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份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着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份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①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②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③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 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①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②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③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④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⑤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⑥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⑦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⑧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⑨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

　　①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②《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③《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④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⑥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⑦《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⑧《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⑨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

　　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①

　　①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页57。

　　1937年12月18日，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仅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①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②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③

　　①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汇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经过及人事安排事项，并要求共产国际派曾在巴黎办中共报纸《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②《周恩来年谱》，页398、402。几年后此封电报被当作“王明投降主义”的罪证受到严厉批判，建国后在略去周恩来等名字后，反复受到批判。

　　③《周恩来年谱》，页399。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复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复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①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着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②

　　①《周恩来年谱》，页399、401、406

　　②《周恩来年谱》，页401-403。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份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①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②

　　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③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

　　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④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⑤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

　　①《周恩来年谱》，页404。

　　②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④长江局时期，王明、周恩来等对运动战、阵地战的强调乃是作为一种建议向国民党提出的，并非像中共党史编纂学有意曲解的那样，是企图把此方针强加给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毛泽东也提出过类似意见。1938年1月13日，毛曾说“为什幺说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消灭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5；另参见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⑤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①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②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③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复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④

　　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复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⑤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⑥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⑦

　　①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②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③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④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⑤《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⑥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⑦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920。

　　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①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②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份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份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

　　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③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④

　　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①《彭德怀自述》，页226。

　　②《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③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④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余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②

　　“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②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份，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①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②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③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①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③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

　　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

　　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

　　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①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②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6-507。

　　②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①

　　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②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

　　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③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④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说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⑤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⑥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⑦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

　　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⑧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

　　①《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②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④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⑤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期。

　　⑥《周恩来年谱》，页393。

　　⑦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⑧《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①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②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他的进攻。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③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

　　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④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⑤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①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②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0－401。

　　③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页296。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24－25。

　　⑤张闻天于1938年4月12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从1937年12月后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由王明起草，以张闻天的名义在武汉发表的，此亦说明王明回国后张闻天政治地位已下降。然而在以后清算王明在武汉“闹独立性”时，却没有就此事特别指责王明，盖因剥夺张闻天“总负责”的名义亦符合毛泽东的心愿。

　　自三十年代中期始，中央书记处长期承担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功能，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博古在书记处负总责。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王稼祥进入书记处，项英因留在江西，事实上停止了书记的职权，新的书记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五位成员，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即实际上的总书记一职。这种人事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不设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由总书记变为书记之一，地位明显下降。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守势时，毛宁愿此位空缺。

　　会议还免去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苏联返国的王明等三人在书记处占了五分之三的比重，从表面上看，王明似乎占了上风。原中央书记博古、王稼祥也被免去了书记的职务。

　　周恩来离开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周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已明显减弱。不知是王明的政治敏感较差，还是他想和过去的路线撇清关系，王明眼看着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这三位过去路线的代表人物离开书记处竟毫无反应。周恩来地位的下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心意，毛反感周恩来向王明靠拢，而无援周之意，毛将乐意看到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出现裂缝。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张闻天的打击十分沉重。张闻天本来就对王明返国抱有警惕，担心王明将取代自己成为党的总书记，如今不设总书记一职，使王明、张闻天皆有所失。目前王明的地位上升，张闻天对王明的不满也急剧加深。毛泽东将坐山观虎斗，看彼等四分五裂，互相内讧，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达成的毛泽东、王明共治的局面，还体现在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等有关人事安排上。该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人，除了十六名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数名党的元老和重要的军政干部，由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在准备委员会之下，另成立由书记处五名书记组成的秘书处，周恩来、博古、项英等皆被排除在外。②

　　①有关周恩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被免除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事，可从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证实。该决议宣布，成立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周恩来虽被列名在内，但是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的组织秘书处成员只有中央书记处的五名书记，周被排除在外。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6-407。

　　②参见《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5、406。

　　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遭到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权威受到王明等的沉重打击，政治局几乎一致支持王明的主张，使王明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影响急剧扩大。毛泽东将被迫与王明进行合作，形成了对毛极不情愿的毛、王体制。在这种体制内，毛泽东暂时不占优势，而王明的地位则相对稳固。

　　在毛泽东暂时处下风的时刻，毛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任何的悲观。毛牢牢掌握着军队和与莫斯科的电讯来往。毛清楚知道，王明得势的原因是他的莫斯科代言人角色，以及周恩来等对王明的支持。毛相信，将王明与周恩来等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政见上的一致而非宗派上的结合，因此，一旦形势转变，周恩来等将会改变看法，转而支持自己的主张，彭德怀等也会迅速转变过来，周与王明的结合也就会随之结束。

　　此次会议决定王明将率代表团前往武汉与蒋介石会谈，并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此项决定也有利于毛泽东。王明远离延安，也就避免了在延安出现“二主并立”、分庭抗礼的尴尬局面。

　　对于张闻天等人，毛泽东更有充份的信心。毛断定张闻天因利害关系绝不会与王明“重结二度梅”，毛且作好准备，等着看他们互相火并。

　　至于王明，则有很多理由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而高兴。首先，他的报告被与会者一致接受，政治局的同事们都对他表示了热诚的欢迎；其二，政治局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①中共中央表彰代表团，也就是对王明本人的表彰；其三，王明的地位在会议上得到确定，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自己显示了政治领袖的水平并具有雄厚的国际背景，争得了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资格，跟随自己从莫斯科返国的康生等也都成了书记处成员；其四，会议决定成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这将使王明成为国内活跃的领袖人物。

　　在胜利的喜悦中，王明没有看见笼罩在他头上的乌云正慢慢聚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由于王明不能保证争得苏联军援，对他不满的气氛已经悄悄出现。

　　早在江西时期，中共就迫切希望从苏联获得军援，但苏联一向口惠而实不至，令中共军政领导人大为失望。1933年，中共听信了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顾问弗雷德（驻上海）和李德的许诺，在瑞金花费大量人力修建了机场，准备迎接苏联军用飞机的降落，结果是望断秋水，空欢喜一场。②1936年8月25日，陕北局势危急，红军财政、粮食已达最后极限，毛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急电王明，希望王明向苏方请求给红军提供飞机、大炮，③以实现红军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的计划。此项求援也因各种条件的制约，最后未能落实。所有这些都削弱了王明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

　　抗战爆发后，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恪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限制，对中共基本没有提供军火方面的援助。令中共领袖们普遍反感的是，当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沿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公路向重庆运去的时候，苏联军用飞机只给延安送来一些中文版的斯大林、列宁著作和少量的高射机枪、药品、大型无线电台等。于是领导人抱怨：“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军火给了资产阶级。”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苏联能否给中共实际的援助。王明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作了解释，表示苏联不大可能给延安军援，王明的答复令所有人失望。④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2。此决议如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其它决议一样，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隐瞒，直到八十年代后才陆续予以公开。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6。

　　③《周恩来年谱》，页318。

　　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18、420。

　　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已经存在，只要稍加鼓动，十分容易将矛头转向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既然是被斯大林派回来的，可是在帮助国内的斗争中又作出什么具体贡献呢？苏联不给中共军火，难道与王明的无能没有关系吗？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取得的胜利使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王明只看到政治局委员们支持他的一面，而没看到这种政治支持的脆弱一面。王明与多数政治局委员只存在一般的工作关系，并无历史渊源、个人友谊作这种关系的基础。他忘记了，这种建立在政见一致基础上的政治上的结合，经常会因形势变化、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处于波动中。少年得志的王明只是一个深受俄化教育的共产党新贵，对这种世故哲学似乎理解得不深。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核心层的内部关系十分微妙，尽管王明影响上升，但支持王明的力量缺少稳定性，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把“宝”押在王明一边，而是谨言慎行，在毛泽东、王明之间犹疑摇摆。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王明的态度是友好的，但他们对毛泽东也很尊敬，且一切都光明正大，和王明没有任何私下交易。

　　康生和陈云是王明昔日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康生虽然多年来与王明密切合作，但甫抵延安却小心翼翼，实际上是在默默估算毛泽东与王明各自的实力阵容，为自己要走的下一步棋在暗中准备。陈云虽与王明共事较久，但是只限于工作关系，与王明谈不上志同道合。没有任何证据可显示康生、陈云会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这位中共在江西时期的捷尔仁斯基，早在遵义会议后就已权势大减。邓发因狂热肃反在党内、军内积怨甚多，加之邓发与周恩来关系密切，1936年4月就被毛泽东、张闻天打发去了苏联，他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摊子也早由毛泽东的老部下王首道接替。目前邓发担任了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已远离权力核心，邓发甚至连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也未能参加。邓发对王明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博古是王明昔日的亲密战友，多年来与毛泽东对垒，对王明返国自然是由衷的高兴，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一些话却使博古很不满意。王明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和立场公正，对博古主持的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①王明此举只能使博古对自己徒增不满，从而影响两人的关系。

　　王明真正的支持者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多年来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存有严重的怀疑，长征前夕，项英曾预感到毛将利用党的危急形势夺取最高领导权。②1937年12月，项英从南方赶赴延安，与分手三年多的战友们重逢，并参加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项英的眼中，王明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党的领袖，更是抗衡、制约毛泽东的最佳人选，因而，项英真诚的拥护王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的中共东南分局，在党的关系上直属长江局领导，新四军则受延安和长江局双重领导，项英对这项安排由衷地满意。

　　①王明在1937年1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作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王明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现在估计党中央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要估计到较大的错误便是五中全会的决议。”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03。

　　②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117-118。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王明在严重冒犯了毛泽东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毛视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党内头号敌人。

　　正当王明自呜得意，陶醉在眼前的胜利中时，毛泽东则在妥协、退却烟幕的掩护下，为打败王明卧薪尝胆、积蓄力量。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①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②《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③

　　①《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②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③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①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②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①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②《彭德怀自述》，页229。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

　　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尚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①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②

　　①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176。

　　②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着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

　　“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份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①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今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②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 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③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领，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①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③《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①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②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

　　①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不久，任弼时未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