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

　　――摘自李达《社会学大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摘自毛泽东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6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句批注是在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时写下的。李达（1890―1966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后长期在大学担任教授。1937年5月，出版《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初版），并立即将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在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间阅读了这部著作，十分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在10年反动统治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天读这部书平均25页多，一个多月内就读完了。书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毛泽东至少批读了两遍，共写了3000多字的读书批注。

　　毛泽东在读这部书时，已经完成了他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这本书时写下的批注，既有时原书观点精华之处的摘要，又有对原书观点的补充与修正。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谈到认识发展过程时，注意到了物质到意识推移的辩证法，以及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读到这里时认为，还要注意，“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这一批注，是时原书观点的重要补充。毛泽东十分重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的规律认识之后，使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即思维到物质的推移），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修正和发展认识，并且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时隔20多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40页）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原文］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说明］就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或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还停顿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历年来，他们亲眼看到外国人夺取我国的领土，在中国境内设置租借地，开辟租界，增开商埠，驻扎军队。这一连串的事实，使得我国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剥削，觉得中国要被瓜分豆剖，国亡无日了。中国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起来做救亡运动了。但是救亡运动如何进行？靠政府的力量么？当时的清皇朝被列强征服以后，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伥鬼，帮助列强压迫着人民。于是只有对列强做自发的斗争。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以为只要洋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才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地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

　　――摘自李过《（实践论）解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即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于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无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解析］

　　毛泽东和李达世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建国初期，李达在长沙任湖南大学校长。195O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的回信，便是读完其第二部分后写的。第一部分此时已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他“在刊物上看到了”。第三部分当时还未完稿。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写法“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很好的。在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时，编者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把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中提出的“拟加修改”的意见引了出来。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达的书稿。凡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他都通通圈掉，改为“毛泽东同志”。

　　他在信中说的，“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者在注释中说，主要是这样3点：（一）《解说》中谈到，“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实践论）解说》原稿中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段话，没有对中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排外主义认识作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帝作用这一点作出评价。毛泽东在这两处作的修改，使论述更深入和完善了。李达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解说”的指导和修改，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但是李达没有拘泥于毛泽东修改后的词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一番斟酌，对毛泽东修改的两段话，又作了个别的修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于17日给李达回了下面这封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儿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后来，李达写出《（矛盾论）解说》，不知毛泽东是否细致读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李达这种以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工作，始终是热情支持和肯定的。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子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矛盾论）解说》，先是在《新建设》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会议时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7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我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其他同志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2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建国初期，我国大学中使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从苏联译过来的。这时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观点就支配了我国的学术界。自从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苏联的逻辑学领域开始复苏了，各种观点竞相著书立说。直到1950年以前，占优势的仍旧是30年代哲学教科书观点的延续，即认为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有阶级性、有党性，因而否认形式逻辑，只承认辩证逻辑。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逻辑学界也展开了讨论。由于上述观点与斯大林批评的马尔的语言学说相类似，在这次讨论中处于被批评的地位，在《哲学问题》杂志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的“总结”中，甚至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斥为“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者”。继之而起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承认形式逻辑，但认为它与辩证逻辑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其代表性教科书，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很快被译成中文，成为流行的教科书。

　　毛泽东读了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不同意它对形式逻辑地位的看法。毛泽东有个特点，在他自认为不懂或不甚懂的科学领域，格外谨慎。对于逻辑学，直到后来他读了很多专著、论文，已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观之时，仍旧很谦虚，因而在1956年以前，他对《逻辑》一书为代表的逻辑观没有随便品评。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是一种挑战。中国50年代那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就以对周谷城的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之间切磋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周谷城的文章一登出，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从而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会上首次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也不错”。

　　毛泽东的赞许态度，对周谷城本人也流露过。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和周谷城“商榷”的。毛泽东鼓励周谷城，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他们之间还有下面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周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好。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

　　周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这次谈话的地点在上海。时间是1957年3月，毛泽东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最后到上海。4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出记号。4月10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周谷城文章的支持，认为“观点比较对”，同时指明了同周谷城说的，“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的那个人，就是王方名。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与周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共3篇，分别登在当年的第1、2、3期上，均署名“求实”。这3篇文章，对3个流行的逻辑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是“初步规律”的说法的质疑。第二篇是对所谓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质的规定性的说法的质疑。第三篇是对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方面的质疑。毛泽东对这3篇文章相当欣赏，经他建议，王方名的几篇文章还汇集成一小册子，叫《论形式逻辑》，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王方名都在场，此外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人。这次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毛泽东从中撮合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除了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在当时学术界的气氛中，毛泽东强调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它包含着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理论的勇气的鼓励，也包含着对逻辑学界的期望。当时周谷城的逻辑观点在讨论中的处境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很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当然，赞成他的主要观点的逻辑学专家是大有人在的，不过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讨论。坚持“高低级”之说、并在讨论中批评周谷城的“主从”说的作者们，主要是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具体说是引恩格斯的一个比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把使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比喻为“就好像是逻辑的初等数学”。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

　　比喻对于帮助理解是有益的。但比喻只具有某种相似性，它毕竟不能算作精确的论证。逻辑学毕竟不是数学，严格说起来。它们研究的对象之间是不可比的，这属于另外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周谷城来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严肃的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红典作家的话持什么态度？何止语言有层次性，科学理论也有层次性。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就会联结起来。知识是一个系统，它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可以互相转化的。这也是一个辩证法。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住了争论的焦点。他强调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正是从科学态度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指出方向。这样，他既从根本上指出了学术讨论应该坚持的原则性的立场，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倾向，也起到了保护学术讨论中占少数却比较正确的一方。

　　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问题还在争论之中”，出于对学术讨论自由的维护，对专家学者的尊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避讳什么教条。在私下里，他就和周谷城说过。他夹用英语很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这些观点，同周谷城的文章的观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