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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幸有缘”――毛泽东与陶峙岳






  欧阳耀祥

  陶峙岳将军,湖南宁乡人,一生戎马生涯;他谦虚诚恳,待人彬彬有礼。他原是湖南省政协主席,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常给我谈起他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一谈起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处和共事的经历时,眼睛就闪耀出喜悦的光芒,情绪激动,话语滔滔不绝..

  青年时代的陶峙岳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为,非常愤慨。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为救国图兴,驰骋北伐疆场,曾因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第四十军三师少将师长。血气方刚的陶将军立志要为拯救民族,振兴中华干一番事业。但在国民党尔虞我诈的环境里,他曾一度陷入内战反共的迷津,彷徨踌躇,悲叹一腔热血,没有报国之地可洒。1945年冬,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陶峙岳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那时新疆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国共重庆谈判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同意这一合理要求。张治中将军入疆时,周恩来同志委托张将关押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送回延安。张治中将军曾三上延安,与共产党颇有交情。陶峙岳受张的影响不小。1946年5月的一天,张治中将军郑重其事地对陶峙岳说,要派能干可靠的人员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当即找来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商量,拟订了关于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各方面的护送计划,并派刘亚哲处长亲自护送。当时胡宗南的军队正扼守去延安的要道。刘亚哲带着武装队伍护送共产党人及家属130多人,分坐10辆大卡车,由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向延安进发。途中几经与胡宗南进行巧妙的周旋后,终于平安到达陕北。陶峙岳将军说,这是他第一次奉张治中将军之命派人为共产党人办事,也是他与共产党人接触、相互了解的良好开端。

  1949年春,陶峙岳将军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是年秋,解放军直逼兰州,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迫在眉睫。在张治中将军的启发下,陶峙岳召开了各种会议,教育部属以大局和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统一了骨干思想。9月18日,张治中指示起义的电报,由邓力群同志送到迪化时,陶峙岳将军非常高兴地向邓力群同志介绍了新疆军事方面的情况,邓力群同志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其后,毛主席在北京收到陶峙岳准备起义的两份电报后,随即转给张治中将军,并给张治中将军写了一封信。9月22日,张将军接到毛主席的信和陶峙岳的电报后,又发电嘉勉并嘱陶将军立即派员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事宜。22日,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9月25日,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归入人民行列。新疆省政府的包尔汉、屈武等于26日也发出起义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

  1949年9月28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刊上公布后,全军将士及全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为了落实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10月份,陶将军为安定军心,发布了《告全疆将士书》,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宣传这次和平起义的意义,并对全疆将士提出严守岗位,遵守纪律;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三点”要求,及时处理了骚乱事件。陶将军每当谈及这次起义的情况,必里感到无比兴奋。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陶峙岳将军于10月5日亲赴酒泉。7日,会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当陶将军谈及工作情况时,彭德怀副总司令非常诚恳地对陶将军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当时王震将军也在场,他犹如老朋友一样与陶峙岳将军亲切交谈,并向陶将军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畅谈了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

  陶老说,这次他在酒泉3天,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了解了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观察了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他深受感动。特别令他惊异而感激的是,在他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陶老的家属寄寓重庆,已指示入川部队找到他们,并妥善采取了保护措施。

  在酒泉停留期间,陶峙岳将军与彭总、王震将军彻夜交谈,谈部队整编和改造问题,派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当王震将军指挥部队进疆时,塞外军民载歌载舞欢迎。陶老还挥笔写了《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1949年12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在共产党的关怀下,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在部队里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部队充满生机。他和王震同志相处共事20来年。王震同志待人诚恳,说话非常坦率,是非分明,公私有别。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诚恳帮助,热情关心陶将军并鼓励和放手让陶将军工作。陶老深深感到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真诚无私,亲密无间,互相支持。这一切都使他终生铭记。1970年陶峙岳将军住在长沙时,王震同志每次来湖南,都要去看望陶峙岳将军。

  使陶者难以忘怀的还有和毛主席的交往。1950年2月间,陶老赴北京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机宜,受到热情的接待,使他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陶老,与他亲切握手交谈,态度极其诚恳,平易近人。这使他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时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主席成为鲜明的对照。

  他向毛主席简要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得认真,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对新疆的问题,毛主席向他讲了三点指示:(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部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陶老激动地说:出乎我意料之外,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竟然留我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口味的菜肴,令人感到亲切。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和毛主席一直谈到深夜,而毛主席毫无倦怠之容。我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及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我的家庭情况等细节。陶老还告诉我,这次接见使他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非常关心他的进步问题,希望他过好三关。毛主席诚恳地对他说,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陶老说:“对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当时并不完全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关,究竟如何解释,我又不便询问。但有一个信念,无论什么事情,跟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不难度过。现在回想起来,三关都过去了,但这三关的确也是不太容易过的。以后,每到北京开会,毛主席总是春风满面走过来握住陶老的手,称他‘陶将军’。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经常和陶将军交谈,征求意见。周总理、贺龙同志还在陶峙岳将军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石河子农场的建设。陶老觉得,共产党人真诚待人,肝胆相照,自己为人民的事业更应荣辱与共,否则能对得起人吗?1949年,党和政府任命陶峙岳将军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授予上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陶将军有三子二女。其次子解放前因在商船上工作,往返于上海、台湾之间,遂滞留在台湾,长女在解放前夕,被挟持赴台,以致音书隔绝。如今他们也是儿孙满堂了。现在每当与大陆儿孙共乐的时候,陶老怎能不思念远在台湾的子女呢?这分裂之苦,离别之痛,陶老常萦挂在心。但他相信,党的“一国两制”政策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洗雪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耻辱。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两个国家的问题,尚且能够圆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内部的事务,理应更好办。况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两党都有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共同语言。他相信,国共两党一定会实现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迫切希望台湾回归祖国,并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台湾的故旧和家人见上一面。

  陶老深情地告诉我: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时开始逐步加深的。首先,是在酒泉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发现他们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生活俭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他们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令人无限敬佩。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推心置腹的谈话,诚挚动人。与王震同志的长期相处,他是上级,又是诤友。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在思想上帮助我,使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合情合理,光明正确的。1950年,王震同志和我谈过组织问题,我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我和王震赴石河子,途中王震同志又问我对党的看法。我当时答复‘是所愿也,不敢请也。’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我亲身经历了战争和生产战线上艰苦的战斗历程,亲眼看到戈壁滩成为绿洲,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方面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全国各条战线也都是成绩辉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

  钦佩不已。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不知何时才能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因此,我从实践中确认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无限光荣的。这是我数十年曲折、迷误和辗转反侧中,在革命先行者们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的结合下认定的真理。1965年,我排除自卑心理,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由于十年动乱,这事情自然就被搁下来了。1982年5月,我再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同年9月28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老从内心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陶老长期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他感到万分激动,好像自己又年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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