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次用大脑去探索新的可能性的机会。“二・七大罢工”的教训，就是工人阶级不可能独自打开通往权力的路，这第一次引导他去考虑其他的选择：军事路线，这一点他已在2月份与马林讨论过，并且在几个星期后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再次提起，他号召创建“中央集权的国民革命军”；农民路线，这包含要动员中国为数最多的、大量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人。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推测，因为共产党选择了“统一战线”的路线。不久后的中共三大召开，毛加入了国民党，他付出了后来一年半的时间试图使统一战线成功。
1927年4月12日凌晨4时刚过，上海市西区的上空回响着黄浦江上轮船的悲哀的汽笛声。这是国民革命军的信号，他们在千名“工人纠察队”的支持下，开始默默无声地进入上海工人阶级集中居住的南市与闸北，包围了那里的共产党大本营，那些“工人纠察队”都穿着统一的蓝色斜纹布制服，戴着白色臂章，臂章上有“工”字符号。为了推进他们的工作，市政委员会已经批准国民党司令官白崇禧的人可以自由地通过外国租界。
天刚拂晓，预定的进攻开始了。那些“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青红帮的人，青红帮是统治上海黑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毫无准备，被缴械，被击败。只是在总工会指挥部与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室，那里贮存了一些武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能在那儿设路障，进行顽强的抵抗。将近中午，部队停止了机枪扫射与野战炮轰炸后，那里的抵抗也被击毁。“要说共产党的力量被摧毁了，或许太过分一点，”《时事》杂志的记者报道说，“但是共产党确实受到沉重的打击。”英国军官指挥的市内警察估计，四百多人被杀，更多的人受伤、被捕。
第二天，身为当时上海共产党最高领导的周恩来，命令全市总罢工，罢工使上海许多事情处于瘫痪状态。约一千名工人，包括在纺织厂与制造厂工作的女工与童工，游行到龙华司令部，并递交请愿书。后面发生的事情，借用《北华先驱》的大字标题来表达:“闸北可怕的战斗，共产党的妇女与儿童在第一线……然而，士兵开火了。”报纸报道说示威者没有武器;军队在几码远的射程内以独一无二的排枪扫射的方式开火。二十余人当场死亡。二百多人在逃跑时被射杀。目击者报告，死尸被装进运货的大卡车运到公墓去埋葬。那以后，就没有更大的示威活动了，蒋介石与他的伙伴坚决地夺回了他们的统治。
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为什么不抢在蒋介石动手之前起义，这几乎无法理解。问题一部分是因为斯大林，他一直坚持联合战线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下去。斯大林认为，在统一中国与削弱莫斯科的敌人方面，国民党比共产党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因此，一定要维护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斯大林的中国策略是现实政治(强权政治的委婉说法)而不是革命。他蒙蔽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则蒙蔽了中国共产党。
整件事还没完。甚至于因为考虑到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竟让他们自己以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被哄骗。在上海“四一二”政变前整整一个月，蒋介石已明确地改变态度，要反对他们的迹象越来越清楚，他们对此故意闭上眼睛。事情在3月中旬就开始了，当国民党的三中全会重申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这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内部发出试图夺权的信号)的时候，一场致力于反对左派的、有计划的暴力活动，就在蒋介石势力控制的全部地方发展了。从遥远的四川重庆到沿海的厦门，无论哪里，步骤都是一样。暴徒都是从秘密社团(通常都涉及到青红帮)征募来的，当军队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作为后补力量接替，暴徒们击败左派群众组织，新的“中间派”组织就仓促地开始替代他们。
另一些力量也开始活动了。国民党左派统治下的汉口，已经发生了经济灾难。工人纠察队迫使数十家中国银行关闭。商业贸易处于停顿状态。那些富裕的中国金融家与实业家，正神情不安地注视着上海这个当时被称为“红都”的城市，对他们来说，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们的例子，要尽力回避。如果那还不够，3月份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是由共产党执行者冷酷地控制的―――伦敦《时代》杂志称他们为“穿礼服的持枪歹徒”
―――并且显示出共产党政府可能在警告什么的迹象，这给人留下了极其可怕的深刻印象。
在外国社会，也由于列强的行为在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渴望中得到的是有关堕落行为的可怕的报道。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描绘了共产党怎样由于所谓的“共妻”，把选来的妇女排成“裸体队伍”在汉口的大街上前进，她们都有“雪白的身体与完美的乳房”。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一个美国传教士在推论的时候担心，“如果不制止布尔什维克这只疯狗……而允许它越过大海来到我们所热爱的美国”。另一个驻外代表回忆：“一种担惊受怕的心理控制了我们。我们都害怕被自己的仆人谋杀。事实真相是，最初的真正的警告来自于小男孩、苦力与保姆，他们不断地重复说‘问题太多―――最好到日本去’。”
3月24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那些担心上升到顶点。那天，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的时候，士兵们抢劫了美、英与日本领事馆，并且向一队等待疏散的外国人开火，打伤了英国领事，打死了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意大利神父与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人们称之为“南京事件”，它使西方国家相信，到他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于是，到4月初，列强各国与上海的资本家共同寻找办法以阻止事态进入无政府和无序状况。每个外国人嘴上挂着的问题都是蒋介石这个国民党总司令，还是哪个明显地对共产党事业有保留的人，能对事情做出回答。《北华每日新闻》上写道：“蒋介石站在十字路口。他……现在（是）共产党占领的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惟一保护人……但是，如果蒋司令要从红色恐怖中挽救他的同胞，他就必须迅速地、不屈不挠地行动。他能证明自己是个有行动、有决心的人吗？……或许，他也会与中国一起在红色灾难中走下去吗？”
答案在这时候来了，并且很狡猾地让人搞不清楚。上海的中国商业团体秘密地给了蒋300多万美元，作为“贷款”的首期支付款，那笔贷款估计在1000万美元至2500万美元之间，可以清楚地了解，那笔钱是用于蒋抑制共产党。4月6日，北京列强各国的一些代表委托北方政府，其实北方政府由凶残的反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他派出中国警察进入使馆区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当时许多共产党领导，包括李大钊，都在那儿避难。天津的苏联领事馆也被搜查。在上海，卫兵们被安置在苏联领事馆，由于有命令，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入，除了苏联官员。青红帮领袖杜月笙，他的忠实的朋友“黄麻子”黄金荣，早在十年前就帮助过蒋，那时候，蒋还是上海的一个年轻职员，现在，黄金荣组织了“共进会”，为正在进行的对抗提供了所谓的“工人纠察队”。那段时间，上海邻近各市，从福州到南京，反共镇压的宣传连续不断。
甚至在所有这一切以后，斧头最后落下来的时候，“革命的保护人”，借用一句同时代观察员的话，“还是没有觉察”。他们不仅没有一点防御准备，而且汪寿华没有丝毫怀疑就接受了杜月笙请他4月11日晚上去共进晚餐的邀请，汪寿华是共产党的共产劳工委员会与上海总工会的主席，也是一个引起争论的上海市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那天晚上，他刚一到达约定地点就被勒死，他的尸体被抛进荒郊野外一个浅浅的坟墓。
问题不是分析失误。还早在1月份，共产党中央局就已提出警告，如果发生“外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或国民党中间派联合”的情况，就要出现“极其危险的处境”。但是，蒋总司令以如此完美的技巧，假装自己已转变态度，除了他自己的内部小圈子，没有一个人能猜出他的真正目的。外国人与共产党都同样被他迷惑住了。3月初，《北华每日新闻》正在为蒋拒绝站在“真诚的反共”立场而悲伤的时候，中央局继续相信一些省里出现的对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进攻都是反动分子零零碎碎的尝试，而他们的行动不是蒋介石支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1927年，共产党是如此热衷于与资产阶级联合，它不能想象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
汉口，4月12日，毛出席了新的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会议，度过了这个上午，委员会正试图设想一种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不分配支持国民党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毛在湖南经历了那些事以后，依然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并坚决主张一种根本方法：让农民自己采取行动，通过拒绝付地租―――后来就可以合法承认土地归农民所有。他与瞿秋白正在为中共五大草拟类似的建议，五大后来就在那个月月底召开了。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纳伦德拉・巴塔查尔亚)罗易，刚从莫斯科到达武汉，他比鲍罗廷更赞成土地革命。汪精卫这时也在汉口，陈独秀在赴汉口的路上。
那天下午，当无线电播出来自上海的第一条紧急通讯的时候，所有这些认真设想的希望全都轰然坍塌。
接下来的六天，共产党中央局几乎在连续不断地开会，莫斯科的两位顾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由陈独秀支持的鲍罗廷建议“战略撤退”，包括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严格制止农工运动，并在唐生智的指挥下立刻重新开始北伐。他提议唐生智与在河南的冯玉祥将军会合，冯信奉基督教，现在正接受苏联的物质援助，二人联合发动一次反对张作霖北洋军阀的行动。一旦张的部队被击败，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对付蒋介石，并复兴临时停滞的革命运动。罗易认为，这是“对农民、无产阶级……与群众的背叛”。他声明，中国革命“要么就作为土地革命来进行，要么就根本不作为土地革命来进行”。到北方去意味着“与真正的反动势力联合，这些反动势力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背叛了革命”。他断定，鲍罗廷的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共产党必须拒绝。
这场争论把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中内在的基本矛盾公开了。是工农放在第一位？还是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放在第一位？
争论继续激化的时候，收到了周恩来与上海的其他领导拍来的电报，他们主张第三种选择。
他们说，蒋介石的军事状况还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强。如果唐生智向南京进军，并采取“果断的、惩罚性的行动”，蒋的部队是可以击败的。另一方面，如果继续优柔寡断，蒋就会巩固他的位置。瞿秋白支持上海领导的意见。陈独秀又提出了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一个主意，即向西北前进，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谭平山与张国焘希望南进，夺回广东国民党的老根据地。
所有这些讨论的无效与共产党的无能，都在下一个周末表现出来，中央局最终认可了罗易的立场，并且发布决议宣布了那一点，说在这时候继续北伐是“对革命有害”―――――仅仅是发现了这一点，而这时候，汪精卫在鲍罗廷的唆使下，宣布了紧要关头的再次北伐。
毛没有参加那些会议。他的职务太低(甚至还不是中央委员)，自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题上他与陈独秀意见不同、关系恶化以来，陈已拒绝与他一起讨论任何事。但他是赞成罗易的观点的。
毛与一些年轻的左派、一些年长的、更保守的国民党官员组成的小组一起在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里工作，试图为重新分配土地制订方案，让这一方案在执行中可以满足所有不同阶级的利益，他就这样度过了1927年的4月。制定土地重新分配方案的关键问题是，大面积的土地到底怎样再分配？对所有的私人土地，都像毛建议的那样全部充公？还是只限制他们占有30亩，比毛的父亲当年占有的多一点？或者是像那些年长的代表们提的那样，超过50亩或100亩的土地充公？最后，这些都证明了是无意义的行动，因为毛起草的方案中的对土地限制的说法，土地委员会最终建议的东西，都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场置于一边，认为它可能会扰乱军心，许多军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
毛的努力在共产党内的遭遇也没好到哪儿。在中共五大上，他所起草的要求所有的土地充公的提案，没有讨论就搁置一边，口头上说得好听，是以“土地国有化”原则来推辞，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禁止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这一托词也是无意义的，而“小地主”也是一个界限很不明确的概念。
到这时候，毛再一次“(对当时党的政策)非常不满意”。感情是相互的。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他勉强被选为候补委员，在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排在第30位。一星期后，重组共产党农民委员会的时候，由于瞿秋白的关系，他得以担任农委书记一职，瞿秋白这时被提拔到新的政治局常设委员会中(这就是以前的中央局)。毛留住了他的中央委员，并继续为全国农民协会工作。但是，他要开展遍及全国的农民运动的可能性，就像他从(湖南)回来后所写的，“如此迅速，如此激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压制它”的农民运动，这一可能性看来遥遥无期。
这时，来自其他省的接连不断的坏消息已逐步变成进入流血阶段。
在广东，国民党右派将领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他们逮捕了2000多名共产党可疑分子，并大批处死。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区，发动了“清党运动”，肃清共产党员。在北京，李大钊与在搜查苏联大使馆时与他一起被捕的19个人一起，被张作霖下令绞死。
5月初，只有湘、鄂、赣地区仍在武汉政府的控制下，江西省省长朱培德，是汪精卫的长期伙伴了。
更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工人运动的战斗精神已经使一些城市处于无政府状况。汉口、汉阳与武昌已有30万人失业。外国居民也从1500降到1300，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困境，用《时报》的大字标题“汉口的红色恐怖”的报道中的句子来描绘:
政府现在完全是共产党掌握，商业买卖是不可能的，工会与纠察队员控制了城市，当士兵们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倾向时，英国（公民）出现在大街上是不安全的，一些商行的老板现在成了暴民暴力的特别对象，一些人在街上在刺刀下被追逐。
当广东、上海的中国银行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停止与武汉交易的时候，事态就变得更严重。税款征集停止了;政府印发钞票没有税收支撑;日常必需品从商店里消失了。4月份的时候，甚至就有粮食短缺的担心，因为湖南的革命当局痛恨粮食输出，试图压低粮价。
经鲍罗廷的坚决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一条禁令，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自发的罢工，宣布了工人运动必须遵循的革命纪律，以及稳定货币、调整价格、为失业人口提供救济的具体措施。
这时候，军事平衡的天平开始倾斜。唐生智的部队已经北上，与河南的冯玉祥的新国民军会合。但是，惟一的基干警卫部队还留在后面的河北，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查清武汉防御情况的机会。5月中旬，国民党驻宜昌的司令官夏斗寅叛变革命，投靠蒋介石，他率先带领2000人的部队，由武汉上游200英里处的宜昌出发，向汉口进军。由于蒋介石的怂恿，另一些将领表面上忠于武汉，背后却在调遣他们的部队。5月18日，武汉政府得到报告，夏斗寅的先遣部队距武昌只有几英里了。店主们关门闭户，过河的轮渡停止服务。共产党员叶挺其时为代理卫戍司令，他集合了几百名部队干部与军校学员，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要求毛动员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400名学生，这些学生每人发了一支老式来复枪，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在市内大街上巡逻。
第二天上午，叶挺临时集中的部队出发，夏斗寅被击败。但是，他已点燃的战火就不容易熄灭了。
在长沙，到处流传着有关武汉沦陷、汪精卫逃跑、鲍罗廷被处死的谣言。已经到那年春天了，派系斗争的倾轧在左派与中间派之间无节制地呈螺旋形上升。4月，几个与国民党右翼或外国团体有联系的当地名人，包括叶德辉在内，被逮捕并枪毙。叶德辉，是个年老的首要的保守主义的学者，他曾帮助唆使了1910年的粮食暴动，那次暴动深深地印在当时还是孩子的毛的脑海中。现在，各种冲突在士兵与农协积极分子之间突然爆发。5月19日，唐生智的副司令何键的亲生父亲被共产党的游行示威者痛打。
两天后，1927年5月21日，旧历的马日，长沙卫戍司令许克祥做出酝酿多日的决定，发动了马日事变。
湖南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喜欢他们的长沙国民党同事，六个星期以前，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在计划什么的风声。但是，他们控制的3000名工人纠察队只是以木棍、梭镖为武器，出现冲突就不能够应急了。那天下午，共产党领导发放了应急资金，女人和孩子送到了安全地点。晚上11点，出现了第一声枪响，以后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妻子是这样写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我听见从农协指挥部那儿传来的枪声，机枪与来复枪的枪声……我们待在屋里的每个人都起来了，静静地坐在祭坛式的屋子里，大家都很害怕。我把六个月的男孩抱在膝上，他正在我胸前吃奶，但是他吸不到奶水，哭了又哭。”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据估计，长沙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万余人被杀害。每天的黎明与黄昏，一批批共产党嫌疑犯被带到长沙西门外的老刑场被处死。另一些同志死于一场由农民自卫队发动的半途而废的暴动。那场暴动本来由中共湖南省委命令在5月31日开始，可是到最后时刻，汉口来了取消暴动计划的命令，两批正在赶往长沙与湘潭的人没有得到改变计划的消息，他们被杀害了。
保守分子的镇压活动从湖南扩展到湖北，夏斗寅的叛军横冲直撞，在农村杀死了数千人。在江西，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土豪劣绅的复仇风暴一触即发。在整个中原地区，白色恐怖代替了红色恐怖，作为地主武装的“民团”，他们对那些敢于起来反对他们的农民采取了极其可怕的报复行动。毛报告说，那是由于6月中旬准备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原因：
在湖南……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更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在湖北各县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趋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
在湖南醴陵，到大屠杀停止时，已有8万人被害。茶陵、耒阳、浏阳与平江四县，将近3万人被害。这次大屠杀甚至远远超过了十年前张敬尧的军队劫掠湖南时所做的任何坏事。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
马日事变与它的极其可怕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的转折点。张国焘后来写道:“共产党从这血淋淋的教训中学会了‘只有武装的军队，才能战胜被武装的军队’。”
但是，那是事后诸葛亮。共产党在当时的反应是迟钝的、混乱的。马日事变的消息一开始传到武汉时，共产党那时仍在议论夏斗寅叛变失败一事，并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一定要阻止农民运动，以防类似的事情以后再发生。实际上，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5月25日最早的反应是，农民已经由于他们那种无节制的行动导致自身受害了。第二天，经汪精卫同意，鲍罗廷作为国共联合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带领委员会动身去长沙，试图证实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离开武汉的时候，毛代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发出电报给中共湖南领导，要求他们“要忍耐，等待政府官员，以便避免更大的冲突”。这个调查委员会永远也没有到达湖南，它到达湘鄂边境时就被打发回来了(据说是由于许克祥发生警告，如果委员会再继续往湖南前进，就要杀死全部委员)。只是到这时候，中央委员会才向国民党领导呼吁，要求解散许克祥的“暴动委员会”，派军队去长沙讨伐许克祥，讨伐队由唐生智率领，这时，唐生智还被共产党看做同盟，共产党还要求提供武器给农民，使他们可以保护自己。这些要求没有一条得到满足。
5月底，毛要求政治局派他到湖南去帮助重建那儿的党组织。十天后，他被委派去湘潭，组织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他自己被任命为书记。但这个决定几乎一做出就立刻被取消了。然而，从6月初开始，毛已一天天地承担起处理湖南工作的责任。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的努力有些成效，他以一些声明与指示来调和党的一些要求，就是把农民引到坚决防御的路线上，他坚决主张的就是以农民的合理的“暴力抵抗办法”坚定地保卫自己。
与此同时，另一个打击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到处于困境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斯大林一直忙于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这斗争已超过了他对中国突然发生的灾难所应具有的责任心。作为一种结果，共产党由于他自身的一些事情被保留下来，继续前进。但是，在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不常见的守口如瓶的全会以后，一封电报到达汉口。斯大林在电报中通知中央委员会，要他们开始执行更强硬的路线。他们必须“尽可能以一切办法”促进土地革命。一些过火行为要由农协自己来处理。国民党必须成立一个革命法庭，严惩那些继续与蒋介石联系的或是继续用他们的军队来镇压群众的人。“劝说是不够的，采取行动的时间到了。”斯大林宣布。“流氓必须受到惩罚。”“在为时还不太晚之前”，要动员“湖南湖北的2万名共产党员与5万名革命工农”，以便“立刻肃清那些不可靠的将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需要输入新鲜血液。必须要从农民与工人阶级中选拔勇敢的新领导，使某些现在正在“犹豫妥协的老领导”坚定信心，或者把这些老领导赶出去，让这些勇敢的新领导代替他们。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电文读出来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啼笑皆非”。陈独秀后来写道，这像是“一派胡言”。甚至连鲍罗廷与魏金斯基也都认为“无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这不是斯大林想错了。一年前，共产党领袖曾向莫斯科请求援助5000支枪，来武装广东的一支独立的农民军队，但是请求被当场拒绝，理由是这样或许会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怀疑。毛与蔡和森曾长久地争论过，认为在农协内部可以有自己的武装，采取暴力行动，而不是依靠外部的军队。问题在其他地方，不仅是斯大林的新指示来得太迟，而且斯大林对革命运动中双方力量的评价太脱离现实，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无论是国民党左派，更不必说共产党，他们都无权惩罚那些“不可靠的将领”。共产党也无权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此迅速地向右转变，共产党竭尽全力在保持统一战线的完好无损。
在这关头，罗易希望这份电报能激励共产党更有力地支持农民运动，他把事情揽到自己手上。
没有与鲍罗廷，也没有与中国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商量，罗易就把电报拿给汪精卫看了。他的动机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但是与斯大林一样，这表示他也错误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他相信共产党的支持对汪精卫来说仍然很重要，莫斯科对国民党所寄期望的破灭，使他震惊，以至于采取了更激进的政策。执行激进政策时，其结果明显地颠倒过来。汪精卫决定结束国共合作。第二天，6月6日，汪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南京，他要为国民党右派最后和解做试探。
罗易的大错促进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共产党试图驾驭的这两匹狂奔的马―――农民暴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数月来已被撕扯开来。甚至于不用他动手，马日事变已经发出了最后分裂的信号。
6月15日，陈独秀将中央政治局对斯大林指示的反应电告斯大林，对苏联领袖处理共产党即将来临的厄运这一事情明显地表现出毫不隐藏的恼怒。陈独秀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解释：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90%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
对苏联领袖的指示，只有一条陈独秀没有给予直接回答，这一条就是创建“你们自己的可靠的军队”。这不是意外之事。就是在5月26日，收到斯大林电报之前一个星期还不到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仍然坚持要避免武装斗争；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放弃5月31日进攻长沙的原因。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无论怎样延误，最终还是要严肃地讨论建立一支独立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问题。
斯大林的电报在当时激起了争论，但过后很长时间将它置之脑后。实际上，他的电报的永恒的意义在于他从此播下了建立共产党军队的种子，数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
陈独秀把政治局的反应电告斯大林的时候，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秘密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其时，周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书记，军委制定了下一步行动的详细计划，决定派出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深入湖南各地，去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以反对许克祥的军队。这些代表出发前不久，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毛告诉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并“以武装暴动坚持革命斗争”。这种计划明显地表示如果武装暴动成功，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队，就会成为斯大林所号召的“可靠的军队”的核心。
6月24日，毛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他立刻动身去长沙看望在连续不断的镇压中可能幸免于难的同志。几天后，他告诉衡山的一些幸存的共产党与青年团干部，犹豫徘徊的时候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以牙还牙”。
但是正如毛所说的，这是共产党先发制人的计划。
汪精卫与苏联之间的公开分裂迫在眉睫。苏联顾问们已经看见预示联合战线失败的征兆，开始平静地整理东西撤离。不仅是汪精卫在动摇，莫斯科的其他门徒冯玉祥也已改换门庭，现在站在蒋介石一边，交换条件是蒋一个月付他200万美元的津贴。
阴郁的悲观情绪笼罩了中央政治局。据蔡和森回忆：“（我们都）漫无目的地彷徨，看来意志消沉……都不能……在任何事情上取得一致意见。”
绝望的迹象出现了。6月23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警告，即“国共合作立即分裂意味着要立刻肃清我们共产党”，并且打算制造新的“五卅事件”，像那次事件在1925年把中国置于战火之中一样，“领导我们走出这危险的转折时期”。罗易阻止了如此疯狂的冒险行动，他认为这是“左”倾盲动。他严厉地告诉共产党领导：“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正在变为一种真正的迷恋，迷恋于每件事上必须做出牺牲。”罗易的警告没被理睬。6月30日，共产党以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尝试避开了最后的崩溃瓦解，政治局通过了一项胆怯的决议，重申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把工农组织―――包括农民自卫队―――都置于国民党的监督之下，约束工人纠察队，限制罢工要求。
几乎在同时，毛接到紧急命令，要他放弃湖南暴动的计划，立刻回武汉。鲍罗廷显然已经断定，与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的危险超过了任何可能得到的利益。
7月4日，星期一，毛与柳直荀，即现在已经被取消了的湖南省农协主任，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试图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残存的会议记录表明，中共领导想抓住最后一线生机。讨论多次涉及到唐生智与他的部下何键将军之间的关系，许克祥现在是何键麾下的军官。何键公开反共，唐生智现在迅速地向右转。但是会议仍然相信，用毛的话来说，就是“促成唐生智与何键分化，拉唐反蒋”或许是可能的。这完全是如意算盘。到1927年7月，共产党已经在所有的事情上完全失去了行使任何政治影响的能力，在共产党领导的内心，他们都清楚这一点。
他们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他们与当地的农民自卫队一起做什么，农民自卫队在被迫放弃暴动之前就已集合起来了。蔡和森建议“上山”并且发动起义。李维汉不同意，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可能成为盗匪活动。李建议，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官方认可的地方和平保卫部队。他又增加说，如果不可能那样的话，那他们就要藏起他们的武器，慢慢等待。陈独秀坚持，农民只有在接受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训练以后，才可能成为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毛概括了：
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次讨论拖延下去，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在毛与蔡的脑海中，正在形成未来策略的萌芽。
就在他们谈论的时候，无论如何，事态正趋于结束。
斯大林不满意陈独秀6月15日的电报，到了7月的第一周，如果不算太早的话，他已决定陈独秀必须下台。罗易与魏金斯基被召回莫斯科，7月1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斥责中共领导拒绝苏联的劝告是“不切实际的”。两天后，陈独秀交了他的辞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位成员―――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与张太雷―――他们组成的临时常委会建立起来，与鲍罗廷、瞿秋白同时监督中央的日常事务，瞿秋白被指定接替陈独秀的工作，陈停职到庐山去考虑共产党的选择。
第二天，7月13日，新的党中央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痛斥“背叛劳苦大众”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但这项宣言没有立刻发布。7月14日、15日两天，国民党左派领导也召开会议，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议案，进一步限制共产党的作用，这实际上相当于排除共产党的措施。最后，7月16日，国共双方发表声明，公开做出决定。
借口并不完整。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说，联合战线与“进步的国民党左派分子”一起继续存在。实际上，无论如何，联合战线是结束了。在几小时内，何键的部队占领了工会，并围捕共产党嫌疑分子。毛与其他的共产党领导都隐藏起来了。陈独秀乔装打扮，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的苏联顾问也离开了，鲍罗廷是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国民党要人由汪精卫领头，在汉口火车站集会，给予他礼节性的欢送。他登上机车，穿越戈壁沙漠，在筋疲力尽的长途旅行之后到达西伯利亚。莫斯科对中国的影响，斯大林为此而花费的数百万金卢布，现在都已化为灰烬。
1927年年底，国民党左派也崩溃瓦解，汪精卫又跑到欧洲。到20年代末，蒋介石又控制了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
但是，所有这些还是后来发生的事。在1927年7月的沉闷的酷暑中，杨开慧与她的三个孩子最后一次回到长沙。联合战线结束了，共产党的革命则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