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

　　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44年5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时候。当时，我是以重庆《新民报》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毛泽东那天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人员的情况，我在《延安一月》中有详细的描写。毛泽东那天的讲话，由于当时条件，未能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发表。记得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国际谈到国内。毛泽东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析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作了许多英明的论断，后来都被一一证实了。他还讲到，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然后就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各党派关系上的民主作了解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就进一步帮助我们从反动派的谣言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在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单独接见我一次。接见从上午9时直至晚饭以后。

　　毛泽东的慈祥和蔼的态度和生动的谈话，能够使一个最拘谨的人解除顾虑，把自己的心里话倾倒出来。那天的话题很广，谈得也很多。我知道毛主席很忙，曾多次告辞，但是他总是要我继续谈下去。

　　毛泽东来重庆，是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重庆有许多人替主席的安全担心。我把这个意见向他谈了。他笑着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看到毛泽东这种从容不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我当时极度感动。

　　毛泽东提到我写的《延安一月》，指出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个好名词，因而沾沾自喜。

　　那天，毛泽东给我讲解了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美蒋的阴谋，以及解放区周围的情势等。有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那天更多的时间，是在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重庆新闻界的情况。我同重庆的上层人物是很少接触的，对于中下层的所谓“公教人员”则来往较多。他细心地问了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我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说了。最后，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那一天过得很快。傍晚时分，周恩来副主席匆匆忙忙地回来共进晚餐，立即陪同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大概这一夜又要进行重要的谈判。在暮色苍茫中，我亲眼看到周恩来是那样郑重地走在前头，拉开车门，细心地招呼毛泽东上车。就在这些细小的动作中，也洋溢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恭敬、热爱的感情。直至今天，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在脑子里重现这一幕动人的情景。

　　张树年

　　先父张元济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至1959年因病逝世，整整生活了92年，经历了前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直到全国解放后，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感到欢欣鼓舞。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曾先后两次晋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多次书信往返，使他深深感到统战政策的温暖，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他积极热心于党的统战工作。

　　（一）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告诉先父，中共中央请他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典礼。9月6日先父离沪去京，同年前往的还有赵朴初、茅以升、盛丕华、蒉延芳、袁雪芬等。因先父年事已高，经中央批准，由我陪同前往。会上，各民族、各党派和各界代表欢聚一堂。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陈云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先父，毛主席还两次约见先父，我都有幸陪同。

　　第一次是共游天坛。同游的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程潜、陈明仁等。在祈年门前同毛主席见面后，从祈年殿至圜丘坛游览一周。一路上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最后在回音壁外的古柏林中围坐饮茶。毛主席询问先父当年参加戊戌变法的情景，问他在北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先父笑答：“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主席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随后谈及商务印书馆，毛主席盛赞“商务”出了不少好书，他读《科学大全》就学到不少新知识。特别是“商务”出的大型丛书对中国文化界贡献尤大。毛主席还说他在延安时，案头上总是放着“商务”出的两本厚厚的《辞源》，写作过程中常常还得翻阅它。

　　在喝茶时，天坛公园一位管理员对先父讲，北平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先父鼓励他对毛主席讲。他大胆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建议。毛主席说，“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当天晚上，先父辗转床头，久久难以成眠。他对我说；“今天我异常激动。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懦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激动过。

　　第二次会见是在中南海怡年堂毛主席的住所，与毛主席同进晚餐，在座的有周善培先生、陈毅和粟裕。饭后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工农业建设到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毛主席不断提问，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先父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具有真实地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主席表示赞同，并说可先辟一专栏做个榜样。先父还建议筑铁路。毛主席说：筑铁路离不开钢，因此要先办钢铁厂。其次，先父认为内战多年，人民生活艰难，为使国家安定，一定要发展农业。毛主席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称许。周善培老先生主张读经，毛主席默然不语。先父讲普遍读经未必需要，可在大学里辟一专科，研究四书五经。

　　政协会议闭幕那天，先父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当握着我的手时，毛主席还叫了一声“树年兄”。他作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使我非常感动。

　　政协会议闭幕，毛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先父送给他一部《林文忠公集》。当时内地如云南、四川等处尚未解放，这些地区长期种植鸦片，流毒全国。先父送《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

　　（二）

　　先父在京开会期间，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返沪后继续为此事奔忙，不料因操劳过度，1949年冬，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忽患脑血栓形成症，以致左半身瘫痪。此后，他总是躺在病榻上写信、阅读、写作。毛主席和他书信往来，前后共5次。

　　1951年8月29日，先父给毛主席写了一信，提出西藏解放后，应重视民族语言、文学和学校教育，并提出四项具体建议：（1）在首都北京设西藏语文专门学校，由藏族同胞选送聪颖子弟入学，给予优厚待遇。在邻近各省也可酌情设立分校。（2）在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中特设西藏语文专业，培养一批懂藏文的学生，以备异日派入西藏参加军政各项工作。（3）编辑藏文常识书籍，用极浅近的文字配以图片及汉文解释，送入西藏，以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能顺利贯彻。（4）在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与他们集会联络，“使其有宾至如归之乐”。

　　先父还满怀豪情，写了《西藏解放歌》长诗，在序文中，他希望“从此上下一心，实行自治，修明庶政，巩固边防，完成民族大团结之伟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三）

　　先父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统一。1957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忽发奇想，要写封信给蒋介石。”当时我很惊愕。他缓缓地说：“蒋介石和我都是浙江人，我想请他效法另一个浙江人。五代时的钱

　　侯外庐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山城，进行了43天和平谈判。毛主席在渝期间，我有幸三次见到他。

　　第一次，是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并生效而举行的盛大酒会上。这个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而召开的大会，由于有毛主席参加，实际上开成了一个欢迎毛主席的盛会。为了开好这个会，中苏文协作了充分准备；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事先还特地规定，所有知情人都必须守口如瓶，谁也不得向外界披露。

　　9月1日下午的这个酒会，出席者有宋庆龄、冯玉样、沈钧儒、覃理鸣、郭沫若、史良等知名人士，有中苏文协的正副会长孙科、邵力子、陈立夫，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陈诚等，来宾达500多人。中苏文化协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挤得满满的。

　　这天，天上下着细雨，过往行人都被文协若市的门庭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冒着雨停脚仁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百口同声谈论着毛主席，大家猜想他会来出席酒会，都想一睹风采。

　　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陪同下来了，门外欢声四起，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

　　毛主席进入会场，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围上去和他握手。在所有的与会者中间，我最难忘的是冯玉祥将军和覃理鸣先生的激动的神情。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亲眼看见冯将军拉住毛主席的手说：“来来来，为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干杯之后，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泪。我也亲眼看见覃理鸣先生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动得只是流泪，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在冯、覃二位的脸上，我看到这两位民国元老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争取国家光明前途所抱的希望，和对蒋介石集团的失望。

　　毛主席与会总共1小时左右，在会场内外众多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中间，真正是万众瞩目的领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会场上，陈诚和陈立夫连理都没有人理，面孔尴尬极了。

　　我第二次见毛主席，是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小民革部分常委座谈会，地点在张治中公馆“桂园”。出席者有中共的王若飞、徐冰，小民革方面的王昆仑、许宝驹、曹孟君、谭惕吾等人和我。

　　那一次，毛主席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到张公馆，精神很好，毫无倦意。谈话从我们对主席安全的耽心开始，后来集中谈的一个主题是和谈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我记得，毛主席饶有风趣地打了个譬喻说：“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我说：“老头子和青年恐怕难成姻缘。”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这一天，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一定要做好统战工作。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覃理鸣先生宴请毛主席时约我作陪。那是一个小型家宴，地点就在覃先生的府邸，除宾主之外，作陪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我。从中一路到覃先生的府邸，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主席和叶剑英走在前，周恩来、翦伯赞和我走在几步之后，一起从中一路下坡步行到覃家。席间，覃老先生说话较多，他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多有请主席警惕之意，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对此，我不了解覃先生的背景，不敢妄加评论）。毛主席谈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只字未作表态。

　　和谈期间，毛主席在一切场合的谈话都是围绕和平的主题。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给大家的印象极深，他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他的那种断然截然的口吻，使大家非常信服中共对和平的决心。

　　和平谈判实际上是边打边进行的。整个9月份，从粤南、冀北到察哈尔、绥远，国民党不断地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蒋介石丝毫和平的诚意也没有。

　　针对这种情况，那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友道今释》，发表在9月30日《新华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从语法、文字学和训沽三个角度，说明“友道”对于和平、民主、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首先，我用清代唐铸万的哲学名言“裂一未可得半”来说明朋友之道要有一与半的相辅相成，说明“友道”一词的哲学含义。

　　其次，从文字等的角度来解释“友”字和“朋”字。“友”字金文作“”像两只手，可见携手同盟之谓友。朋友之“朋”，甲骨文作“拜”像持系贝。古者五贝为一系，二系为一朋。“朋”字所表示的是二系的平等比例，所以古语有“朋比”二字的连用。“朋”字既初出于贝币，而后引伸为朋友之义，顾名思义，应包含两层含义，即交易往来的经济关系是前导，尔后才有君子之交的利害关系。墨子有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之说，友爱连称表明了精神关系，友利连称则表明物质关系。可见朋友之道是涉及功利的。只有在利害关系上互相尊重，自利而又利他人，才有友道实际存在的可能。平等的道理就是朋比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在近代社会，“民主”、“平等”都是从商品等价交换关系中发展推衍而来的政治概念。

　　总之，我用文字学说明“友道”的实际含义是利义两字兼顾的。

　　最后，我分析孔子说“以友辅仁”的道理。孔子“友直、友谅，友多闻”为“三益”。也就是说，孔子重视直言不讳的、相互信任的和能帮助自己开阔视听的真朋友，而鄙薄那些柔佞谄媚的假朋友。《论语》中有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说。清代嘉庆学者焦循作过一番训诂，他解释“攻”，是攻玉攻错之攻；解释“已”是停止的意思。焦循有独到的见解。他把这句话翻译成：与持不同立场的异端之见者互相切磋，互相观察，有害之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焦循把执中之人（折衷派）和执一之人（专断独行，唯我独尊的人）称作异端，而把能够包容异己的人称作为“圣人”。我认为焦循的说明是有道理的。并借用这个道理说明只有成人成己、彼此批评、比赛、竞赛、观摩，友道才能得全。

　　我记得，周健同志把这份报纸带到“小民革”，并且向大家朗读了这篇文章。文人用训诂、考据之法抨击顽固派，朋友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王福存

　　事情发生在解放初期。开国大典那隆隆礼炮声，使备受艰辛的国画大师李苦禅蓦然振奋起来。他正式被聘为新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教授。沉浸在翻身解放欢乐之中的爱国画家李苦禅，此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过去为了求学，只身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当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只得住在庙里，靠从舍粥棚里打粥度日，后来参加北大的勤工俭学会，发奋学习素描。考上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后，靠夜里拉洋车攒钱交学费..，26岁拜齐白石为师学习国画，28岁就当了教授。那时社会黑暗，压制人才，外敌入侵，政府腐败，着实不愿效力，宁肯饿肚子，也坚决要辞职。如今，沧桑巨变，国家有望，被人民政府聘为教授，理当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

　　人逢喜事精神爽。李苦禅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兴冲冲地吟诵起：

　　人世悲欢皆虚幻，

　　七情六欲一念牵。

　　一旦悟通烦恼处，

　　心中净土连西天。

　　咄！咄！

　　无染无垢超三界，

　　白藕脱泥即苦禅。

　　然而，乐极生悲，祸自天降。李苦禅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学院个别领导不知何故，让这个堂堂的教授每星期只上两节课，其余时间去陶瓷系工作室画茶壶、茶碗，最后干脆脱离教师队伍，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靠他每月12元的薪水度日。

　　1950年夏末，一位从延安回到北京的内弟，了解到李苦禅的委屈之后，给他出主意。

　　“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做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写信告状，给毛主席写信！”

　　“主席能管这点儿小事？”

　　“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李苦禅高高兴兴地对妻子说，弟弟叫咱告状申冤，咱就泼个胆给毛主席写封信吧？妻子急忙劝他：算啦，咱们就不要打扰毛主席啦！“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多操心。”他一把推开妻子，抢起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大半瓶白酒进肚，身子便不由自主了。他冲到画案前，提笔就写。

　　“润之先生：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时，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他又感不妥，自言自语道：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扯同学关系干什么？他抢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从笔端泫然而下，转眼写满了5张宣纸。他糊了个牛皮纸大信封将其装了进去，写上“毛主席亲收”，送往邮局。

　　酒醒后，李苦禅十分懊悔，不知一气之下写了些什么，可信已经发出。是福是祸，只是听天由命。

　　1950年8月26日，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言。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致教祺。

　　毛泽东

　　徐院长将这一好消息很快告诉了李苦禅。他那紧锁的愁眉一下子舒展开了。又高兴地吟起：“人生悲欢皆虚幻，..白藕脱泥即苦禅。”

　　不几天，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干部，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登门会见了李苦禅。

　　“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当李苦禅得知眼前的这位干部就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告别时，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很快得到了恢复，工资也由12块长到62块。从此，李苦禅报效祖国的愿望开始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