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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地主阶级对农民有让步政策吗(读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原文]

  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所获得的这种

  自由,重新束缚农民。

  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民,决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封建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不是取决于革命压力,而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当时的阶级利益,也即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本性。

  ――摘自孙达人《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出了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役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役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摘自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6―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史学界所谓的“让步政策”论,最旱是剪伯赞在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后写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翦伯赞的文章,意在对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即:农民战争之后,是怎样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的,他论述的角度,就是统治者的让步。1961年,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有所补充和修正。他说: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他主编的影响较大的《中国史纲要》也有相近的论述。对他的观点,史学界有不少人是赞同的。有的甚至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是农民战争起推动作用的一条规律。

  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人认为,用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不能概括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的孙达人,在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当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这是不同意翦伯赞观点的一个代表,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样,1965年下半年,史学界就发生关于“让步政策”的争论。讨论文章大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面。起初,讨论还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到12月初,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便不点名他说翦伯赞的观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是“近几年来史学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一方的代表人物”。这样,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就带有了政治批判的味道。

  一向爱看《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自然注意到这场讨论。上面引述的就是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谈话。谈话中不仅涉及孙达人的文章,也说到成本禹的文章。从上面引用的谈话内容来看,毛泽东讲孙达人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一是他赞成孙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反动阶级不仅不会让步,而且常常是“反攻倒算的”,这是符合他在“文化革命”前的思想基调的。一是怎样看“让步政策”论的重要论据――“轻摇薄赋”,在毛泽东看来,新王朝往往是在一场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时候,社会生产已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艰苦,统治者无法从人民身上刮取更多的东西,是不得不“轻徭薄赋”,这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这不能算是“让步”。再一点,他对孙的文章也有不满足的地方,即没有从近代史的角度展开这方面的论述。于是,他举了近代史上义和团的例子。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57页)这样,成本禹对翦伯赞的批判就更来劲了。1966年,他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发表与人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翦伯赞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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