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原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匿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摘自《列子・汤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摘自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2页）

　　［解析］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比庄子早些。在《庄子》中多次称道列子，还专有《列御寇》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使用来看，可能是晋人的作品。这八篇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共计134则。列子的学说近于庄周，大部分属于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愚公移山”即为《汤问》中的一则。该书中的“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等寓言，都颇有教育意义。

　　对《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毛泽东非常熟悉。仅据有文字可查的记录来看，1938年、1939年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讲演中，毛泽东不下五次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对革命事业应抱有必胜信念。例如，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毛泽东说：我们是长期抗战，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个道理是古时候一个老头儿发明的，我们打日本，也是这条道理。因此，在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他以“愚公移山”为题发表演讲，并非偶然。

　　1945年，中国的历史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一政治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愚公移山”，以之阐明我党实行民主革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借此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他引述这一寓言时，绝非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在解释中，发挥了它的积极因素，补充了不足之处，改造了消极成分，特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内容。他把愚公精神从人们向大自然作斗争的领域推进到社会阶级斗争的范围。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人及其家人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这则寓言故事的相当成功的理解和引申。

　　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不时谈论上帝。他特别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即使到晚年，也是这样。如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就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个“上帝”，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只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我们就会感动这个“上帝”，就会团结这个“上帝”，并依靠“上帝”去搬掉各式各样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

　　1964年3月24日，在同薄一波的谈话中，说到要多读书时，毛泽东又提到：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原文］

　　坎坎伐檀兮，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译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