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9―1932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按1955年7月1日的价格计算）达277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达233亿卢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达616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9亿卢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半（1938―1941年上半年）内，工业的投资达594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投资达500亿卢布。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顺利地克服了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方面的困难。采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使国家赢得了很多时间，保证头等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在极短的时期内建立起来并达到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的可能性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优越性，由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的特点决定的。――摘自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副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走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借题发挥，谈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即：企业的管理体制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谈道：“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但给企业多大的自主权，当时毛泽东没有谈到。经过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在过去强调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并对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投资包干制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这说明，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如何确定企业的管理体制确实是搞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的确定，企业开始摆脱政府职能部门的附属物的地位，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走向市场，企业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但是，探索并没有完成，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建立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机制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