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声
（一）延安初见
1938年4月17日天一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军队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10几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今天是极普通的车队，毫不足奇；但是在40多年以前，在这个很偏僻的陕北乡村中则为少见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村落中窑洞里的居民被吸引出来看热闹。这10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里的几大处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
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小汽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藉，和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挂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小汽车中坐的是一个参谋、第九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一个秘书赵荣声，以及一个随从副官张学诚，和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
到了延安城受到热烈的欢迎，其盛况出人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新贴出的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走近一看，许多机关都派人来了，各学校差不多都出来了。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此起彼伏，非常热烈。我对于延安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1937年4月，我第一次到延安，对于延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10天以前，跟新成立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一起，在延安逗留3日，这一次可以说是第3次到延安了。延安有多少人口，多少机关，我心中大致有个数目。现在，我在车窗中看见这么多的人，看来延安是倾城而出，礼遇之隆重恐怕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可以看到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可以看到延安人士对于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我想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自己也觉得深受感动。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歇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来，由来迎的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接上去。其余10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半步，表示欢迎，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表示敬佩，觉得自己有机会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也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话题一转，政治家又变成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的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极其钦佩。
毛泽东接着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卫立煌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除了卫立煌，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一个秘书，一共5人。主人方面除了毛泽东，作陪的还有滕代远参谋长、肖劲光主任，一桌共坐8个人。筵席非常丰盛。延安方面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自奉极其清苦，有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毛泽东酒量大，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卫、郭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感到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半个月以前在西安，林伯渠嘱咐我随战地工作团北行经过延安的时候，去见一见滕参谋长。后来战地工作团离开西安前往延水关，果真经过延安，在延安停留了3天，我乘全团参观抗大听刘少奇报告的机会，自己秘密去见滕参谋长，把我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及在那里所见所闻，向滕参谋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滕参谋长又带我去一个设在抗大范围内的窑洞――中央军委统战部，向当时正在这个窑洞里值班的刘向三同志汇报。没隔多久，今天我又随卫立煌由延水关到延安，和滕参谋长就不陌生了。我到达延安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材料――新的情况――交给了他，并且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滕参谋长闻悉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下午请他去参观抗大。这样，饭后没有多事休息，拍了几张毛、卫两人的照片和8个人的照片，两部黑色小汽车就驶往抗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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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思想有很好的疗效。特别是看到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须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
（二）海外归来
1949年初，卫立煌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卫立煌闻讯兴奋异常，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弛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
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就携带夫人和子女一起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言：“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孩子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遣派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1月18日，人民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又恐怕他的夫人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眼前。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恩来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要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广州。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
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他们刚到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来电，那电报是：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毛泽东三月十七日
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其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又会见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三）两件引以为荣的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
毛泽东写道：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文件中这么被提出，可以不朽矣。文中这句话是毛泽东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共产党和谩骂共产党两类不同的人时，把卫立煌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提了出来，并不偶然。这不啻是对于卫立煌这时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愿意进行自我改造，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其原先的立场，走到人民这方面来表示欢迎。
卫立煌另外还有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话，是当着卫立煌的面提出来的。
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16日讯，讲的是周恩来总理16日晚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情形。其中有这么几句对话：
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总理作了介绍。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人民日报》编辑还在这一条欢迎酒会的新闻上面，加了一条“毛主席
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标题。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事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期望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