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①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像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则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②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边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③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切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

　　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和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毛泽东和斯诺在一起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或者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④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却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占领陕北延安（肤施），迁都到了那里。

　　②彼得・弗莱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书中似乎大大地传播了这一谣言。

　　③参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伦敦劳伦斯书店出版）。其中包括苏区临时宪法，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的说明。又可参阅《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伦敦）。

　　④一译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译注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九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再译成了英文，经过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

　　我在搜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复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二十六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努力工作，领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小米和面条。

　　毛泽东开始回答我提出关于共产党对日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

　　“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象日本这样的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是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我问。

　　他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我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

　　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末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①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末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

　　问：“你对这样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看法？”

　　答：“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外国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确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作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的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此外，也同样很清楚，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夺取菲律宾、暹罗（泰国）、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将把这些地方作为它的战略基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系，独占南太平洋各个海面。这些行动都包括在日本海上战略计划中，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计划。而且这种海上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上战略相配合的。

　　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冲而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将不可能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看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要比国民党的军队少十倍或二十倍，他们在装备上也胜过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得到外界物资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它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它的力量？

　　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却是无法动弹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会有比红军对国民党斗争时候所能利用的更大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的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中国，一块有一万万，或者甚至二万万人口的地方，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旧有很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

　　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仅够供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他们也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武器和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国民党手中来装备它现在的部队的：九年以来，国民党成了我们的‘军火运输队’。如果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那末，运用这种战术来取得我们的军火的可能性就更加无限了！

　　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危害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

　　因此，文体中心点又要归结到全中国人民的动员和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共产党从一九三二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

　　问：“一旦发生中日战争，你想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在日军一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就不可避免地马上要开始发生了。”

　　问：“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这场战争，是否会来帮助中国？在怎样的情势之下，才有这种可能？”

　　答：“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不顾远东的事态。它不能保持消极被动。它是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同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呢？我们认为俄国会采取后一条途径的。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需要跟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联盟时，苏联一定将首先来和我们握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的事，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同英、美一样不能保持中立。”

　　问：“中国人民的当前任务是夺回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失地，还是只将日本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

　　答：“中国的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问：“在实际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跟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呢？在对外战争中，所有的中国军队，是必须放在统一指挥之下的。如果最高军事会议有红军代表，红军是否愿意遵守它的政治和军事的决定？”

　　答：“是的。只要它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全心全意遵守这样一个会议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了得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允许或命令之外，不开入也不进攻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区域？”

　　答：“是的。我们的军队当然不会开入抗日军队所驻扎的任何区域的――我们在过去也不曾这样做过。红军决不会乘机利用战时的情势。”

　　问：“共产党对于这样合作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答：“那就是坚决地、断然地坚持对日本侵略进行抗战。此外，它还要求遵守我们在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的宣言中所提出的各点。②”

　　问：“怎样才能最好的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制可并没有完全成功――譬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就是如此。还有，北平、上海和其它各地虽有严重的镇压，但是学生却仍开始把自己组织起来，有了政治上的准备。但是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的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

　　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获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也同样的从日本压迫者的手中，获得了行动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的、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比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在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化费不赀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的广大，因此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进行运动战，这对像日本这样行动缓慢的战争机器有致命的效果，因为它为了对付后方的袭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如果在一条狭隘的战线上集中重兵、竭力防御一二处要镇，那就完全丢掉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战术有利条件，而重蹈阿比希尼亚的覆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

　　阿比希尼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纵深战线，使得法西斯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对不机动的集中兵力进行袭击，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机伤害。

　　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创建、指导并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大量的游击队。东三省的这种类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抵抗力量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愁得要死。

　　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必须重兵驻守。

　　战争的进行中使中国有可能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跟日本军队作阵地战，利用堡垒和深壕了，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一定会大大的改善，而且还有与外国的重大援助而加强起来。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

　　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决定战争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战略根据地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将日本占领军赶出中国。

　　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对兄弟一般的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纪录的时候，它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娥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支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一个约会要参观红军大学――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诚意”，这个地方大概是最合适不过了。

　　①共产党这时已“正式”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了，因为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在江西发表的一个文告中这样宣战了。国民党扣压这个文告的发表。参看《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6页（一九三四年伦敦）。

　　②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给国民党的几个宣言中提出过这几点。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作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

　　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

　　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

　　不幸孙逸仙博士在一九二五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

　　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

　　自然，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队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黯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①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的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②据报道，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缴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国共分裂之前，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时候，曾经负责搜集二十一省土地统计。据他说，这次调查说明了占全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农占有百分之十五。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就被禁止发表了。到十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在一九三一年，满洲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

　　那末，南京的九年反共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六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告中，总结了这些结果。它告诉我们，第一次“清剿”运动时，满洲落入日本的手里，第二次上海遭到侵犯，第三次放弃了热河，第四次失去了冀东，而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西北方面认为，蒋介石最新的剿共与日本侵略绥远北部发生在同一个时候，绥远必然就要丢失。

　　自然，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不断扩展地盘，占了战略上很大的有利条件，但共产党却在全国与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联合，又重申它原来的提议，愿意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它答应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重婚”，只要它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是最最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土地问题的国内斗争去进行；而阶级矛盾可能不得不从属于外部的对日斗争的胜利解决，没有这胜利解决，阶级矛盾当然是不能满意地解决的。

　　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候所说的话，引录几段在下面：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政府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用“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共产党把今天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友好的、不侵略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显明的区分。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朋友，请它们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根据毛泽东在别处所指，即意大利和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②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将来的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帝国主义的压制。”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假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末这就是一系列长期的、可怕的、毫无疑义的战争的开始。因此必须做出抉择。从中国人民自己来说，我们将采取对压迫者进行抵抗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的血腥历史所决定的黑暗的道路……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但是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共产党是真的认为中国可以打败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认为能获得胜利所根据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下面他的回答是有启发性的，而且也许确是有预见性的，即使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可能认为它在技术上是有谬误的。

　　①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被评出版的《民主》；②讨论这一问题的最杰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陈翰笙的近著《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一九三六年纽约）。

　　②人民和“游击队”被杀得要比正规红军战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计，除了实际军事费用外，还包括劳动力的损失、庄稼的损失，村庄、城市和农田的破坏等耗费。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

　　它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自称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二十七岁，平均每人有八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十五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

　　红军大学就是这样。

　　最后，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所以不怕轰炸是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很大的住人的窑洞、供佛的岩窟、防敌的堡垒，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有钱的官吏和地主在一千年前就修建了这种奇怪的建筑物，用以防御洪水、外敌、饥荒，在这些地方囤粮藏宝，挨过历次的围困。这些洞窟深挖在黄土岩或硬石岩中，有些有好几间屋子，可以容纳好几百人，是天造地设的防空洞，不怕原来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人的南京新轰炸机的轰炸。红军大学就是在这种古老的洞窟中找到了奇怪而安全的校舍。

　　我到达后不久，他们就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介绍给我。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是林彪坚持要我讲。他说他们自己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为此安排了一次“面条宴”，使我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从命。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生于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