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夫
凡是在重庆住过的人，谁也忘不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整个山城震动了。在那个短暂却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喜讯频传，接踵而来的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蒋介石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经过8年动乱，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这个大好局面的将是历史的罪人。国共谈判是大势所趋，亦是众望所归。为此事父亲显出极大的兴奋，他在《日本投降了》这篇社论中就热烈赞颂毛主席来重庆商谈国是是“喜上加喜”。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于8月28日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那些天，重庆城显出一派从未有过的，既兴奋活跃又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翘首盼望谈判成功，因而神情十分紧张，父亲更是坐卧不宁，忙得不见人影。没过几天，传出了好消息：毛主席要来《大公报》馆赴宴。
9月20日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见到大人如此忙碌，孩子们也跟着活跃起来。谁都想看看毛泽东主席。可惜不许孩子们进院子里去。我当时已是个半大姑娘，不好意思往里挤。正在念小学的弟弟磨了半天，也没让进去，他便爬上墙头向里张望。我最初还有些拘谨，待听到汽车响动时，便也不顾一切地爬上墙头。我正好望见两辆汽车开进报馆院内。
“毛先生！走在前面的是毛先生！”弟弟首先嚷了起来。我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果然见到已走下汽车的毛主席正在上台阶。原来毛主席是个大高个子，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
父亲是主人，他迎上去与毛主席握手。跟在毛主席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只见他们笑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二楼的“季鸾堂”，我们就再看不见什么了。
整个下午，我和其他孩子都在议论着这件新闻，当然更惦记的是向父亲打听一点内幕。可是完全出人意料，十分健谈的父亲这天夜里一反常态，变得默默无语。我们和他谈话，他也好像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很不平静，正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
第二天父亲终于告诉母亲，在席间，他对毛主席谈起“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主席笑笑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话讲得虽平易，但意思却很清楚，明明白白地揭出了蒋介石毫无统一诚意的事实，使父亲无以答对。
父亲的思想一直是在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下，他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进行谈判就是大团圆了。正如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评中所写的：“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走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
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19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8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嗜好的。”
这篇社评过于乐观了，毛主席的话确实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期间，父亲一方面对蒋政权感到极度失望，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可他又有一些矛盾的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介石不得不答应抗日，总算把个局面支撑到了今天，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蒋介石来维持吧？父亲当时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真心诚意的在为国家、为老百姓着想，结果却是在为蒋介石帮忙做说客，要求共产党服服贴贴任蒋介石宰割。这个道理他虽然从这天起就有所领悟，但却在摸索了很久之后才彻底明白过来。
不过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见到国民党拿不出谈判方案，且又无事生非的情景，父亲忽然感到是否会出事，他很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他和章士钊先生不谋而合，产生了暗示毛主席赶快离开重庆的想法，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毛主席主动来找章先生讨教，章先生便说出了在心中已藏了数日的警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解放后，我的父亲一度有一桩言述的隐忧。原来是上海《大公报》的销售量开始下降，父亲感到了危机。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父亲为《大公报》的命运担忧，可又不愿意再向周总理要钱。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搬回北方，又苦干不知该向那一级请示。经过反复思考，父亲感到必须惊动毛主席了。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毛主席。信送出去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父亲立即进京会见毛主席。
父亲到京后，由彭真、胡乔木等领导人陪同，进中南海见毛主席。他们来到主席处，主席刚刚游完泳，精神特别爽朗，招呼大伙坐在藤椅上。毛主席认真而细致地听完父亲的汇报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
毛主席见父亲满脸笑容，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便接着风趣他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天津《大公报》已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得恢复原名，我父亲便是收复了失地。
父亲回到上海时，是欣慰，是感慨？他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对毛主席的魄力由衷佩服，对共产党的作风深为折服。党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意见明确，作法果断，行动敏捷。父亲原以为十分复杂的迁移问题，苦恼了不少日子，可是一经提出，无一日耽搁就办完了，而且让人没有后顾之忧。不仅赴津人员和家属一次搬完，剩下的人员一律由上海市政府包下来，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这次北迁无疑是《大公报》的第二次新生。
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
