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史上，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应该说，是从他1938年阅读潘梓年这本“颇为新鲜”的《逻辑与逻辑学》开始的。到1950年，苏联哲学界开始讨论逻辑问题，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认识。所以，解放后着手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写信给田家英等人，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后来《矛盾论》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全部删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