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湛邦

　　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张治中论毛泽东：“1945年以前，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在国民党那么多起义将领中，毛泽东独把张治中引以为“友”，这并非是两人过去相交甚早，也并非张治中与毛泽东神交多深，恰恰相反，用张治中本人的话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与毛泽东并不是同乡。张是1890年生人，比毛泽东还大3岁。两人只有一点相同：这就是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出身。张家是巢县西乡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里的大户。但到了张治中祖父辈时，张家已败落成以务农为业的普通农家。祖父张帮栋俨然一典型的农村老者，刚直性格，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开村子。这一点，与毛泽东的祖父、父亲极似。

　　张治中靠个人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军旅之途。1924年北伐前夕，他已在蒋介石手下升任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1925年东征胜利后，又调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副官长。

　　这时候，毛泽东也同在广州。不过，他并未与张治中有过晤面，因为他当时正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风急浪涌的大革命时期，两位政治家同处一地而又失之交臂，诚是一大可惜。这以后，两人相识并进而相交，却是20年后的事了。

　　“和平将军”。蒋介石曾怀疑他“必通共匪”，释疑后又委以重任，在毛泽东的家乡任省主席。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

　　从大革命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虽已分为两个阵营，但20年间，共产党人对张治中的了解却从未中断过。

　　首先，中共对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美誉表示肯定。张治中由于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内的地位不断攀升。但是，他却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张治中将军毅然请缨，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两次率军与日寇在上海血战。第一次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第二次是1936年“八一三淞沪之役”。在上海人民和全国各界的声援和支持下，创造了著名的上海保卫战的胜利，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可惜，后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不得不放弃了上海。当蒋介石要张治中率军去与红军对垒时，张立即交出了军权，表示宁愿去军校当教官。

　　对此，蒋介石等人曾很是怀疑，认为张治中同情红军，“必通共匪”。但是，在戴笠等人的庞大情报网全力搜索后，却没有这方面的一丝半点线索，蒋介石只好作罢。后来蒋介石见张治中身居要职，却从不揽权谋私、拉帮结派，才逐渐放下心来，并相继委任张治中以要职、如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等，直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了解，也许还有另外一面。上海淤沪保卫战后，张治中转任湖南省主席。而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他自然十分关心那里的一切政务。

　　湖南还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何键等的反共政策下，这里的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使中共对之极为愤慨。

　　张治中到任后，开诚布公，与各界坦诚相处，力求一切事都有公平合理的解决。任内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居然使当地各派势力相当融洽相安无事。

　　一次，毛泽东故乡旁的浏阳县逮捕了一位中共干部，该县县长竟捏造刑事罪犯的罪名，将这位干部枪决。张治中知道这事后，马上派人查明事实，给予那个县长撤职严办的惩处。

　　张治中把办案过程――通报了中共湖南组织。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后，湖南籍的老革命家徐特立还提起这件小事，对张治中大加赞许。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

　　这是指当时张治中对中共人士的通报与中共中央后来对案情调查后的实情是一致的。

　　虽然没有在此期间留下毛泽东对此的评语，但相信他从自己十分尊敬的“徐特老”前辈处，已经了解到许多情况。毛泽东是在以后的重庆谈判时才与张治中相识并一见如故的，但，“和平将军”，湖南执政，这些不能不说已奠定下相当的基础。

　　重庆谈判的伏笔。日本人投降后，张治中闷在家里。一到延安，初识毛泽东。张治中对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与美国特使赫尔利用专机将毛泽东接到重庆。

　　毛泽东知道和理解张治中，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而张治中提及毛泽东，则比此早了3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可是1941年元月皖南事件的发生，使两党关系又开始破裂。两党商谈虽未断，但久无成果。

　　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此刻，他忧心如焚，多方劝慰，力主合作。也许是他的诚心所至，竟使蒋介石酝酿起亲晤毛泽东的念头。

　　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紧急约张治中到其官邸。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后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忙答道：“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当即，蒋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这时，专程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将军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就在家里为他饯行，并于当晚把信交他带回。

　　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兀，中共方面对蒋的邀请未有任何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向仍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这一有点“惊人”的初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亡了。但是，论者认为，这却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伏下重要一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豁然开朗。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人们都在狂欢地庆祝胜利，而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

　　他想：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国共两党商谈已陷于停顿，国家随时有再次陷入内战漩涡的危险。

　　为防止危机的出现，张治中遂抓住胜利的契机积极活动，力求使和谈早日恢复。当时与张治中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吴鼎昌。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中共中央经过郑重考虑，慨然电复应约。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

　　8月27日，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是张治中初到延安，也是他初次与毛泽东见面。

　　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可以说，两位政治家此后漫长的诚挚相交于此即已开始。

　　翌后，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等人即从延安飞返重庆。举国欢腾。举世瞩目。

　　毛泽东身入虎穴。周恩来为之大伤脑筋。桂园、林园、德安里三号，重庆谈判的三轴心。张治中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负责送回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如同身入虎穴，令中共和解放区人士忧虑不安。陪同他前来的周恩来更是为他的安全问题大伤脑筋。

　　在重庆，中共方面有两处宅院，一是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是曾家岩50号中共机关所在地。红岩村坡陡级多，会客不便；曾家岩又太狭小，显得起居很拘束。周恩来只好去找张治中商量。

　　没料想，张治中当即把自己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他一家则全搬到复兴关中训团的一所平房去住。桂园是一处极理想的地方，这里距曾家岩、红岩均不远，而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官邸，于内于外都很方便。

　　毛泽东白天就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晚上则回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尽管有些安排，张治中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一个警卫员，在桂园办公或外出都不安全。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但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后决定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落实了这个问题。

　　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张治中对自己的家人也反复交待：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他让她们这期间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久，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张治中还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机会。

　　重庆谈判历时43天，桂园、林园、德安里三号（蒋介石官邸）成了引人注目的三轴心。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各界人士，一切都方便易行，使周恩来等放心不少。但是，重庆谈判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都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就是张治中了。每遇谈判陷入僵局、遇到障碍或濒于破裂时，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首兴叹，以至形容消瘦，寝食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和谈基本达成协议。此时外间谣言纷传，说是“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也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

　　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周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一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治中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恩来说：但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预定10月1日。张治中当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已都安排日程，要10月10日后才行。”

　　有了张治中这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大减。这件事对周的帮助之大，张治中是始料不及的。1949年中共执政后，有次周恩来与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叙旧，又提起这次谈话。周恩来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张治中二到延安。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毛泽东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0月8日，张治中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但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

　　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500余人前来赴会，盛况空前。正当大家在心下猜测晚会的主旨时，张治中将军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全场此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晚会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毛泽东的这个简短讲话，却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没有理由不对国内和平充满乐观的想法。10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订了后来被人称作的《双十协定》。签订协定的仪式就是在张家桂园的客厅里举行的。第二天清晨，张治中即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亲送毛泽东上机，一起飞返延安。这次是张第二次到延安。

　　从重庆飞来的专机上走下时，张治中惊讶了。只见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他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张治中，宾主尽欢。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送张治中去飞机场。在车上，毛泽东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何以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消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张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他指毛泽东上述话说：“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的七日行。“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蒋介石又想到和的一手。中共拒绝张再到延安。

　　《双十协定》签订后，首先是整军问题。美国杜鲁门总统专门派出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参与军队的整编统编。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经多次协商签订整军基本方案。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马、周、张3人坐了专机到各地做了一次历时7天的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最后在回重庆时去了延安。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

　　这次到延安和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接送。三人抵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出对和平的热情。

　　会上，趁着酒兴，张治中将军说了一段话：“将来你们写历史，可别忘了写‘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的鼓掌欢笑。

　　听了张治中这番由衷的话，毛泽东说：“张将军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张治中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对张的这段话，毛泽东微笑着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话里藏话，既风趣幽默，又机敏过人。果然，三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大旗落地时，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以南京为“都城”，而是把“北平”改名“北京”，把首都定在这里。可以说，毛泽东的话都应验了。

　　张治中回忆说，三到延安时，有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张治中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

　　当时，毛泽东提到张治中还可能四到延安，后来确也出现过这种可能，可事实上却没有实现。

　　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又想到了和的一手。他把张治中叫来，希望他再去延安，谈判“和平”的问题，并向延安发出了信息，但这次却为中共所拒绝。因为当时战事已不可逆转。

　　张治中真的没有“四到延安”。

　　和谈破裂，留居北平。毛泽东说：“从大年初一做起。”与彭德怀合作主管西北欧务。毛泽东送的大白菜，人见皆称奇。

　　1949年，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在北平举行。张治中又是国民党首席代表。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来到中共所在地北平，张治中心中真不是滋味。

　　没料想，毛泽东却依然热情地接待了他的老友。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宴会上，毛一见到张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毛泽东的话，亲切而自然，诚恳真心。这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等简直有如释重负之感。张心下企盼和谈也有好结果。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出尔反尔，北平和谈破裂了。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取国民党总统府所在地南京。张治中在外间谣言蜂起的情况下，慨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决定留居北平。张的举动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许。周恩来还通过千辛万苦把远在南方的张的家眷全都安全接来北平，使张治中感动不已。

　　毛泽东对留居北平的张治中更是关怀备至。他常邀张过去座谈、聚会，并把张介绍经初会的朋友：“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些话令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

　　这期间，新中国政协正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毛泽东当着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的面，多次提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协和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推辞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已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当时，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张治中因曾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即写成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毛泽东，除介绍一般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多项重要意见。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当下就推荐张到西北去“与彭德怀将军合作共事”。毛泽东幽默地对张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将军与彭德怀合作得很不错。后来彭奉命率军去了朝鲜战场，张又与后继者习仲勋合作很好，为西北地区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虽然在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张治中主要却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里任职，主要活动在北京。这样，就要在北京解决一处长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立即交待主管部门妥为解决。经过仔细选择，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张治中总算安顿下来了。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有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治中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

　　有一回，毛泽东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的四棵特大大白菜，便派人送了一棵到张家。这棵大白菜重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菜抽苔开花，花高足有二三尺，人见皆称奇。

　　毛泽东就国旗图案征询张治中的意见。“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全国人大首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不愿讲话，他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筹建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的名号问题。这时是1949年6月。

　　会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在座。毛泽东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诸各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国名。

　　8月，盛夏时节。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就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地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士作最后的定选。

　　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闲谈一番后，张问毛泽东：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问。

　　“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有些激动了。

　　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张治中表示同意。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他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

　　1949年10月建国后，政协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政协会议才不再执行人大职权。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就直接去找毛泽东。

　　张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但是，开幕式上，毛泽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精辟有力，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给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项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张治中、毛泽东分乘两架飞机。毛说：“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王任重在武汉豆皮店“老通成”请客。陈再道司令员跑到张治中面前：“主席等你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日渐密切，1958年则达于顶峰。这年毛泽东邀请张治中随行视察大江南北，给张极高的礼遇。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治中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

　　“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5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镰’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一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一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和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一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一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毛泽东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张治中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南方视察日记约4万字。毛泽东最后说：“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妻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你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这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圆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杆。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杆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杆！”――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杆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不能坐滑杆？他没意识到坐滑杆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杆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札也。张治中也有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统战部告知民主人士：要正确对待红卫兵。张治中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毛泽东问：“你又不是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嘛！”

　　毛派人给张家送来东北最好的人参。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他心中常惊疑不定。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民主人士开会，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听到毛完全知道这些事，自然就放心多了。

　　可是，他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家里不到两小时，红卫兵就撞开门来，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忍无可忍，他质问领头的红卫兵：“凭什么来抄家？”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反问他：“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好了。”咄咄逼人的红卫兵本欲大打出手，可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你等着瞧。”随后就撤走了。这之后，张家上下整天提心吊胆的，恐怕哪天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又要上门滋事。但是，奇怪的是，一连好久也不见动静。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知道民主人士被抄家的事后，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让工作人员也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各位民主人士家门口，阻拦红卫兵惹事。以后，周总理报告了毛泽东，又派人把张治中等民主人士接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对“文革”中的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1966年国庆节，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毛泽东，俩人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毛泽东问张：“红卫兵到你家去没有？”张治中答：“去了。”毛泽东惊讶道：“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嘛！”张治中听了毛的这番话，心里很是高兴，毛泽东是清醒的。回到家里，他把这次谈话津津乐道地讲给大家听。

　　但是，事与愿违。“文革”狂飚正以极大破坏性的惯性向前猛刮，许多

　　张治中熟悉和敬重的中共元老、重臣、元帅、将军、都相继被打倒或逼死，更有无数与他共事多年的知名民主人士被批斗、下放。张治中开始对毛泽东不那么崇敬了。

　　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身，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由警卫人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

　　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在那种时候，那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批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毛泽东听后没有言语，随后就走了。这也许是两位老朋友的首次“话不投机”吧。

　　1969年，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他病重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毛并没有因为一时的“话不投机”而忘怀这位多年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