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教安。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7日致章士钊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9―560页）
［解析］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的初版本，是1943年在重庆出的。建国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毛泽东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之一再版。毛泽东读这本书，当时在其再版之前。该书得以再版，与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
章士钊在逻辑学中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早于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讲授过逻辑学，影响很大，曾先后几易大教室仍坐无隙地，一时传为佳话。《逻辑指要》即根据这些讲课提纲整理出来的。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虽然对有些史料的分析不乏牵强之处，但它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了一个真理，即“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在中国近代逻辑学史上，是一件空前的事。
1943年，该书在重庆出版时，章士钊在一篇自序说：“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助，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览观。于返港之明日，伸纸吮笔，纵其所之。”其中对蒋介石之看重该书，多有褒词。章确也奉蒋之请，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前前后后约讲了一年光景。毛泽东既然知道章士钊的这本著述，对这些情况也不会一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看法。
1959年5月章士钊为《逻辑指要》写的一篇后来未用的再版序言中，谈了这样一件不为人知的趣事：“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越三月，公几召，以原书确于案。”毛泽东“冁然相谓曰：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