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兵军襄阳。（裴注：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与谋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
表传》裴松之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读陈寿《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1页）
［解析］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二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反对杀降，反对杀俘虏，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读《三国志》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多有批语，以申明这个观点。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叙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候。”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沫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刺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微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其他史书，毛泽东也注意杀降的事情。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王彦章传》，记叙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同光元年（923）击败后粱的主力部队，俘获身负重伤的后梁大将王彦章。“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斗争年，今乓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几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军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我军能够长胜不衰的原因之一，也为我军赢得了仁者之师的声名。不杀降而化敌为己，这正是毛泽东用兵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