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毛泽东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摘自毛泽东1958年6月19日致高智信（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32页，三联书店19S6年版）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8日致康生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
［解析］
阅读逻辑学书，关心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侧面。逻辑是思维和表达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便是用《工具论》来命名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方法、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他重视哲学，爱读逻辑学书，提倡学习逻辑知识，也是出于对“工具”的考察和获取的愿望。
1956年2月号《新建设》发表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从《新建设》扩展到《哲学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毛泽东始终注意各种观点的讨论文章，跟踪阅读，广收博览。前面引述的他给机要秘书高智的信，便是一个例子。
据高智回忆，毛泽东当时是在研究形式逻辑。信中所说“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分别指《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刊登的马特《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6月14日刊登的周谷城《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马特的文章是对讨论情况的综述，但带有倾向性，而且把争论看作“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的斗争”，批评周谷城、王方名的观点“是一条逻辑理论中的修正主义路线”。附带说一句，在那次讨论中，马特是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主要代表。周谷城的《六论》与马特的文章是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的文章刚登出，毛泽东就请周谷城从上海到北京中南海来共同讨论逻辑问题。6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周谷城专就逻辑问题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讨论移到《人民日报》上展开这个新情况十分关注。他认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把这两天的报纸收藏起来，留待仔细研究。
毛泽东借《新建设》和《哲学研究》，显然也是查阅有关逻辑学方面的文章。有关逻辑问题的讨论最初是在《新建设》上展开的。毛泽东要该刊1956年第1期，可能是想了解讨论开始前的情况。在他这张条上开列的刊物中，关于逻辑的文章，《新建设》上有15篇，《哲学研究》上有2篇。
1958年7月1日，在毛泽东开列的一张索书条上，要该年“一至六月的《哲学研究》”，可能是继续查有关逻辑学的文章。
196O年3月24日，毛泽东向其他同志推荐《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和第12期，1960年第1期和第3期。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委员人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当然，这一时期，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文章。这期间的《哲学研究》上面有关讨论逻辑问题的文章，可能他也都看到了。
在这次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邀集有关人士谈逻辑问题。1957年4月10日以前在上海和周谷城谈过一次，同年4月11日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等谈过一次，1958年6月17日晚上和周谷城又谈一次。除了这些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召集理论界的有关人员聚谈当时讨论中提出的逻辑问题。
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过一次逻辑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毛泽东还举了很多例子进行说明）；一是形式逻辑是普遍运用的，没有阶级性。
1958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再一次聚谈逻辑问题。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周谷城。从下午5时45分一直谈到晚上11点半。
由于关注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把有关文章和专著汇集起来，便于人们系统的了解。于是，他在1959年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提出了这件“有兴趣的”的事情，希望“早日汇编印出”。
毛泽东提议编印逻辑论文集和专著，事实上并非在给康生的这封信中才提出的。根据章士钊1959年5月为重版《逻辑指要》所写的序言来推断，早在5月份以前已分别着手做这两件事了。章士钊在这份后来未用的序言（手稿）中说，”近日”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和人民出版社哲学组的同志为重印《逻辑指要》的事宜“见访，并提示校勘质疑若干条，知两君已于鄙著浏览有素自后，余自行拎阅一遍，稍有增改”。5月份章士钊已把《逻辑指要》全书校改完毕。逻辑学文章篇目的“搜编”自当也已基本完成，送毛泽东阅览。当时这两件事是由两个单位分工做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分工负责收集、编辑逻辑学论文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工负责挑选、编辑逻辑学“专著”。姜椿芳当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编辑逻辑学论文集的工作即由他负责，“书目搜编”可能指的就是搜集编印的论文篇目。所以，在7月28日给康生的信中，毛泽东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说逻辑学论文篇目的“搜编也是用了功的”，大概指其搜集的篇目数量上齐全，编排上既照顾到了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又照顾到专题性。在此之前，《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过一本《逻辑问题讨论集》，于1959年4月出版发行。但这个集子“并不是把所有的逻辑文章都选入”，甚至有些争论中的文章“也未收入”。要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研究的全貌、争论的背景，只读这个“讨论集”是不够的，因而需要另编一套“论文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收入了1953年以后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共150篇，分为六集。其中第三、第四集是两个专集。第三集收入的主要是苏联译文，第四集收入的主要是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这套论文集1959年8月印出，可惜始终未公开出版。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担负起了挑选“专著”的任务。他们编的一套《逻辑丛刊》，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共11本。分别是《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逻辑》（金岳霖著）、《逻辑指要》（章士钊著）、《新论理学》（张子和著）、《名学纲要》（屠孝实著）、《名理探》（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