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苦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人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遁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解析］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编写，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51年11月，苏共中央召开经济讨论会，由几百位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未定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审查。1954年8月出版了第1版，印刷和发行了600余万册。该书出版后，作者收到了大批来信，对该书提出建议和意见。1955年三四月间，在莫斯科、基辅等地，举行了由经济学家、教员和经济工作者参加的会议，全面讨论了教科书第1版。作者在仔细研究读者来信和有关会议情况的基础上，对第1版进行了修订，并于1955年9月出版了第2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了该教科书的第一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5年5月和1956年8月出版。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面的理论已经提到了首要地位。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作者对该书进行了重大修订，于1958年9月出版了第3版，在第3版前言中，作者写道：“教科书的第3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改变了教科书的结构，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并把它们具体化了，改动了个别的公式使它们更加精确了，”北京编译社将该书第3版译成中文，并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有关单位进行了校订，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1月出版。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了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年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号召他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宣部选编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在信中还写道：“将来有时间，可以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

　　在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他批示将这个材料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都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前期还是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意在纠“左”。毛泽东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庐山会议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之首。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时间3至6个月，或1年。”“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从1959车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做了归纳，加了小标题。后者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以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当时纠正“左”倾思潮，提高全党的理论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发表的重要淡话，反映了他本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艰苦探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也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当然，也包括一些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探索中的宝贵财富。

　　至于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的评价，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前面引的“谈话”当中，已经说得很明确，就不再叙述了。

　　一个国家的国有化采取哪些形式和方法，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的特点、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尖锐的程度。例如，在一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财产的公有化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实现的（例如在苏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公有化却是带有相当的渐进性质（例如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赎买等方式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入社会手中。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也是逐步前进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根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薪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我国的三大改造运动。他对于对资改造的决策过程和发展过程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章节时，对涉及中国对资改造的段落进行了较多的思考和评论。

　　“教科书”写道：“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处，毛泽东加了一个问号，并说：我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写法，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对此，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西欧各国和美国，次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的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呢？

　　毛泽东认为，“教科书”在论述中国所有制转变问题时没有提到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是不妥当的。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对“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的观点表示了怀疑，在此处批注了一个问号。毛泽东接下来谈道，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处理资产阶级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位住他，又整住他，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1亿2000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所阐述的上述重要观点，是对我国对资改造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对资改造思想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力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发展技术和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就，技术进步不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市场狭小、危机、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私人资本的数量或营业秘密等等的限制。劳动者的需要不断增长，销售市场扩大，劳动群众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一切经常刺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集中掌握整个国民经济的积累，有计划地进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鼓励发展科学和技术。

　　为了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增加国民经济投资和固定基金，加快劳动机械化的速度，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思想，研究和利用国外的技术成就。

　　劳动技术装备应当分力量和质两个方面，即每一个工人所使用的机器和设备的数量，以及这些机器、工具和工艺规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技术装备就是意味着增加机器和工具的数量（这一点表现在迅速增加固定基金上面），以及经常从技术上改进这些机器和工具。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1993年第4期

　　［解析］

　　总的看，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评价是不高的。但他在读第27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时，对这一章的几个重要观点给予了肯定。例如，毛泽东认为，书中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的论述，“讲得还好”。在闰读书中关于劳动技术装备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的论述时，毛泽东认为“这里讲了一点道理”。由此引申，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有创见的观点，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对这个观点进一步做了如下阐述：“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毛泽东的评论，为政治经济学家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正确的方法。离开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把握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这一点作为纲，以此来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是毛泽东的一个理论创造，它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组织和文化前提：大生产、银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在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获得它在管理国家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领导作用所必需的段炼和技能。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摘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于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因为1958年、1959年，人民公社是在产生、发展、整顿、巩固的过程中，现在开始走上了轨道，当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在毛泽东上述评论中，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讲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第二层是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讲，毛泽东对关于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观点所做的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论述相一致的。但毛泽东的评论没有展开，过于宽泛，对过渡时期和根本改造的含义没有界定。后来毛泽东把过渡时期界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使得毛泽东在上述评论中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命题走上了谬误。

　　在第二层意思中，毛泽东认为1959年以前，主要是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个观点，他在当时多次强调。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是个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我就这样。我没有抓工业，所以在北戴河做了自我批评，从现在起要认真抓工业。”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当时确实准备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去。

　　毛泽东提出的“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基石。早在延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对生产力和中国工业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令人感到亲切。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就鲜明地指出：“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它是妨碍生产力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不能解放，经济木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但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读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945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欢迎林迈可先生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天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而上述两段论述则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阐发的革命是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的思想，是对延安时期他的发展生产力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时代不同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已经被破坏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和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毛泽东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