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判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偏，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判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摘自《左传・庄公十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解析］

　　《左传》，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配合《春秋》的古代编年史，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多17年。《春秋》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相传曾由孔子修订。《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保存了大量史料，相传为鲁国人左丘明著。他曾任鲁国太史，双目失明，与孔子同时。清代学者认为该书是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目的是用事实解释《春秋》。该书虽为鲁国的编年史，但同时包含了春秋时代其他各国的史实，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生动地记叙了各国君主争夺霸权和互相兼并的社会历史面貌，描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对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详略适度。

　　齐鲁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一个战例，发生在鲁庄公10年（公元前684年）。长勺，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的记载只一句话：“公败齐师与长勺。”《左传》则记叙了其战前、战中、战后的全过程。这段记叙后来以“曹刿论战”为篇名被收入许多选本。齐、鲁为邻国，齐在今山东的中部和东北部，是大国；鲁在今山东的南部，是小国。开篇说“齐师伐我”的“我”，即鲁国。强兵压境，对弱方来说，如何应战是很关键的。曹刿的做法是，在战略方面，把取信于民作为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只有对人民尽本分，得到人民的支持，才可能作战。在战术方面，一是注重战场情况的实地调查，必待“视其辙乱，望其旗靡”，然后追击；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后发制人的原则，必待“彼竭我盈”然后进攻。

　　1936年，毛泽东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时，十分注重这个战例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价值。在第五章“战略防御”的第三节“战略退却”中，他全文引用了“曹列化战”这段文章，并进行了精当的分析：战前的政治准备，反攻的时机，追击的时机，表示十分欣赏，认为他采取了红军时期提出的“敌疲我打”的方针，体现了战略防御的原则。

　　在“战略退却”这一节的开头，毛泽东还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便把战略退却视为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步骤。

　　接下来，毛泽东又例举了中国战史上“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一些战例。其中，（1）楚汉成皋之战：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荣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203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2）新汉昆阳之战：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23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8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县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40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3000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3）袁曹官渡之战：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200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10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4）吴魏赤壁之战：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208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3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5）吴蜀彝陵之战：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一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瘦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6）秦晋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卫队3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8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对这些战例，毛泽东信手拈来，可见他对史家所叙战事之熟。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著名战例的关注，恰于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毛泽东

　　灵活运用了古人的战略战术，创造出了自己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优秀战例，堪称军事史上的佳话。“示弱”战术与老子哲学有相通之处，所以有人认为《老子》也是兵法书。

　　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古人去：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鸣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摘自苏洵《六国论》，见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此论未必然――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辨类”苏洵《六国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5、106页）

　　［解析］

　　《古文辞类纂》所收《六国论》，是古代政论散文名篇。作者苏洵（1009――1079），字明允，四川眉山人。二十五岁始发愤为学，曾作秘书省校书郎。是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著有《权书》、《衡论》等。

　　《六国论》即《权书》中的一篇。该文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付强大的秦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六国曾建立起联合阵线来对抗秦国，但阵线内部对秦的态度并不一致。苏洵在文中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韩、魏这样的国家，割地给秦，以求得暂时的苟安，结果较早灭亡。一是燕、赵这样的国家，举兵相抗，还时有胜仗，灭亡较晚。一是齐国，因与秦相隔较远，常袖手旁观，但最终还是被秦国吞并。他的结论是：如果六国都固守自己的土地，笼络人才，联合军队西向攻秦，“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毛泽东在批语中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联军内部如果是实力相当的军队组成，“罕有成功者”。至于为什么，他没有说。直观看来，或许是因为实力相当，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在形成核心，统一调度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无法同利益一致、指挥统一的强敌抗衡。就战国时期秦国和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认为，即使六国联军攻秦，也未必能制之，关健恐怕还是在各国的内部体制。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很熟，或许更能接受贾谊的观点。贾谊提出，秦国的霸业始于秦孝公：“秦孝公据看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王扫六合”，大抵国势国运使然耳。

　　［原文］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逊上疏曰：“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椅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

　　■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

　　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按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161页）

　　［解析］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刚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户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各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钱振■的评论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澄水流域进攻，使美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无疑，就当时而言，这也是一番合乎道理的良策。如果刘备地下有知，当会折节钦服。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廉等，各竟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老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柯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