一大块新的地区里，旁边还有同情他们的十万东北军可以充当盟友，共产党现在认为，南京方面会比较有兴趣来听他们的统一战线的建议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离开以前对毛泽东进行的一次访问，他第一次表示共产党欢迎同国民党讲和与进行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已由共产党在八月间发表的宣言中公布。我在访问时请毛泽东解释一下他提出新政策的原因。

　　“首先是，”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日本日益加紧侵略，它的威胁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其次，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尽管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

　　“第三点是，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这就是中国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考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这种合作的具体方案。我们坚持的团结的基本原则是抗日民族解放的原则。为了要实现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给予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加强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此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抗日救国政府，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团体的政府。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共和国，中国的各苏区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将在自己的地区内采取措施建立议会形式的民主政府。”

　　“这是不是说，”我问道，“这样一个[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会在苏区实施？”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一个政府应该恢复并再次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和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联合苏联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

　　“如果国民党里开展了这样一个运动，”他继续说，“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它，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象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拯救我国的唯一出路。”

　　“提出新建议有没有当前的原因？”我问道。“这肯定地必须认为是你们党近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

　　“当前的原因，”毛泽东解释道，“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屈服于这种要求必然会大大妨碍将来的抵抗，同时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日益严重威胁的反响采取了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式。这两个条件反过来也在南京的某些分子的身上造成了态度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就可以希望实现我们所建议的这种政策。如果在一年以前或早一些时候，用这形式提出来，不论是全国还是国民党就不会有思想准备。

　　“日前正在进行谈判。虽然共产党对于劝说南京抗日并不存多大希望，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有可能性，共产党就愿意在一切必要措施方面合作。如果蒋介石要想继续打内战，红军也奉陪到底。”

　　事实上这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毛泽东在这时也表示――虽然不是作为正式谈话――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作一些改变，以利于“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在这以后的几个兴奋紧张的星期中，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对时局发生重要的影响①。在这个谈话刊出之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南京方面少数几个看到这些宣言的领导人对之也抱深为怀疑的态度。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又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因为要求停止代价浩大的内战和实现和平团结来抵抗日本征服的威胁这一建议，对不论什么阶级都是有号召力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我在红军中间呆了将近四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的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车路程。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象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

　　在中国红军创立后的头五年里，并没有一个外国顾问在那里，而就在这几年里，红军建立了苏区，开创了一个有纪律的革命运动，涣散了敌人斗志和解除了敌人武装，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事实。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与中国红军在一起作过战的外国人德国顾问李德才在苏区出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高位。

　　李德躲在一条内河小船的草席下，经过六天六夜的惊险旅行，才从广州偷渡到红军前线，到了江西苏区首都瑞金。在他到达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是通过无线电交通。在上海有个顾问委员会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对共产党获知敌人方面的重要政治军事动向有很大价值。它的活动显然比蒋介石所能在苏区建立的任何间谍组织效率高得多。

　　但是对于江西红色共和国末期所犯的两个大错误，这个顾问委员会，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认为有责任的。第一个错误，据毛泽东指出，是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义反宁时，红军没有同他们联合起来。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卫上海抵抗日本进攻，毫无疑义地表现出它强烈的抗日革命性质。它被调到福建后，由于蒋介石和何应钦同日本谈判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开始反宁抗日，展开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摧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的运动。它不仅向红军提出休战（十九路军在南京破坏它抗日后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战线的基础上结盟。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十分赞成这些建议。他们准备把主力调入福建，从侧翼猛攻南京部队，同福建叛军组成联合政府，对十九路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产国际不知为什么缘故，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这一主张。当时俄国正开始恢复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刚刚才承认国民党政权，托洛茨基派的论点是，共产国际采取这一路线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对扩大大规模内战，仍希望红军和南京联合抗日，不希望担上在这个时候煽动叛乱的罪名，特别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一种局面，那就是万一红军控制了福建的一个海港就必然会指望俄国提供物资。但是这样的看法却缺少根据。

　　反正不管怎样，后来发生的事实是，红军不但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蒋介石无后顾之忧。于是总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扑邻省福建，迅速镇压判军，红军就此失掉了最强大的潜在盟友。毫无疑问，拥护革命的十九路军的歼灭，大大便利了摧毁南方苏区的任务，蒋介石就立即满怀信心地来从事这项任务。

　　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在南京第五次围剿中的战术防御计划。在以前几次围剿中，红军依靠他们在运动战中的优势以及他们能迅速集中强大兵力和进行奇袭、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主动权的能力。在他们的作战中，阵地战和正规战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战役中，李德坚持改变战术。他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把游击战术降为从属的任务，尽管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一致反对，他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计划。

　　今天来看就很明显，李德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谅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改进了的进攻力量，严重地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中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共产党会比实际情况有利得多。

　　但问题是，李德这个孤零零的一个外国人，怎么会有足够的影响，可以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整个军事委员会、政府和党的判断之上呢？这委实是件十分独断独行的事。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在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任俄国红军的师长，曾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作为一个德国人，共产党也尊重他对冯・西克特将军向蒋总司令提出的战术的分析（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信任是正确的。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是个心灰意冷、饱经沧桑的前普鲁士军官，在他骑上马同红军一起出发长征时，也是个变得聪明了一些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当时他的地位已降到极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们都已埋葬了过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在江西应负的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他成了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重要借口。他成了一个骄横跋扈的外国人，害群之马，替罪羊；能够把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他，总是使人感到宽心的事。但是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无论如何，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况就谈到这里为止。在以后的两年中，红军几乎与自己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党员都完全断绝了联系，共产国际的活动主要只限于在《国际通讯》中刊登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惊的报道。一天到了几期《国际通讯》时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党中央委员会那位美国留学的书记洛甫来不及打开来看。他随口提到他几乎有三年没有读到《国际通讯》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还在红军的时候，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情况的详尽报道最后才传到中国的红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举行的。就是这些报道第一次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得到充分发挥的论述，在以后几个月令人兴奋的时间里，西北即将发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个东方，就是这种策略对他们的政策将起指导的作用。共产国际就要再一次在中国的事务中发挥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响革命的发展。

　　不过我又得在北平从侧面来观察这一事件。

　　①斯诺先生在本书再版的时候曾表示该节内容有误并主动删除，本书保留。

　　我从红色中国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与蒋介石总司令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现在不仅是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而且还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总理的职位。

　　我在上文①已经介绍过，东北军原来是被派到五、六个省份里去打红军的雇佣兵，后来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为一支受到它的敌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号的感染，相信继续打内战没有意义，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军队。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他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们赶出老家东北，凌辱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要从日本人那里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同南京当时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东北军对抗日的红军越来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这种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将军领导反宁，他们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对南京政府的“亲日”不抵抗政策为基础的。在经过几星期在战争边缘上徘徊以后，终于达成妥协，但这个事件对全国抗日运动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内地有几个地方的愤怒群众打死了三、四个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硬抗议，要求道歉、赔款、新的政治让步。看来很有可能再次发生一场中日“事变”，继之以日本侵略。

　　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韦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 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②

　　韦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的意义时说：

　　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在他的发言中）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仅次于蒋介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

　　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作好准备容纳一百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③”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蒋介石在十月间到西安一行以后，有一点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战争中，东北军已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总司令在与东北军将领的谈话中可以察觉到大家对他的新攻势毫无兴趣。张学良的一个幕僚后来告诉我说，这次少帅正式向总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此事。”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同俄国合作。

　　总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阳的大本营，监督这次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师兵力。到十一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十多个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

　　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南京军队有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决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两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

　　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十四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情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④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

　　“最近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信奉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

　　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吧？’

　　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①

　　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亚诺伯爵颇为友善。他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日本呢？难道德日条约事先没有通知蒋介石并征得他的同意吗？有谣言说他是同意的。

　　接着，也是在十一月里，传来了胡宗南著名第一军失利的消息，该军二十一日在红军手中吃了大败仗。胡宗南将军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术家，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几乎毫无阻碍地向甘肃北部挺进。红军慢慢后撤，除了小规模遭遇战外，避免交锋。但是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向南京军队宣传“统一战线”，设法说明他们停止进攻，发表宣言声称红军不打抗日的军队，要求敌军参加他们共同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种宣传后来证明极为有效。

　　但是胡将军认为红军已经完蛋了――软弱、害怕、没有斗志。他轻率地继续推进。红军继续后撤，几乎撤到了河连湾。这时他们决定不再后撤；需要给敌军一个教训。需要给他们看到统一战线也是有牙齿的。他们突然掉转方向，巧妙地把胡宗南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黄土山谷，到黄昏时，空袭停止，他们就加以包围，入夜后发动正面奇袭，左右两翼并有刺刀冲锋。气温低达零度，红军没有带手套的手指都冻僵了，拔不掉手榴弹的雷管。他们许多人就把木柄手榴弹当作棍棒挥舞攻入敌军阵线。一军团带头进行猛攻，结果全歼敌军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批步枪机枪，政府军有一整团投诚参加红军。胡宗南将军慌忙后撤，在几天之内就把过几个星期中“收复”的地方全部丢失了。他坐下来等待总司令的增援。

　　东北军一定在窃窃暗笑。这不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红军不是比以前更有力量了？这次新围剿旗开失利不是说明围剿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在哪里？仍在打红军。那么日本呢？占领更多更大块的中国领土。但是顽固的总司令因为最精锐的部队蒙此大辱，羞怒之下申斥了胡宗南将军，只有更加坚决地要摧毁他的十年宿敌。

　　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在西安飞机场从座机上下来时，所踏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时局舞台。

　　与此同时，在这个舞台上的左右两侧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杨将军的军队大约四万人，对继续打红军，比东北军更没有劲。他们认为这是南京的战争，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拚自己的命去打红军，红军许多人跟自己一样是陕西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也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的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这一切情况，行政院长兼总司令肯定已经知道一二。他在西安虽没有正规军，但在几个月以前宪兵三团――即蓝衣社的所谓特务团――的一千五百名人员在他的侄子蒋孝先将军的指挥下开到了西安，后者曾经诱捕、监禁、杀害激进分子成百上千。他们在全省设立了特务网，开始逮捕、绑架所谓共产党学生、政工人员和士兵。省城警察是南京任命的省主席邵力子掌管的。由于少帅和杨虎城在城里只有随身警卫人员，没有驻防军队，总司令在那里实际控制大局。

　　这种情况也促成了另外一个事件。蒋介石到达后两天，十二月九日，好几千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队伍向临潼进发，去向总司令递请愿书。邵主席下令驱散队伍。警察在蒋介石的一些宪兵协助下殴打了学生，一度还开了枪。两个学生受伤，正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面干涉，制止了殴打，劝说学生回城里去，答应把他们的请愿书交给总司令。蒋介石盛怒之下，申斥张学良“不忠”，企图“脚踏两头船”。蒋介石后来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近因。

　　总司令的整个参谋部和他的个人警卫这时全都在西安府同他一起。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总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新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剿匪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十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十二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⑥。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明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这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作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十七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

　　①见本书第一篇《汉代青铜》。

　　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纽约太阳报》写。

　　③见蒋介石日记。

　　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西安府公布。

　　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府《西京民报》所载的一篇讲话。

　　⑥蒋鼎文将军已被任命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部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